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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大學生迷茫的紀錄片

教育 更新时间:2024-07-29 18:10:45

渡口村東新街的古紫藤是東山這座千年古鎮的見證。紫藤樹下的郭裕堂是目前東山保留最為完整的明代民宅建築,如今演變成蘇州東山鎮的曆史文化陳列館。

白紙、清茶、印章……館裡的老先生們可謂東山小鎮最好的曆史教材,大小學問,盡在腹中。

8月16日,兩名大學生——北京化工大學大三學生潘超和山東藝術學院大四學生杜雲峰來到這間600平方米的陳列館。他們是今年夏季“口述曆史·東山紀錄短片創作研習營”的成員。

按研習營的計劃,他們要走訪的便是這紫藤樹下的老先生,并要在半個月時間裡用一條15分鐘的短片完成一份口述曆史資料。頭一回見面,兩人心裡都有些打鼓。

90後的年輕人,塵封多年的曆史,交錯在紀錄的光影之間。

拍大學生迷茫的紀錄片(這些90後大學生用口述史方式拍紀錄短片)1

28位青年重組成13個團隊,在指導老師的幫助下就各自分到的選題拍成13部東山紀錄短片。 “口述曆史·東山紀錄短片創作研習營”主辦方供圖

一個外鄉來的“東山人”

當潘超和杜雲峰第一次踏進曆史文化陳列館時,館裡的人就告訴他們,想聽曆史,要找薛利華老先生。

薛老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

他原本不是地道東山人,出身江陰,17歲時才來到東山。他賣過魚肉、做過采購,還曾在1950年代的司法機構工作。如今,老先生家中也有了四代東山人。初中文憑的他主編了獲得江蘇省方志成果一等獎的53萬字《洞庭東山志》,還組織建起了東山方志名人館(今天東山曆史文化陳列館的原型)。

今年79歲的薛老聲音洪亮,還有一口濃郁的吳語口音。說起陳列館的點點滴滴,老人家難掩興奮。一開始還有些拘謹,之後越說越激動。

看潘超和杜雲峰聽到方言面露難色,老先生很自然地找出一張白紙,把一些字詞直接寫下來。

在杜雲峰的鏡頭裡,每換一個房間參觀,薛老會默默把上一個房間的燈關上。介紹院子裡那些古碑時,薛老邊說邊拂去古碑上的落葉。

杜雲峰感慨:“他對這個地方,真的充滿了感情。”他原以為寫史的老人會很無聊,深入了解之後才發現老人做事很認真,很可愛。“真的是熱愛一件事才會真正地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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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老邊說邊展開資料。 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圖

每個人都可以是一部曆史

潘超和杜雲峰并不是學習曆史的大學生,他們一個學環境工程,一個是傳播學出身。

而這次的研習營是由中國·東山紀錄片小鎮、良友文化YouthDoc青年影像計劃、“家·春秋”口述曆史影像記錄計劃共同發起的公益活動。“家·春秋”策劃執行機構新曆史合作社總編輯唐建光告訴澎湃新聞記者,他們從全球600多位青年報名者中選出28位,重組成13個團隊,在指導老師的幫助下,就各自分到的選題拍成13部東山紀錄短片。

此番走訪,中國傳媒大學崔永元口述曆史研究中心首席記者張鈞是潘超和杜雲峰的導師。

“張老師,薛老剛才說的五人小組、肅反運動,您再給我們講講吧。”一出陳列館,潘超和杜雲峰就拉着張鈞提問。

其實,95後潘超在去年就參加了第二屆“家·春秋”口述曆史影像記錄計劃。他把鏡頭對準自己的奶奶,聽奶奶講述年輕時的故事。

他還曾站在《我是演說家》的舞台上,問了在場所有人三個問題:“知道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名字的請舉手、知道他們生日的請舉手、知道他們最驕傲的事的請舉手。”

問到最後一個問題,全場舉起的手僅剩下一隻了。

“之前,我很多同學都認為曆史是寫在課本上的,是需要考試的一門科目。但大學生口述曆史讓我從過去的精英曆史觀剝離出來,把我們的關注點放在個人身上——每個人都可以是一部曆史。我們要有個人史、家史、街道史、村史、縣史.......這樣交織在一起才可能呈現一個盡可能真實的曆史。”

“不過,拍東山比拍家史難,因為你要面對的是你過去完全陌生的曆史。”潘超向澎湃新聞記者坦言,現在自己最大的不足就是欠缺曆史知識。

“我覺得前期的準備特别重要,否則面對采訪對象就是無知的,而不是求知的狀态。如果你對這個曆史背景一點了解都沒有,那你是做不了口述曆史的。”

“和薛老交流時,很明顯方言也是一個問題。其實張老師也不大懂方言,但是薛老講的時候他就能反映到自己的曆史知識結構中。他也很會觸發受訪者的表達,比如他明白了薛老說的一個曆史時間點後,就能鼓勵薛老繼續說下去。”潘超很是感慨。

杜雲峰也告訴澎湃新聞記者,自己第一次聽薛老講述有一種雲裡霧裡的感覺。但這并沒有打擊到兩人的積極性。“聊了一個下午,我們真的很有成就感。”杜雲峰說,“其實你在聽别人曆史的同時,也是在為自己的曆史注入能量,讓自己成為一個有曆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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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超(左)和杜雲峰在聽張鈞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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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超和杜雲峰在拍攝路上。

“采訪隻是口述曆史的第一步”

“你們這個年齡,很多東西不知道是正常的。那就虛心去問。”

在後來的選題讨論會上,張鈞還不斷提醒潘超和杜雲峰,影片要完善“薛老”這個人的形象,就不能隻訪問薛老一個人。“比如他的家人、同事、鄰居,是怎麼看他的,你們得多花點時間給采訪。”

“其實拍紀錄片和做口述曆史是兩碼事。紀錄片還是有創作成分的作品。口述曆史最主要的是記錄。”張鈞告訴澎湃新聞,做口述曆史更需要了解中國現當代史的整個脈絡,“當受訪者提到某個東西的時候,你有反應,受訪者也會更有興趣和你講。口述曆史對曆史儲備的要求更多。”

在他心中,口述曆史是采訪者和受訪者共同完成的東西。

“曆史怎麼體現?你要用曆史學的方法對采訪資料加以辨析、考證、校注。比如受訪者說的某一段,或許就是和其他人說的對不上,那你就要有所懷疑,甚至可以通過作注的方式在下面有所比較。口述曆史不是口述實錄,采訪隻是口述曆史的第一步。”

對于這群年輕的、尚無多少曆史儲備的孩子,張鈞感慨:“過去曆史課本的講述都是宏達的叙事理念,人的形象是缺失的。現在通過口述曆史這個概念的推廣,以人為核心的理念,是對傳統曆史觀的颠覆、沖擊,這很重要。”

“在做的過程中,這群孩子自己也産生過一些困惑。如果他們有心,就不會僅僅滿足于記錄,會有解決問題的欲望,慢慢地水平就提高了。最後他所能提供的東西,不僅是個人的記憶,還是一份可靠的史料。”

當聽說這兩個非曆史科班出身的孩子開始反思自己的曆史儲備,張鈞感到欣慰:“通過這樣的實踐,能夠讓他們有進步的願望,有去了解更多曆史的興趣,這活動就沒有白搞。”

南京大學曆史學院教師武黎嵩也向澎湃新聞表示:“一般認為口述曆史門檻很低,或者說曆史門檻也很低,今天的知識分子都可以拿曆史說事,但是真想搞好(曆史)其實很難。口述曆史是公衆參與的史學,它需要公衆參與,但是最後它的精品依然少之又少。”

“可是,不是說做得不夠就沒有意義了。當全民都開始正視曆史,很認真地回顧既往發生的事情時,這個民族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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