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場失意

提起蒲松齡，我們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他的代表作——文言短篇小說集《聊齋志異》。

蒲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别号柳泉居士，山東淄川蒲家莊（今山東淄博淄川區洪山鎮蒲家莊）人。生于1640年，卒于1715年，享年76歲。

蒲松齡出生之時，正趕上明末清初鼎革之際，兵荒馬亂，自然災害頻繁發生，但知識分子的追求目标——科舉卻沒有絲毫的改變。蒲松齡的家族在淄川算得上是書香世家。明朝萬曆年間，全縣食饩的秀才共八人，蒲氏家族就占了六人。高祖蒲世廣是廪生，曾祖蒲繼芳是庠生，到了祖父蒲生讷這一代，由于沒有考中秀才，家道開始衰落。

蒲松齡的父親名槃，字敏吾，也沒有考中秀才，後來幹脆放棄科舉做起了生意。不過，他在做買賣的同時，也繼續學習經史，“博洽淹貫，宿儒不能及也”。由于四十多歲還沒有兒子，蒲槃便不再經商，而是用錢周貧建寺，吃齋念佛。信仰佛教，大概是為了多行善事，以求菩薩給自己帶來個兒子吧，這在當時的封建社會是比較流行的做法。由于失去了經濟來源，到了晚年，蒲槃的家境艱難起來，然而卻連連得子。蒲松齡是嫡妻董氏所生的第二子。可以看出，蒲松齡出生在一個家道中落卻有書香門風的家庭。

由于家庭生活困難，請不起教師，蒲松齡兄弟們的教育，一直由父親蒲槃承擔。順治十五年（1658），19歲的蒲松齡第一次參加了縣府道考試，以三個第一名考中了秀才。他的文章甚至得到了淄川縣知縣、山東學政等人的贊賞。此時的蒲松齡可謂志得意滿，對前途充滿着希望，今後的一切功名似乎都唾手可得。誰知，造化弄人，這次贊賞是蒲松齡在科場中第一次獲得的殊榮，卻也是最後一次。此後，蒲松齡連連參加鄉試，每次都铩羽而歸，直至知天命之年，在其夫人的勸說下才終止了這種既無謂又無望的拼搏。

世上有些事情就是這樣。自己追求了一輩子，為之嘔心瀝血，忙活得死去活來，卻沒有理想的結果；而隻是随心所欲，浮白載筆，抒發真情實感的作品，卻讓作者留下了不朽的聲名。蒲松齡大概就屬于這一類人。科場的失意，使他沒有機會以顯赫的政績彪炳史冊，卻憑借《聊齋志異》一書為後人所敬仰。

（二）《聊齋志異》的成書

其實，早在少年時代，蒲松齡就“每于無人處時，私以古文自效”，流露出對文學的喜愛和天賦。據學者研究，《聊齋志異》共有六次成書過程。

第一次成書約在康熙三年至康熙八年（1664-1669），即蒲松齡25歲至30歲之間。此時，蒲松齡與摯友張笃慶有唱和詩，張笃慶《和留仙韻》有“君自神仙客”“司空博物本風流”“君自黃初聞正始”等句。蒲松齡既然以“神仙客”、仙人黃初平、博物司空張華而聞名于同人之中，可以斷定，以他“少負異才”且“雅愛搜神”“喜人談鬼”的品性，當時應該寫有相當數量的篇目，且已有寫成一部專書的計劃。此外，由這些稱譽可知，蒲松齡所記這些搜神、談鬼之篇，一開始就被視為可與“張華《博物志》”并列之作，這體現了時人對蒲氏《聊齋志異》的評價。

第二次成書是在康熙十八年（1679），即蒲松齡40歲時。在《聊齋志異》成編以後，蒲氏“雅愛搜神”“喜人談鬼”的興趣沒有終結，其“聞則命筆”的習慣也沒有改變，況且《聊齋志異》作為短篇小說集，可以無限制地擴充。就在這次成書之際，蒲松齡寫了《聊齋志異》的序言，名為《聊齋自志》。序中體現的是蒲松齡中年的心路曆程和此一階段《聊齋志異》的創作宗旨。序言強調《聊齋志異》有着現實的勸懲和明确的批判目标，也流露出蒲松齡生計的窘迫，在科場中懷才不遇、渴望知己的創作心态。

第三次成書是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即蒲松齡43歲時。從40歲到43歲，蒲氏續作了多少篇，已不可考，然《祝翁》《水災》是在康熙二十一年所作。也是在這一年，蒲松齡将《聊齋志異》重新作了編定。

第四次成書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即蒲松齡50歲時。有意思的是，由于蒲松齡在官員王士祯的幕府工作，兩人同時或先後得到一些同一來源或同一傳播渠道的故事，他們将這些故事各自記入自己的書中：王氏記入《池北偶談》，蒲氏記入《聊齋志異》。因此，我們今天看這兩本書中有一些篇目是相同的。康熙二十八年，王士祯作成《池北偶談》，蒲松齡則将《聊齋志異》重新編定，請王士祯閱評，于是有王士祯題七絕一首：“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時。”蒲氏依韻答詩雲：“《志異》書成共笑之，布袍蕭索鬓如絲。十年頗得黃州意，冷雨寒燈夜話時。”從康熙十八年蒲氏集大成性編成《聊齋志異》并作《自志》，到這次重編成書，正好十年。

此後，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蒲松齡60歲和康熙四十七年（1708）左右，蒲松齡69到70歲時，又對《聊齋志異》進行過兩次編訂，還補充了一些篇目。70歲以後，蒲氏便擱筆了。

目前通行本《聊齋志異》共490餘篇。該書題材廣泛，内容豐富，人物形象鮮明生動，故事情節曲折離奇，結構布局嚴謹巧妙，文筆簡練，描寫細膩，堪稱文言短篇小說的巅峰之作。

“聊齋”是蒲松齡的書齋嗎？

一般認為，“聊齋志異”的意思是在“聊齋”裡記錄奇異的故事。那麼，“聊齋”是什麼呢？是蒲松齡的書齋名嗎？

乾隆五年（1740），距蒲松齡逝世僅25年，他的孫子蒲立德為《聊齋志異》作跋，說：“《志異》十六卷，先大父柳泉先生著也。先大父諱松齡，字留仙，别号柳泉。聊齋，其齋名也。”照理說，最了解蒲松齡的應該是他的後代，其孫之言應屬定論。但讓人奇怪的是，蒲松齡本人與其朋友幾乎從來沒有說過“聊齋”是其齋名的話。因此，有學者提出了兩點疑問：一是既然《聊齋志異》以“聊齋”命名，為什麼在文獻中對“聊齋”的解釋極少？二是據記載，《聊齋志異》本來不叫此名，而叫《志異》，這從其友人的記載中随處可見。馬瑞芳先生的《馬瑞芳揭秘〈聊齋志異〉》中說：“人們往往都認為蒲松齡的書齋當然是‘聊齋’。其實，‘聊齋’最早僅是蒲松齡寫《聊齋志異》時虛拟的一個書齋，現實生活中他的書齋先是叫‘面壁齋’，後又叫‘綠屏齋’，最後才定為‘聊齋’。”由此可見，“聊齋”是不是蒲松齡的書齋名還有待考察，或者說，還沒有足夠的材料來證明就是他的書齋名。

其實，與其說“聊齋”是蒲松齡的書齋，不如說是他的“心齋”。這裡的“心齋”可以定義為“心靈寄托之齋”。為什麼這麼說呢？如前所述，蒲松齡雖喜歡談天、談地、談狐、談鬼，但縱觀其一生，他更喜歡科舉，甚至為之付出了畢生的精力，結果每次都是兩手空空而歸。寫作《聊齋志異》一定程度上是他的精神寄托，“聊”字的一個意思就是“寄托、依賴”，我們常說的“百無聊賴”“無聊”就是此意。而“無聊”也有兩種解釋，一是無以為生，二是精神無所寄托，此處當取第二種。蒲松齡在《聊齋自志》中說：“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正是這個意思的真正流露！在“心齋”中，蒲松齡寄托了自己無窮的心事，在極端落寞中得到些許安慰和滿足。而這也是蒲松齡創作《聊齋志異》的一個動機。

《聊齋志異》的素材來源

人們都說藝術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聊齋志異》正是這樣的一部作品。必須承認，《聊齋志異》的成書有其地域文化傳統的因素，蒲松齡的家鄉淄川古屬齊地，是北方神仙方術和浪漫文化的淵薮，“山東多狐狸，嘗聞狐狸成精，能變男女以惑人”“凡村皆有神祀以寄歌哭”“習俗披靡，村村巫戲”——這些為成書提供了文化背景；而更重要的是蒲松齡個人生活經曆的升華。

比如，在蒲松齡十幾歲的時候，父親為他訂了親。嶽父劉季調是一個老秀才，為人端方正直。蒲家托媒提親時，曾有人以蒲家貧窮加以阻撓，但劉季調很滿意蒲家的書香門風，尤其欽佩蒲槃的人品，堅定地答應了這門親事。順治十二年（1655），蒲松齡16歲時，謠傳朝廷要選民女充實後宮，于是人心惶惶，紛紛嫁女。劉季調便把女兒送到蒲家避難。過了兩年，蒲松齡正式迎娶妻子。書香門第的女兒嫁給窮秀才，窮秀才發奮以報，這是《聊齋志異》中一個很突出的主題。蒲松齡一輩子拼命參加科考，固然有家族、社會的因素，可能也有對以身相許的妻子的報答之情！

又如，大約在蒲松齡的大兒子出生之後，他的大家庭發生了分裂。其原因，據蒲松齡在《劉孺人行實》中披露，是來自于他大嫂的吵鬧。蒲松齡的大嫂性格很兇悍，給予蒲松齡很深的刺激，這成為後來《聊齋志異》的《孫天官女》《江城》《呂無病》等篇中悍婦的原型。

再如，蒲松齡在江南期間遊曆了許多地方。他遊淮陰，憑吊霸王祠，泛邵伯湖，登北固山，遊曆了揚州，“始知南北各風煙”。對于江南民俗的調研了解，給《聊齋志異》叙述有關南方的故事注入了活力。《青蛙神》《五通》《晚霞》《王桂庵》等篇之所以具有那麼濃郁的江南水鄉氣息和風采，得益于他的江南之行。值得一提的是，南遊期間，蒲松齡還結識了一個名叫顧青霞的歌妓。她會唱曲，善吟詩，蒲松齡很欣賞她的吟誦技巧，稱贊說：“曼聲發嬌吟，入耳沁心脾。”在《白秋練》《連瑣》等篇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個愛吟誦詩歌的少女的影子。

最後，《聊齋》中關于科舉的故事是蒲松齡苦悶不平心理的抒發，既是對科舉的揭露、諷刺和鞭撻，也記錄了他的心路曆程。像《葉生》篇寫文章詞賦冠絕當時卻久困科場的葉生，死後仍以幻形留在世上設帳授徒，使知己之子成名中舉。文末有一大段“異史氏曰”，抒發其科舉失意的悲憤。後來，蒲松齡逐漸認識到科場之腐敗，于是又對考場舞弊等現象進行了揭露，并對試官的目中無文加以嘲諷。

《聊齋志異》的現代價值

《聊齋志異》雖是一部短篇小說集，而且内容多與神鬼有關，但其故事背後卻有一定的内涵和道理，于今不無借鑒意義。

首先，《聊齋志異》體現了親切和諧的自然觀。《莊子·齊物論》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在蒲松齡的筆下，萬物有情有義，充滿靈性與智慧，無論是狐狸花鳥還是虎蛇龍鼈等，皆與人親密自然地接觸，和諧地相處。這是對中國古代萬物有靈、物我真誠溝通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像《嬌娜》中孔生是凡人，嬌娜一家是狐。但嬌娜于孔生有療疾之恩，嬌娜兄與孔生則有朋友之誼，嬌娜姨姐與孔生更有夫妻之情，孔生以身赴難，救嬌娜免遭雷霆之劫。此後他們更是同歸同處，與嬌娜“兄妹棋酒、談宴若一家然”。這種人與物或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是蒲松齡所追求和向往的。

其次，《聊齋志異》體現了蒲松齡憂生愛民的人生觀。如《冤獄》中朱生被冤拟斬，關帝前周将軍附體殺人真兇，指斥昏官，從而使冤獄平反，朱生得以活命。蒲松齡在結尾處用超出原文的筆墨對訟獄進行了義正詞嚴的譴責：“訟獄乃居官之首務，培陰骘，滅天理，皆在于此，不可不慎也。躁急污暴，固乖天和，淹滞因循，亦傷民命。一人興訟，則數民失時；一案既成，則十家蕩産。”蒲松齡憤憤不平地指出了昏官對民命、對百姓生活處境造成的深刻影響，也反映出他關心百姓疾苦和憂生愛民的意識。

第三，《聊齋志異》體現了對“悌”道的弘揚。“悌”的含義，《說文解字》解釋為“悌，善兄弟也”。“善兄弟”即善待兄弟、友愛兄弟。清代學者程允升在《幼學瓊林》中寫道：“世間最難得者兄弟”，體現了清人對兄弟之情的看重。為了弘揚悌道，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撰寫了一些兄弟相親相愛的篇章，其代表為《張誠》。故事說的是齊地一在河南經商的張姓男子，因家鄉發生戰亂，于是就在河南安了家。此後娶了兩任妻子，前妻生子張讷後，不久病逝，繼妻牛氏，生子張誠。牛氏為人悍妒異常，對張讷非常兇狠。有一次，張讷去山上砍柴，因遭遇暴風雨，砍的柴數量不夠，牛氏便不讓他吃飯。當放學歸來的張誠得知原委後，不聲不響地偷出面讓鄰居做給哥哥吃。并且從第二天開始，他主動到山上幫哥哥砍柴，沒有斧子，就“手足斷柴助兄”，即便手指頭磨破了，鞋子磨穿了，也不改初衷。同樣，哥哥張讷對弟弟也十分友愛，甚至為了救弟弟不惜自己的性命。這種體現兄弟手足情深的故事，宣揚的是一種正能量。

最後，《聊齋志異》中對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敗與黑暗進行了揭露，痛斥了各色貪官污吏殘酷和醜惡的行徑，體現了作者的正義感。蒲松齡的中青年時代雖然生活在所謂的康熙盛世，但由于封建社會體制的痼疾，還是擋不住有些官吏的“市恩立威，連接黨羽，販鬻官爵，任意派缺，交結靳輔，牽制言官”。蒲松齡目睹了這一切，便借助一個個離奇的鬼神故事來反映現實。如在《韓方》一篇中，他借助冥間枉死之鬼去鬼都投訴，沿途受到陰間鬼吏索賄的故事來諷刺當時的官吏巧立名目，向下層民衆盤剝。他在篇末評道：“沿途祟人而往，以求不作邪祟之用，此與策馬應‘不求聞達之科’者何殊哉！天下事大率類此。猶憶甲戌、乙亥之間，當事者使民捐谷，具疏謂民‘樂輸’。于是各州縣如數取盈，甚費敲撲。時郡北七邑被水，歲祲，催辦尤難。唐太史偶至利津，見系逮者十餘人。因問：‘為何事？’答曰：‘宮捉吾等赴城，比追“樂輸”耳。’農民不知‘樂輸’二字作何解，遂以為徭役敲比之名，豈不可歎而可笑哉！”這段文字直接針對時弊，揭露了那些貪官污吏實際上是半官半寇，借用權勢，巧立名目，強取豪奪。而在《席方平》一篇中，蒲松齡更是借冥間官吏的貪贓枉法、橫行霸道來抨擊現實政治的黑暗與腐敗。從這個角度說，《聊齋志異》也稱得上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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