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方升是商鞅為秦國變法統一度量衡時所監制的标準量器，方升較窄的一端有一中空柄，其餘三個側面與底面都刻有銘文，銘文可分為兩組。方升的體量并不大，通長18.7厘米，寬6.9厘米，深2.3厘米，容積為202.15毫升，也就比手略大，然而這樣一件小型青銅器卻受到了極大的重視，因為它見證了湮遠曆史中的重大節點，更作為一件标準量器，成為中華文明經濟秩序奠基之途上的“強國重器＂。

商鞅方升戰國中期.秦

上海博物館藏

一、青山不老商君法：商鞅方升的銘文與故事

商鞅方升作為标準量器是用于計量容積的，而古代量器多用于計算農作物的多少，是商品交換和農業賦稅征收的重要參照标準。其上镌刻的銘文意義重大，顯示了它曆經的商鞅變法統一度量衡和秦始皇統一中國兩個重大曆史節點。時至今日，商鞅方升也是商鞅變法唯一的實物例證。

于是以鞅為大良造。……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鬥桶權衡文。居五年，秦人富疆，天子緻昨于孝公，諸侯畢賀。——《史記·商君列傳》

商鞅本是衛國人，姓公孫氏，故又稱衛鞅、公孫鞅，後因成功收複為魏國所據的河西而受封商君。秦孝公元年（前361年） ，孝公為強秦，下令求賢，商鞅入秦國說服孝公實行變革，駁斥守舊派“法古” “循禮”的主張，傾力推行變法，先後任左庶長、大良造。在法令公布前，商鞅立木為信，取信于民。行新法之後，太子違犯新法，商鞅考慮不可施刑于君嗣，于是刑及太子之師。新法施行十年，鄉邑大治，達到強國之效。

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 ，秦國遷都鹹陽并借此機會逐步開展第二次變法，商鞅普遍推行縣制，改革了土地制度，實行更為合理的賦稅制度，并且統一了度量衡。商鞅方升就是這一時期的産物。方升的一側壁刻有“十八年，齊遣卿大夫衆來聘，冬十二月乙西，大良造鞅，愛積十六尊五分尊壹為升” ，記述了秦孝公十八年（前344年），時任大良造的商鞅監制此件标準量器，并規定方升的容積，即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為一升的史實。這一段銘文顯然是此器鑄成後镌刻的，以記錄方升制成。方升柄對側刻有“重泉”二字，應為地名，在今陝西蒲城縣，據推斷是與前述銘文同時而刻，可能是此件方升當時的使用之地。

拓展

銘文考釋

對于這段銘文中“齊遣卿大夫衆來聘”一句的含義史家有不同的看法：一說指出，提及齊國卿大夫使團到訪一事是與前面的“十八年”用意相同的，這樣通過記錄年内的一件大事來标記對應年份，是古人曆史紀年的常用方式；而也有人認為齊國使團訪秦正是前來商讨度量衡變革統一的相關問題，确與此件方升代表的制度變革相關.因為齊國的容量制度在戰國後期确實有從四進制和十進制并用發展為統一使用十進制的變化。

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史記·秦始皇紀》

秦始皇統一六國，推秦制而及天下，奠定了此後數千年中華文明的版圖、制度與文化基礎，當此鼎革之際，小小的商鞅方升再次躍然于曆史舞台之上。方升底面刻有第一組銘文：“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号為皇帝。乃诏丞相狀（隗狀）縮（王縮）:法度量則不一歉（嫌）疑者，皆明一之。”這段銘文與前一段銘文時隔一百多年，記述了秦兼并六國、建立大一統帝國後，秦始皇命令丞相隗狀和王縮将商鞅既定的标準推行至全國，代替列國複雜的量制，并将此诏加刻于方升。同時期方升另側壁所刻“臨”字則顯示了它在始皇頒發诏書時，被發放到了“臨”這一地方，以作為标準量器。

上海博物館另藏有一件秦始皇時期的量器：始皇诏銅方升，它的器型與體量皆與商鞅方升十分相似，其外壁一側的銘文也與商鞅方升秦始皇銘文相同，其容積為215.65毫升。考慮到當時的鑄造技術限制以及年代久遠導緻的變形和積鏽所帶來的誤差，可以認為始皇兼并天下後，基本沿用了商鞅時所定的容量單位、單位量值及标準器形，而商鞅方升正見證了這百年的延續與傳承。

當然，除此之外，商鞅推行的諸多法令與規範都成為秦國崛起的基石，正如《韓非子.定法》言“商君雖死，秦法未敗也”。在商君之法的基礎上，秦作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帝國，建立了一整套的中央集權國家機器，然而此時秦所統治的疆土難免具有長期分裂狀态下的慣性，因此除了秦國律法的推行以外，統治者對于從各個方面将其融為一體作出了諸多努力。

商鞅方升（背面圖） 戰國中期·秦

上海博物館藏

始皇诏銅方升 秦

上海博物館藏

二、度量衡的統一與一國之基

一般認為，計量是指統一準确的測量，而計量活動的實際範圍是非常廣泛的，除了度量衡之外，諸如時間、溫濕度等測量也包含在計量的範圍之内，計量活動從其誕生之初就注定與人們的生活融為一體、密不可分。

原始人群通過勞動、生活和分配，對數和量逐步有所認識，并産生了表示數量的方法如結繩記事和按量估堆等。——丘光明《中國古代計量史》

在中國的曆史記載中，計量活動從很早就開始被提及，而計量本身也從具體在某種社會生産活動中的應用，擴展到用于國家經濟運作中的土地分配與賦稅繳納，乃至成為一種政治權威的象征。且以度量衡為讨論範圍，度、量、衡，即對應今天的長度、容量、質量，至晚至西周時期，一套度量衡管理制度确已形成[1]。《史記·五帝本紀》中提及了黃帝“設五量”舜帝召集東方諸侯“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的事迹，盡管這些記載都已經難以确實地考證，但其顯示了度量衡制度由來已久，并且至少在西漢司馬遷著書之時，度量衡的統一已經作為國家統一、繁榮的重要标志而深入人心。而從更為具體的角度來看，大禹治水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

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史記·夏本紀》

盡管我們并不知道當時是否的确以自己的身高和體重作為度量的标準，但是從各種記載之中可顯見的是，禹在治水過程中運用測量工具進行了實地測量，并且至少建立了長度的基本單位。

夏朝建立以後，從實物賦稅起步的賦稅制度也應運而生，這也促使實物計量中統一标準的建立，與此同時，國家也需要對各種資源進行分配，尤其是對人們賴以生存的土地進行合理的測量與配給。在出現了剩餘産品與商業活動後，以貨币為媒介的交換逐漸取代了以物易物的交換方式，對于貨物準确的計量成為價值判斷和商品交換的依據。而無論是在賦稅繳納還是在市場管理中使用度量衡器進行計量都需要根據一定的标準，這套标準由政治權力制定、推行，以維持社會政治經濟的穩定。然而記載舜需要與諸侯統一度量衡标準的做法也顯示，在不同國家中，度量衡标準往往處于各自為政的狀态，春秋戰國時期無疑達到了中華大地上度量衡制度繁榮而混亂的一個頂峰，這一時期不僅各國之間的度量衡标準各異，一國之内随着不同政治勢力的消長，度量衡制也在不斷發生改變。

進入商鞅方升所見證的逐漸統一的時代，度量衡制度也呈現出一種亂後大治的面貌，秦朝在頒布一整套度量衡标準的同時，鑄造了很多标準度量衡器以推進制度的實施。流傳至今的百餘件秦朝度量衡器上絕大多數刻有诏書，而将這些實物遺存與同時期的文書、後世的文獻相結合，我們可以大略一窺秦朝時人們的長度、容量與質量概念。或許由于制作材質不易保存，至今并沒有見到秦朝專用于“度”的器具，所以關于當時的長度單位與實際标準，多從文獻記載與實物“量”器而來，而秦量、秦權則多有留存，使得我們今天能夠知道一些通行的秦朝容量與質量标準。下表羅列了一些現今通過測量而知的、較為确定的秦朝度量衡單位：

從具體的實物遺存來看，出于不同的需要，這些量、權也呈現出多種大小，正如今天一整套的砝碼或者不同容量的量杯。如目前發現的秦朝銅量的容量就有四分之一鬥、三分之一鬥、一升、半升等，商鞅方升恰是标定一升容量的一件銅量；陶量也有一斛六鬥、一鬥、半鬥等。秦權則有從一石至半兩的十數種。秦朝還制定了嚴格的檢定制度，以防止在量衡器具上行舞弊之舉。

秦朝度量衡的統一為中華大地上度量衡制度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漢承秦制，度量衡單位與器物形制幾乎無所更張，至西漢末年，在王莽托古改制的背景下，度量衡制度經過了大規模的考訂與改革，方形成了中國古代最為系統、權威的度量衡理論體系，後由《漢書·律曆志》收錄為“審度” “嘉量” “權衡＂各篇，這也成為中國度量衡制度系統成文之肇端。這一體系沿用至三國兩晉時期，基本未有大變。

南朝梁、除兩朝，升鬥仍沿襲新莽舊制，每升約合200毫升。齊朝量制大于古升，約300毫升。北朝量制增長速度很快，北魏時每升“于古二而為一” ，約400毫升，其後又有增長。

至隋文帝統一全國，建立隋朝時，容量1升已增至約600毫升。——丘光明《中國古代計量史》

于是至隋朝再度統一時，再要恢複古制已經變得不合實際，便以北周的度量衡制度為标準，折合今日的單位：

1尺長約29.5厘米， 1升約600毫升， 1斤約660克。——丘光明《中國古代計量史》

除此之外，根據不同需要，度量衡上出現的“雙重标準” ，即大制和小制也被固定下來，如有大尺、小尺，大升、小升等，以區分日常使用和特殊使用。隋文帝統一的這一套度量衡制度此後為曆代沿襲，總體上沒有太大的變化，例外的是，唐宋以降，重量單位的換算大多逐步改為了更便捷的十進制，并且容器的單位量值有所擴大，元明時期的一升就約合現今1000毫升了。

本文摘自上海博物館編《70件文物裡的中國》。

撰文｜淩悅揚

初審丨石維塵

終審丨湯世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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