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讀文獻綜述如何寫好?摘錄自彭玉生：《“洋八股”與社會科學規範》，《社會學研究》2010年第2期，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薦讀文獻綜述如何寫好?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薦讀文獻綜述如何寫好

摘錄自彭玉生：《“洋八股”與社會科學規範》，《社會學研究》2010年第2期。

文獻綜述指對與中心問題有關的文獻進行分析和綜合，尤其對年輕學者而言，這部分往往是研究中最難而且最耗時間的部分。現在國際一流雜志的文章，動辄數十篇甚至上百篇引文，但并非所有引文都與中心問題或中心假設（命題）有關，有時大多是用來引述曆史背景（如統計年鑒類），讨論控制變量或技術細節。這類輔助性引文應與核心文獻區别對待。下面讨論的文獻綜述系指核心文獻。

1.文獻綜述有三個公用：澄清貢獻，提供理論框架，提出理論緣由

功用一：澄清貢獻。經驗研究是事實性的，因此應該具有基類型。從哲學意義上講，所有科學知識都來自經驗觀察，但并不是所有經驗研究都要從零開始。我們不必每項研究都做出開天辟地頭一遭的姿态。文獻綜述能夠勾勒出研究領域的前沿陣地，讓我們清楚地看到哪些事新觀點、新理論或新資料，哪些是現有的，哪些是我們的新貢獻。不同于道德哲學需要天天講、月月講（因為永遠不能證實），科學發現僅僅需要被提出、證實（或證僞）、驗核，之後更多的驗證就是重複了，隻有教學功用。社會科學當然沒有那麼簡單，需要驗證的次數多一些。因此，社科科學研究也需要證明自己有新貢獻，不管是新理論還是新數據。如果學術刊物沒有這樣的基本要求，要麼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要麼是人人都在“重新發明輪子”。

與著名理論或學說“攀關系”很重要，與前人研究“劃清界線”更重要。找出現有文獻的空白點或缺陷是一種常見的澄清貢獻的途徑，但作者必須熟讀文獻。類似“現有研究都忽略了······”這樣的一棒子打翻一船人的斷言，說說容易，證明很難，往往站不住腳。但如果有根有據，也不失為一種很有效的策略。比如，古德（Gould，1991）認為集體行動的文獻越來越重視社會網絡因素，但由于網絡分析都采用個人層面指标，因而不能對網絡結構進行操作化。基于此，他以1871年巴黎公社起義為例，從網絡結構操作化入手，分析起義者的地域網絡如何影響不同市區國民自衛軍的參與度，從而加速起義的蔓延，有力地推進了相關研究。再如，英格拉姆、羅伯茨（Ingram & Roberts，2000）認為，盡管許多研究認識到正式的組織關系對組織行為和業績的影響，比如連鎖董事會、企業與企業間的合資關系、供貨關系等，但沒有人關注跨組織的私人關系對組織之間互動的作用。他們則籍分析悉尼酒店經理之間的朋友關系網，發現即便是競争對手之間的私人友誼也有益于酒店盈利，從而拓展了組織關系對組織行為和業績的影響的研究視野。

不同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和理論到底有多少積累性，很難說得清楚。經濟學好一些，從古典理論到新古典經濟學，再到新制度主義和信息經濟學，繼承和積累關系比較清楚。相比之下，社會學的實質理論經常是循環和跟風的，反映出社會學上沒有一個被普遍接受的理論範式來推動中層理論的發展和成熟。社會學還處在“前範式”階段，還在摸索統一範式。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和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都試圖建立統一的理論範式，但都并未成功。理性選擇理論很有前途，但距離被普遍接受尚“路漫漫其修遠兮”。缺少統一的理論範式說明社會學還不是以“拼圖填空白”為主的規範科學。但話說回來，多種“範式”共存未必是缺陷，也許反映學科的本質特點。對社會學來說，積累方式主要是對前人學術傳統的承襲，比如從塗爾幹的社會事實到帕森斯的社會系統論，從韋伯的權威分類到本迪克斯（R.Bendix）對傳統與現代權威的分析，從馬克思的階級論到賴特（E.Wright）的階級分析，等等。

功用二：提供理論分析框架。科學知識的增長依賴理論的構建和經驗證據的積累。沒有好的理論，我們積累的隻是資料而不是知識。彭加勒（Poincare，1952/1905：141）曾形象地比喻：“科學是由事實組成的，就像凡物是石頭砌成的；但是事實的積累并不等于科學，就像一推石頭不等于房屋一樣”。

社會科學研究者時常面對浩如煙海的資料不知如何入手。尋找理論視角是文獻綜述最重要的功用。理論有時候能讓我們對習以為常的事實産生新視角，加深對理所當然事件的理解，令人耳目一新。即使研究者面對的是從未觀察過的新現象，比如一個新部落社會，理論依然很重要，因為它提供了觀察視角。

例1：魏昂德（Walder，1995a）運用新階級理論（New Class Theory）來分析中國知識分子與官僚之間德沖突。他發現中國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具有不同的篩選标準，享有不同的特權。雖然這個結論對中國許哲來說既不新鮮，也不令人興奮，但魏昂德将其置于新階級理論的框架之下，從而深化了我們對中國知識分子境遇的理解。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之間的沖突并非中國獨有，而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通病。

例2：筆者對中國宗族網絡與私營企業關系的分析，理論框架既可以是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和科爾曼的社會資本理論的整合（Peng，2004），也可以說源于韋伯關于科層化、形式理性化與現代資本主義興起之關系（Penguins，2005）。所以，同一經驗問題，可以有不同的理論框架。

當然，研究人員也可以創造字自己的理論框架，不必囿于現有理論。本文強調理論框架的重要性，并不倡導對現有理論不加批判地全盤接受。有時用現有理論來解釋具體個案會有隔靴撓癢、不着邊際之感。但是，即使研究者決定發展新理論，仍然應該對文獻認真綜述，對現有理論進行批判性的回顧。通過澄清與現有理論的淵源和區别，研究者才能說明自己的創新之處。關于理論創新，容稍後詳述。

功用三：提供理論緣由。如果能做到以上兩點，理論緣由也就水到渠成了。如果研究者能夠在文獻中形成自己的問題，并将自己的研究與重要理論聯系起來，那麼已經證明了研究的意義。

2.什麼是好的文獻綜述？

文獻綜述反映研究者對所研究領域文獻的掌握程度和理論思維能力。評價文獻綜述并沒有硬性标準，就像評價藝術品隻有指導性原則而沒有硬指标一樣。筆者在這裡隻是提出一些“軟指标”供參考。

（1）前沿性。文獻綜述應該關注學術的最新發展，不是為了趕時髦，而是為了防遺漏。

（2）覆蓋性。一個好的綜述應該涵蓋所有重要文獻，圍繞研究的中心問題，探索方方面面的答案，包括自己不同意的答案。對與自己的假設或發現不一緻的文獻或理論，尤其不能忽略。首先，隻有站在對立面上，才能真正深思熟慮地斟酌自己的觀點。其次，如果你能駁倒某個主流的觀點或有影響力的理論，那麼你的研究将更有分量。再次，對立面的存在至少說明你的結論并非顯而易見，瑣碎無聊。

（3）相關性。在堅持“全面”的基礎上，我們又不能對所有文獻不加選擇地包攬。我們隻需要回顧與本研究直接相關的、或至少間接相關的文獻，避免讨論不相關文獻。

（4）分析而不是堆砌文獻。羅列文獻是初級水平，成熟的文獻綜述要有分析。最重要的分析技巧包括辨識有重要理論貢獻的關鍵文獻，依據不同的理論視角将文獻進行歸類，比較各種觀點之間的差異和邏輯聯系，并且批判性地評估各種觀點的理論價值和經驗證據。

（5）連貫性。好的研究綜述應該是自始至終圍繞一條主線，為作者的思路服務，一步一步推演出研究假設。年輕的學者容易被繁瑣的文獻牽着鼻子走，偏離主題。

3.理論創新

學術貢獻有兩種方式：理論創新或新證據。就是說，研究者不一定非要創造新理論來對知識積累做出貢獻。如果新的經驗證據涉及重要而又未被解決的理論争議，那麼經驗證據本身就十分重要。例如，筆者（Peng，2001）曾在《美國社會學雜志》撰文，比較解釋中國集體鄉鎮企業為何充公的三種理論：非正式私有化、地方國家公司主義，以及市場監督（預算約束）理論，這三種理論分别來自倪志偉（Nee，1992）、魏昂德（Walder，1995b）和林毅夫等（1997）經濟學家，并且都沒有經過嚴格經驗證明。而筆者此文的貢獻就在于為裁判這三種理論提供了比較嚴格的經驗證據。

理論創新優勝于簡單地綜述、解釋、拓展他人的理論。真正的理論創新有賴大腦的創造力和對相關文獻的深刻理解。但不幸的是，很多“創新”隻反映作者的學術自大情結，或者作者對相關文獻的無知。

理論創新包括創新理論或新概念，也包括有創意地應用一般理論，擴展或整合現有的理論。概念純粹是人腦的構造，不存在“真實的”概念。概念不能被證實、也不能被證僞，隻能根據其解釋力來評判其是否有用。定義一個有用的概念需要天才與靈感，更重要的是，需要學術界的認同。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科爾奈的“軟預算約束”，以及黃宗智的“商業化的農業内卷”概念因為覺有解釋力而得到廣泛的使用。創造新概念一定要慎之又慎。如果大家都去創造新概念、新術語，那麼，最後的後果是誰都不知道自己的同行在說什麼。

科學的理論或假設常常表述的是概念之間的因果關系或相關關系，比如社會網絡與規範控制之間的關系，人力資本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等等。而曆史學家關注個案的分類和描述，例如黃宗智（Huang，2008）對傳統中國國家整體的“簡約集權”描述。

根據波普爾和默頓（Robert Merton）的定義，理論有兩種類型：（A）能夠被經驗資料證實或證僞的科學理論或中層理論，以及（B）不能活無需用經驗資料檢驗的宏大理論（grand theories）。宏大理論如帕森斯的AGIL模型、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理論、博弈論、理性選擇理論，以及周易八卦理論。随着宏大理論也是基于對人的行為和人類社會的觀察，但與經驗研究聯系不大。它們不受時空限制，具有普遍适用性。宏大理論本來就不打算接受經驗資料的檢驗，而是根據效用來評判：能否充分而簡潔地解釋經驗現象。

無論與經驗研究聯系密切與否，理論創新不可能從零開始，它經常以批判地總結前人學術成果為基礎，從現有的或普世性理論中獲取靈感。用一句套話說，後人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理論創新既包括創造新理論、新概念，也包括有創意地應用一般理論，擴展或整合現有理論。

例1：理論創新泰鬥之頭銜，非科斯莫屬。科斯《社會成本問題》（Coase，1960）一文是在批判繼承庇古（Arhur C. Pigou）關于外部不經濟和稅收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一些個案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即當交易費用為零時，外部性問題能通過市場交易自動解決；當交易成本不為零時，外部性問題要靠合理的産權配置或政府稅收來解決。

例2：黃宗智（Huang，2008）受邁克爾·曼關于低基礎能力和高專制能力的國家類型的啟發，提出“簡約集權”的概念。簡約集權指一個世襲皇權（高度專制），淩駕于一個簡約的官僚機器（的基礎能力）之上。這一概念發展補充了韋伯提出的“世襲官僚制”概念。韋伯認識到中國古代國家既有封建世襲的特點，又有理性官僚制的特點，是二者的混合體；而黃宗智則更明确地指出了這種混合體的結構和存在條件。

例3：魏昂德（Walder，1995a）曾在《美國社會學雜志》撰文，從理論上重構科爾奈“公有制經濟改革不可能成功”的命題。科爾奈據匈牙利的經驗認為，軟預算約束是公有制無法解決的弊病，因而在共有制體制内國有企業改革都是注定要失敗的。魏昂德指出，中國集體所有鄉鎮企業卻是一個例外，它們的預算約束是硬的，且發展勝過國有企業。他提出地方國家公司主義的概念，将一個地區（村、鎮、市）的公有企業視為集團公司，地方政府視為公司的董事會，認為分析公有産權應該考慮整個“公司”的組織特征。村、鎮政府較城市政府管轄的“集團公司”規模小，（财政收入）利益更直接，因而有更強的激勵的能力來監督維護其産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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