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4個祭祀節日?“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古詩用三言兩語，即勾勒出一幅祭祀圖景，描繪了古老的清明祭祀習俗祭祀之禮，旨在追撫逝者之靈與魂，表達生者之心與情，作為日常性實踐，早已固化為一種公共儀式儀式看似尋常且平常，但是仔細思考，則可發現，它關乎三重空間維度：九天、人世與九泉，即俗語所謂之天、地、人除卻人世之外的九天與九泉，或因承載特定情感，或因内含現實利益，都與法律事務具有密切關聯就中國的法律實踐而言，這種關聯性表現在：（1）形成命案訴訟的動因之源；（2）作為訴訟案件的終極目标對此類空間的強調，并非一廂情願地為神靈話語伸張，而是基于曆史法學的進路意欲提醒：法律所受制的空間，并非僅是現世生活之下“由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所型構的現世空間”，而且也包含由“九天”與“九泉”所構成的“非現世性空間”對于“非現世空間”的訴求與要求，法律也必須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回應與尊重，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一年4個祭祀節日?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一年4個祭祀節日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古詩用三言兩語，即勾勒出一幅祭祀圖景，描繪了古老的清明祭祀習俗。祭祀之禮，旨在追撫逝者之靈與魂，表達生者之心與情，作為日常性實踐，早已固化為一種公共儀式。儀式看似尋常且平常，但是仔細思考，則可發現，它關乎三重空間維度：九天、人世與九泉，即俗語所謂之天、地、人。除卻人世之外的九天與九泉，或因承載特定情感，或因内含現實利益，都與法律事務具有密切關聯。就中國的法律實踐而言，這種關聯性表現在：（1）形成命案訴訟的動因之源；（2）作為訴訟案件的終極目标。對此類空間的強調，并非一廂情願地為神靈話語伸張，而是基于曆史法學的進路意欲提醒：法律所受制的空間，并非僅是現世生活之下“由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所型構的現世空間”，而且也包含由“九天”與“九泉”所構成的“非現世性空間”。對于“非現世空間”的訴求與要求，法律也必須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回應與尊重。

撫慰“在天之靈”：命案訴訟的動力之源

天，在古代中國的話語表達中，具有極為豐富的内涵，承載着極為重要的價值寄托。天時、天道、敬天保民、以德配天，如此等等，不勝枚舉。以中國法制史為例，在記述極具特色的中華法系時，無論如何都無法繞過“天”所蘊含的宏大叙事。如果以“天”為切入點，類型化描述其在中華法系中的意義與作用，自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在筆者看來，有關“天”的話語表達，至少有如下三種意涵：其一，作為時間意義上的“天”；其二，主權人格意義上的“天”；其三，作為空間場域的“天”。時間意義上的“天”，即是以“天時”為基本表達的時間刻度，“順天刑罰、秋後處決”，正是賦予“天”以時間維度。主權人格意義上的“天”，事實上就是将人格化了的天神視為衡量世間萬物的尺度，并将之作為權力的最終淵源。當然，這裡的“主權”并不是現代民主意義上的主權，而僅僅是指稱權力的最終享有者。《大學衍義補》所記載的：“刑者天讨有罪之具，人君承天以行刑”，即是賦予“天”以主權人格意義。作為空間場域的“天”，則是以天—地二元為基點，将天視為與人類生活的現實空間相對應的場域。

天時與天神，在法制史研究中已有豐厚的研究成果，至于作為空間場域的“天”，相關研究則鮮有提及。未予提及不代表它沒有意義，恰恰相反，空間場域意義上的天，除卻能夠給人留下無限想象之外，其實還能夠通過“絕天地通”的距離感，進一步影響世間司法事務。人們對“在天之靈”的普遍信仰，即是明證。基于對“在天之靈”的笃信，普羅大衆多會認為，肉體死亡之後，靈魂歸天，并在上空仰望世間。一般情況下，靈魂歸天既是常例，也是常态，日常祭祀之外，無須過多遐思。唯有非正常死亡之後，上天之靈魂才需安慰與撫慰。此時，經由何種方式安撫，就是一個重要問題。初民社會，以暴制暴、私力救濟、尋仇複仇，均是一種安撫手段。随着社會形态由原始向文明的漸進，以及司法體制的建立，以法律與司法為武器，将越軌者“繩之以法”，就成了安撫逝者的慣常措施。在中國法的曆史中，以“窦娥冤”為代表的冤案當事人，曆盡千辛萬苦，百折不撓地試圖啟動訴訟程序以“求得清白”，原初動力正是意欲經此而撫慰逝者的“在天之靈”。以包公為代表的司法裁判者，在“人命”案中，不畏曲折，明察秋毫，其實也是希望通過公正裁判而安撫逝者之“在天之靈”。此時，“天”既是作為空間場域的物質世界，也是承載法意的精神世界。簡而言之，在中華文化中，通過絕地天通的距離感，逝者對生者仍然具有心靈的感召力。這種感召力的獨特話語表達即是相信“在天之靈”的存在。由此，在特定案件中，撫慰逝者“在天之靈”便成為啟動訴訟程序的原初動力。

“九泉之下”安息：命案訴訟的終極目标

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地分九層，名曰九泉。《素問》有言：“天地之至數，始于一，終于九焉。”上有九天，下有九泉，至高至極，構成了人類空間書寫的兩個頂端。在樸素的傳統信仰中，人死後靈魂歸天，肉體入地，這是亘古不變的信條。因此，才會有關于陰間法曹、九泉神靈之類的古老傳說。

以地為界，陰陽分割，陽間與陰世也就形成了具有特定關聯的依附空間。從人世的角度觀察，如果說普羅大衆生活的陽間是一種現世性空間，那麼陰世則可視為與之相對的非現世性空間。以往，人們多會認為，陰世寄托僅是傳說，它所構成的非現世性空間對現實的司法事務不會産生任何影響。誠然，從現有法律制度所規定的法律主體來看，的确如此。但是，如果轉換視角，從傳統中國法律文化或者人類所具有的樸素法律情感角度分析，則二者并非不具關聯性。在命案訴訟中，這種關聯性尤為明顯。

古代中國，死刑之多，令人驚訝。比如，作為清代重要的判案輯錄——《刑案彙覽》中，死刑判決比例極高，或立決，或監候，或斬，或絞。也正因此，人們首先要追問的是，為何古代中國會有如此之多的死刑懲罰。法制史研究的一般解說，多将之歸于古代中國有着濃重複仇情結的緣故。但若深究，則可發現，問題的終結其實不在于複仇。也就是說複仇并非終極目的，“人命”案中，最終的意圖其實是通過對相關人員判處死刑，進而讓逝者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類似案件中，對“九泉之下”另一空間的笃信，構成了命案訴訟的終極目标。然而，逝者于“九泉之下”何以得知相關訊息？這就需要一個簡單的儀式，即通過祭祀之禮，生者将一番言說傳達于逝者之後，人們便堅信，逝者從此即可得以安息。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法的曆史中，有一種特别的制度安排——觀刑甘心。在這一制度慣例之下，古代中國在行刑之時，會在刑場給被害人親屬預留一個适當的位置，以便在觀看整個場面之後“甘心”，進而讓逝者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這種制度安排，正是源于人們對存在“九泉”這一空間維度的笃信。

回歸人世祭祀：法律制度須有所作為

靈魂在天，肉體入地，構成了中國曆史語境中獨特的生死觀。樸素的情感及其背後所隐含的兩重空間，與司法事務、法律規範都有内在關聯。這種關聯性，在“人命”案件訴訟中體現尤甚。時至今日，當下的司法事務，仍然受制于類似的情感表達。比如，在重大法律事件中，對于犯罪嫌疑人，民衆多會高呼“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此類表達，看似是“大衆的狂歡”，但回到具體個案之中，其實仍是意欲通過判處相關人員死刑，以撫慰逝者在天之靈，并由此讓逝者在九泉之下安息。這是中國法律實踐的獨特邏輯，也是中華法律文化的固有表達。在此予以提及，僅欲做描述性揭示，而無意對之進行規範性評價。既然兩重空間曾經或仍然對中國的司法實踐産生重要影響，那麼當下的制度安排，理應對此類空間作出回應。

實際上，無論是“在天之靈”背後的九天，還是“九泉之下”的九泉，若要與人世勾連，仍然需要特定的載體。如果說對“在天之靈”與“九泉之下”的笃信，即是一種話語載體，那麼人世的祭祀與實在的墳墓，則是一種儀式載體與物質載體。有意無意間，我們的制度安排，其實已經為三重空間的溝通有所規劃。将清明作為法定節假日，正是經由法律規劃而對祭祀這種的儀式載體予以尊重。至于對溝通天地人的物質載體——墳墓——的保護，自古都是法律治理的重點，古代律例對以墳墓為對象的犯罪多加以重懲。及至當下，法律規範雖對古墓與公墓有所兼顧，但保護性質已有所改變。但是，無法回避的是，這種物質載體，在人類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分量極重，它不僅關乎财産利益，還涉及人格利益。若處理不當，則極易引發群體性抗議。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律制度如何妥當安置祭祀空間，如何厘清墓地之上的權利，如何恰當安排有關祭祀的世道與人心，則仍需進一步地仔細斟酌。

編輯：馮永龍

文章出處：人民法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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