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是著名的文化傳播學者，北師大知名教授，長期在“百家講壇”開講”《論語心得》《莊子心得》等，其語言簡潔凝練、内涵隽永深刻，很受觀衆歡迎，已故著名哲學家李澤厚先生在談到于丹對普及經典所作的貢獻時就說“于丹是精英和平民之間的一座橋”。但言多必失，于丹的講座更多是個人對古人典籍的理解，很多地方牽強附會，加之那些華麗的語言背後，其實就是言之無物的雞湯，受到一些專業人士的批評。

解讀本身，見仁見智，隻要能打開人們的心扉，觸及人們的靈魂，給人思想的啟迪、精神的洗禮，也未嘗不可，但堂堂大學者、大教授，寫錯别字，還是很常見的錯别字，就有些不該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2010年的中秋節，于丹在美麗的青海湖遊覽，随手在便簽上寫下了“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時”一句詩，并後批為“在最美的青海湖邊度過最美的中秋節 此誌”。

寫者無心，讀者有意，人們一眼就看出來了，堂堂大教授寫了一個别字——“升”當為“生”——這可是初中生都要求熟練背誦并默寫的啊！

很多人開始嘲笑，其實，大多數人并不能說清楚為什麼寫“生”不能寫成“升”。其實，從意義上來講，“升”也是講得通的，“一輪明月從海平面升起來”，意思表達是沒有問題的。但詩人為何要用“生”字呢？

這就是煉字的精妙之處了：“升”是一種客觀狀态的描述，明月從海平面升起，引發世人的無限遐思；但“生”則蘊含着“孕育”的意思，大海廣博無邊，明月從海平面升起，如同是大海孕育出一個新生命一樣，更能表達海和月渾然一體的依偎感；同時，一切景語皆情語，詩人的情緒也有一個逐漸孕育的過程，明月升起，情緒也随明月逐漸産生，才會有後面的“懷遠”。也就是說“生”比起“升”更有生命感，達到了虛實相生的藝術效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大學者寫錯了，實在是讓人遺憾。隻能說明，舌燦蓮花的于丹，恐怕還需要錘煉自己的基本功，以免贻誤後人！

另外，一張便簽，于丹繁體字、簡體字混用，也不嚴謹：要繁體就都繁體，要簡化字就簡化字，比如，中國書法家協會就曾專門規定，書法作品禁止繁簡字混用——道理很簡單，一旦混用，不文不白，很容易給人“穿越”之感，對未成年人也是不好的引導。

但換一個角度，于丹老師那一筆字，真的還是很漂亮，很大氣的。

無獨有偶，另一位在百家講壇風生水起的大教授也翻了車，這個人叫做康震，也是北師大知名教授。

康震老師講解古詩詞，一本正經地幽默，引人入勝，加上畫畫的水平極高，在觀衆中人氣非常高。但2016年，康震教授在2016年“中國校長創新與發展大會”上的演講，就翻了車。

開篇，康震就提出了兩個振聾發聩的問題：石壕吏為什麼抓人？為誰抓人？（其實還應該有第三個：怎麼抓人——後面講到了，“态度不好”）。

然後，康教授從時代背景講起，說石壕吏是為了郭子儀的軍隊征兵，是救國于危難，救民于水火，是正義的召喚，雲雲。康震的解讀有沒有道理呢？有，讀詩要分析時代背景，“三吏”“三别”都是以“安史之亂”為大背景，石壕吏确實是為李唐王朝征兵，有一定的正當性。但解讀詩詞文章，還必須從作者的立場出發，不能随意解讀。杜甫的“三吏”“三别”，描寫的是杜甫從洛陽出發，一路西行所見皆是哀鴻遍野、民不聊生，詩人悲從中來，以這樣一組詩表達出民間疾苦及在亂世之中身世飄蕩的孤獨，飽含對老百姓的深切同情。

你完全抛開作者的感情，自行解讀，不就是脫離了作者、脫離文本嗎？讀詩讀文有三個境界，即讀懂作者，讀出自我，讀出社會人生，而“讀懂作者”是前提，是基礎，抛開這一前提和基礎，後面的一切都是空中樓閣！

所以，康震的這個解讀，就是打着“家國情懷”的幌子在為石壕吏翻案——愛國愛家，是流淌在骨子裡的血，但那是一種自發的情感，何況，李唐就是國嗎？就是老翁、老婦以及他們戰死的三個兒子所鐘愛的“國”嗎？為了一個封建王朝，就能把老百姓視如齑粉嗎？

這能與外敵入侵時“十萬子弟十萬兵”相提并論嗎？

為酷吏翻案，還是在所謂的“校長創新與發展大會”上，康震想要傳達什麼？

文化需要傳承，才能代代相續，成為獨特的流淌在每個人血液裡的文化性格；傳承需要傳播者，教授就是最專業的傳播者。但作為肩負文化傳承重任的教授們，恐怕還得提高自己的學識修養，注重基礎，避免贻誤後人；更得注意一些基本的認知，不能随意解讀經典，以免擾亂人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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