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經典在結集過程中，有所謂“六經”（或“五經”）、“七經”、“九經”、“十二經”、“十三經”等概念，此外還有“十經”、“十一經”、“十四經”等稱呼。它們都在一定程度上記錄了儒家經典體系不斷發展的不同階段，反映了儒經範圍不斷擴大和變遷的曆程。

“ 六 經 ”

孔子之前，儒家賴以删述的文獻處于“舊傳之史”狀态，諸書各自以類為稱，還沒有一個統一的集合名詞。《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前633），晉趙衰稱贊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這些“禮樂詩書”就是後來儒家祖述的原本，大緻包括三代遺存的“禮類”（行為規範）、“樂類”（樂理樂譜）、“詩類”（詩歌文學）和“書類”（曆史檔案）文獻，當時似乎還沒有形成固定經典。《史記·秦本紀》穆公謂由餘：“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國語·楚語上》楚莊王（前613－前590在位）時申叔時論教太子，有“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訓典”等文獻，其性質也大緻與“詩書禮樂”相當。

春秋末年，孔子（前551－前479）“論次《詩》、《書》，修起《禮》、《樂》”，“作《春秋》”，“序《易》傳”，将舊傳“詩書禮樂”四類文獻編成可供教學的《詩》、《書》、《禮》、《樂》四經。孔子為何選此“四經”？早于孔子的晉人趙衰有明确解釋：“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詩、書”是仁義的寶庫，“禮、樂”是德教的準則，一個人要想成就自己，就必須“說《禮》《樂》而敦《詩》《書》”。《禮記·王制》載：“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孔子選這四類文獻以施教，正是出于對周禮的繼承和發展。

孔子晚年再加《易》和《春秋》，于是形成了儒家早期經典“六經”。《莊子·天下篇》：“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缙紳先生多能明之……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莊子（約前369－前286）明确揭示了從“舊法世傳之史”到鄒魯之士（儒者）所誦法的“詩書禮樂”（亦即六經），再由“六經”到“百家”諸子文獻的轉化過程，這正是孔子依據“舊史”修訂“六經”，進而影響“諸子”這一曆史進程的客觀描述。所謂“舊法世傳之史”即未經孔子整理的曆史文獻，如《左傳》之“詩書禮樂”、《國語》之“春秋”“詩”“樂”“故志”“訓典”等等；“鄒魯之士、缙紳先生多能明之”的《詩》、《書》、《禮》、《樂》，乃是經過孔子删定後形成的有史實、有義理的儒家經典。

此後相當長時間内，“詩書禮樂”都是儒家經典的概稱，也是儒家文獻的基本範式。上引《莊子》“詩書禮樂”即兼包《易》、《春秋》在内，因為春秋戰國時期“鄒魯之士、缙紳先生”所“明”者非隻四經而已，而是兼包“六經”在内矣。秦孝公時，商鞅（約前390－前338）以《詩》、《書》、《禮》、《樂》為“六蝨”。《史記·趙世家》載趙武靈王（約前340－前295）時公子成說：“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這些“詩書禮樂”都兼指“六經”而言。又《孔子世家》稱“孔子以《詩》、《書》、《禮》、《樂》教……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教“詩書禮樂”而通“六藝”，其非兼有“六經”而何！“詩書禮樂易春秋”又可簡稱“詩書”。《商君書·農戰》：“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又《筭地》：“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又《君臣》：“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則民學問。”數處“詩書”，都具有“群經”含義。

關于“六經”的性質，《莊子·天下篇》也有明确定義：“《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後之同此說者，還有《荀子·儒效》、《春秋繁露·玉杯》以及《史記·滑稽列傳序》等，《漢書·藝文志序》甚至将“六經”與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教對應起來，都足以說明“六經”是一個自足完美的經典體系。

春秋末年，儒家經典已有“儒書”的統稱，至戰國時期乃有“六經”之總名。《左傳》載，哀公二十一年（前474）魯人與齊人戰，齊人嘲魯人：“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杜預注“儒書”為“周禮”。(14)其時孔子已卒5年，夫子以“周禮”斷“六經”，故“儒書”亦可指“周禮”。《莊子·天運篇》孔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六經”稱《詩》、《書》、《禮》、《樂》、《易》、《春秋》，以此最早。不過，《莊子》之書“寓言十九”，“六經”之詞是否真出夫子還須研究，但至少在莊子時代已有此稱，蓋無疑義。

秦漢之際，儒家經典的類稱概念又有“六藝”之稱。陸賈《新書·六術》：“是故内法六法，外體六行，以興《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為大義，謂之‘六藝’。”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史記·太史公自序》）漢代“六經”、“六藝”可以互換，經常通用。整個先秦和漢初的儒家經典體系，都無出“六經”之外。

“ 五 經 ”

西漢時，《樂經》已經不用來傳授生徒，漢時博士弟子所習皆隻《五經》，漢武帝所設經學博士也隻有“五經博士”。《史記》、《漢書》儒林傳叙述諸經傳授線索，也隻分《詩》學、《書》學、《禮》學、《易》學、《春秋》學五大群體。“六經”缺《樂》，或言“樂合于禮”，或言“樂備于詩”，于是舉詩、禮之教而樂教存焉，故“五經”功能與“六經”無以異。武帝之獨尊儒術，設立“五經博士”，使儒學典籍從諸子學（甚至“司空城旦書”）中脫穎而出，一躍成為被諸儒乃至朝野上下折中取法的聖經寶典，也使戰國儒家從“孔子之後，儒分為八”的狀态，在“五經”旗幟下得到重新整合和結集。于是“五經”就構成漢代儒家經典的基本範式，人們提到儒經，想到的自然就是“五經”；提到“五經”，聯想到的也自然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五經”就是當時整個儒家經典的代名詞，也是儒家經典的集合名稱。

“ 七 經 ”

首次對儒家“六經”或“五經”概念有所突破的是成都的“蜀學”。蜀本西南夷，戰國末中原人士還說：“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戰國策·秦策一》）此情至漢猶存。景帝末文翁為蜀守，初到成都，仍“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翁“仁愛好教化……乃選……張叔等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又修起學官于成都市中……縣邑吏民……争欲為學官弟子”（《漢書·循吏傳》）。東漢末秦宓述其事說：“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當作張叔－引者）東受《七經》，還教吏民，于是蜀學比于齊魯。”常璩也說：“（文）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隽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于齊魯。”這就是“文翁化蜀”的曆史掌故。

秦宓和常璩都說文翁化蜀的教材是《七經》，什麼是“七經”呢？古來解釋異辭，有“六經”加《論語》說，有“五經”加《論語》、《孝經》說。既然《樂經》在漢代不以教學，文翁石室當然也不例外，故“六經”加《論語》說為無征。考之《漢書·平帝紀》：“征天下通知逸經……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已将《論語》、《孝經》與“五經”并列；晉傅鹹作《七經詩》，其中也有《論語》、《孝經》，可見“五經”加《論》、《孝》之說為可信。“文翁化蜀”正是用“五經”及《論語》、《孝經》為教材，實現了當時尚有“蠻夷之風”的巴蜀地區的移風易俗，迅速華化。

于是在漢代儒家經典形成了“五經”、“七經”兩個概念。中央太學傳“五經”，蜀郡石室傳“七經”。中原人士熟讀群經稱“五經兼通”雲雲，許慎号“五經無雙”，所撰也是《五經異義》（《後漢書·許慎傳》）；桓譚“博學多通，遍習五經”（《後漢書·桓譚傳》）；張衡“通五經、貫六藝”（《後漢書·張衡傳》）；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後漢書·姜肱傳》），等等。而蜀學人士熟習群經，卻多以“七經”譽之，如《後漢書·趙典傳》注引《謝承書》：成都人趙典“學孔子《七經》……靡不貫綜”；《華陽國志》卷十下載：梓潼人楊充“精究《七經》”雲雲，皆是。

漢室君臣引用《論語》、《孝經》，隻稱“傳”而不稱“經”。自從“蜀學”将《論語》、《孝經》升格為“經”之後，東漢儒家經典範圍也随之擴大，熹平年間蔡邕書刻《熹平石經》就有《論語》，鄭玄、王肅諸人号稱“遍注群經”，其中也包括了《論語注》和《孝經注》，這應當是“七經”概念形成的結果。

“ 九 經 ”

然而盡管東漢學人已經接受了“七經”概念，唐人修《五經正義》卻沒有繼承這一稱号，孔穎達等受诏撰《五經正義》，隻有《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五者。唐代官方儒學，在經本文獻上隻重視“五經”以及依經而立之“傳”（或“記”），對子書性質的儒學著作卻不甚關心。唐代“明經”考試的“經典”，有“三傳”（《左傳》、《公羊傳》、《榖梁傳》）、“三禮”（《周禮》、《儀禮》、《禮記》），加“五經”（《春秋》附“三傳”）而成“九經”。唐人在撰定《五經正義》同時，又撰有《周禮注疏》（賈公彥）、《儀禮注疏》（賈公彥）、《穀梁注疏》（楊士勳）、《公羊注疏》（徐彥），合稱《九經正義》。

在唐代，儒家經典的總體印象是上述九部經典，時人于是呼群經為“九經”，并以“九經”一名概指群經。《舊唐書·柳仲郢傳》說郢曾手鈔“《九經》、《三史》”；又《儒學傳上》載谷那律“淹識群書”，被褚遂良稱為“九經庫”；《儒學傳下》說韋表微“著《九經師授譜》”，《王友貞傳》稱友貞“讀《九經》，皆百遍”等，所謂“九經”皆群經是也。當時《論語》、《孝經》也在經學教育中有重要地位，是學童啟蒙、國學釋奠所必讀必講之書，在科舉考試中《論語》、《孝經》也曾與《老子》一起被奉為“上經”，成為考試“兼經”。但是唐人并沒有将《論語》《孝經》當作自己心目中神聖崇高的“經典”。在唐人制訂的科考“大經”、“中經”、“小經”中，隻有“九經”：《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為“小經”，卻沒有将《論語》、《孝經》列為專門科目。更有甚者，《開成石經》明明刻的是十二部經典，也依然被稱為“石壁九經”；諸儒校訂十二經文字，則稱“校定‘九經’文字”；刻入“石經”的十二經字樣，也稱《九經字樣》。校、刻十二書而稱“九經”，其以“九經”概群經也可知。

“ 十 二 經 ”

“十二經”之名昉于《莊子·天道篇》：孔子曰：“丘繙《十二經》以說。”但當時“十二經”之書卻不明所指。将儒家十二部經書有意識地合叙在一起或合刻在一處，實始自唐人。由陳入唐的陸德明曾收錄《周易》、《古文尚書》、《毛詩》、《三禮》、《春秋》（并“三傳”）、《孝經》、《論語》、《老子》、《莊子》、《爾雅》十四種經典性文獻，刊其異文、舉其異義，号為《經典釋文》。去掉其中道家兩種（《老》、《莊》）著作，恰好是十二經。但是《釋文》雖将儒家十二書列入“經典”，卻與道家《老》、《莊》雜處，他還沒有明确的儒家“十二經”意識，也沒有形成“十二經”的概念和稱謂，有其實而無其名。

太和七年（833），唐文宗命鄭覃等人校刊群經入石，至開成二年（837）成，是為《開成石經》。石經在唐人流行的“九經”之外，增加《孝經》、《論語》、《爾雅》三書，共為十二部，稱為“石壁九經”。《唐會要》：“其年（大和七）十二月，敕于國子監講堂兩廊，創立《石壁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九卷。”《舊唐書·文宗紀》記開成二年，“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此乃儒家十二部經典首次彙刻，儒家經典的新規範呼之欲出。可惜當時諸儒并無此意識，“石經”不稱“十二經”，仍稱“九經”；所附十二書的校訂文字，也稱《九經字樣》，不稱“十二經字樣”。可見典型之牢、傳統之頑，而新典範形成之不易。

“ 十 三 經 ”

《十三經》始于成都文翁石室的“蜀石經”。該石經初由五代孟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張德昭、孫逢吉等人手寫上石，直到北宋宣和時乃正式刻成。“蜀石經”刻成後，立于當時蜀郡最高學府文翁石室，稱《石室十三經》。“蜀石經”有經有注，是中國曆代石經中規模最大的一種，“石逾千數”，學人譽為“冠天下而垂無窮”之壯舉，可惜今皆失傳了。石經除立體展示外，還廣為拓印流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曾宏甫《石刻鋪叙》、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都有著錄；晁公武還對“蜀石經”進行校勘，撰有《蜀石經考異》一書，亦刻置石室之中。

晁公武《石經考異序》：“按趙清獻公（抃）《成都記》：‘僞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于學宮。’而或又雲：毋昭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钊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赤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獻（貢）又刻‘孟轲書’參焉。”于是形成“十三經”叢刻。晁公武曾出仕成都，親見親曆，所述具體可靠。

◎本文原載于《社會科學研究》雜志（作者舒大剛，四川大學國際儒學研究院院長），圖源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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