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每人作者 每日人物 2022-09-08 09:53 發表于北京

開自習室的潮流，正在向縣城蔓延。平鄉，河北邢台的一個城區人口隻有4萬的小縣城，在短短一年的時間裡，竟然開出了11家自習室。在整個邢台，這個GDP都靠後的縣城，卻成為自習室最卷的縣之一，甚至有家長專門來到當地自習室，為孩子包下一個座位。在縣城，開一家自習室的門檻很低。一位自習室老闆說，很多人來了她的自習室，回去自己也當起了自習室老闆。這樣的例子至少能講出四個。通常，一個月時間，就能開起來一家自習室。其中有一家，甚至沒有房租，那人直接将家裡的地面車庫改造成了自習室。越來越激烈的競争裡，有老闆還買來各種零食，“甚至瑞幸咖啡”，免費送給客戶們喝。在縣城自習室激烈的競争背後，映射出小鎮青年們對“上自習”的旺盛需求。縣城自習室為何能火？縣城自習室的用戶群體，是怎樣的一群年輕人？現在的縣城，正在發生着什麼變化？帶着這些問題，每日人物來到了平鄉縣，泡進了縣城自習室之中。四天時間裡，我們觀察這群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家庭、學曆、過往，試圖理解他們面臨的困境和選擇。

文 | 饒桐語編輯 | 易方興運營 | 栗子

小鎮失敗者

在縣城自習室裡學習，首先是一件沉重的事。

這種沉重，很大程度體現在，來這裡學習的人，幾乎每一個人都可以被定義成“失敗者”。

9月5日，星期一，早晨9點，在河北邢台平鄉縣的“享學”自習室裡，一群面色凝重、埋頭苦學的年輕人已早早坐進了自習室裡。這是平鄉縣開的第二家自習室，也是最火的一家，這裡經常一座難求。

這群年輕人有一些共同畫像：大部分是女生，學曆大都在二本及以下，其中不少是民辦大學。想改變這樣的命運底色的願望，是她們來到自習室的關鍵驅動力。

1999年出生的周忍冬，是這家縣城自習室裡少有的男生。他習慣坐二樓中間，在這裡自習了快半年了。自從進了河北當地一所二本大學後，他的人生就不斷地失敗——考研失敗，考公失敗，考三支一扶（指到農村基層從事支教、支農、支醫和扶貧工作，需考試）也失敗。放在往年，他130多分的成績足以上岸，但在今年，這個分數剛夠進面試。放榜那天，全家都出動了。爸媽和弟弟，陪他一起，從縣城趕去市裡參加面試。

結果張貼出來，他差了0.5分。

家人們先是沉默，然後安慰他：“沒有關系，我們下次再來”，是熟悉的對失敗者的安慰。這些失敗總會有一個同樣失敗的開場——大學裡，他選了生物專業，那年期末，當專業成績前10%的學生全部轉系之後，他才知道，自己進了個“天坑專業”。他如今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彌補當年的選擇。

1999年的女生徐一荷，是這家自習室的第一個客戶。她的經曆和周忍冬類似。高考結束，她也上了河北的一所二本。那時候的她充滿動力，每天早上5點，她都會起床讀英語，用很大、很誇張的語音語調，有時還會穿上正裝，在講台上領讀。直到有一回，她去參加一個就業論壇，才知道自己的學校有多差。就業的時候，隔壁的石家莊鐵道大學，都是國企來招聘；而來他們學校的企業，連簡曆都懶得看，“是個大學生就行”。

那天，徐一荷坐在學校的長椅上大哭。她痛恨自己的二本學曆。河北是高考大省，念書的時候，她并沒有松懈過，唯一一次被學校送回家檢讨，是因為她在深夜裡，打着手電筒寫英語作業，但她還是成了高考的失敗者。

陳朝朝比徐一荷小一歲，她喜歡坐在自習室三樓靠窗的位子。她的失敗經曆，也跟考試有關。高中時，父母把她送到了隔壁南宮縣念書，因為“那裡前幾年出過一個清華北大”。高一的時候，她聽不懂課。而她的同桌，每天看小說，成績還能前十，她感覺到巨大的挫敗感，她想辍學。

爸媽被教導主任叫來，恐吓她，“你不學，就回村裡進廠”。陳朝朝哭着回答，“進廠就進廠”。見說不動，爸媽謊稱要回車上拿東西，直接離開了，把她一個人留在學校裡。

當一群失敗者聚集在自習室裡，壓抑感就出現了。“享學”自習室的老闆白林莎說，在他這裡上自習的年輕人，都是平鄉本地人，并且大都經曆了考研失敗，于是隻能回到老家，繼續二戰，或是考公考編。他們身上或多或少都會有些背水一戰的底色。

就連白林莎自己，也是奮戰在考試大軍裡的一員。她今年25歲，連續考研兩次，都失敗了。她決定回到家鄉考公，又失敗了。

正是在這樣的“屢敗屢戰”中，縣城的年輕人感受到一種不便。

平鄉縣沒有類似圖書館這樣的公共空間，“聚在一起學習”，在縣城曾是一件很難被想象的事。一名上自習的男生講述自己曾經“找地方學習”的經曆，有一次，他隻在某個辦公樓裡，找到了一個會議室，屋子中間擺了一個會議桌。他就在那裡看書，一天下來，腰疼得不行。

某種程度上，這些新出現的自習室，共同承擔了圖書館的功能。而白林莎，更是決定自己開一間自習室，邊創業邊複習考試。

▲ 自習室裡正在學習的年輕人。圖 / 饒桐語攝

渴望逃離

身處縣城之中，年輕人對自習室的需求，不僅體現在公共空間的稀缺上。

在小縣城裡，時間有着約定俗成的秩序——畢業、工作、買房、結婚、生子。而這些“失敗者”們，常常在第一環，就已經脫軌。縣城對這樣“脫軌”的容忍度常常很低。很多時候，親友們的“關心”，更像是一種拷問。

周忍冬全力考公的一年時間裡，有同學結婚，也有發小生娃，但是他的身份，依舊是“應屆生”。過年的時候，他回到村子，十幾個爺爺輩的人會坐在村口的大樹下，逮到他問：“你不工作，在家幹什麼？”哪怕他回答“在考試”，對方也會質疑——

“學曆那麼高有什麼用，隔壁隻念初中的小孩，現在已經開上60萬的車了。”

縣城青年們遇到的問題是相似的。無一例外，都和家庭的目光綁定在一起。

在這個自習室裡，徐一荷算家境比較好的那一個。她媽媽是醫生，爺爺是大學生，姑姑更是當地少見的研究生，他們都希望徐一荷考出縣城。小的時候，姑姑的範本故事一遍遍被講起：姑姑在不開暖氣的房間裡獨自學習，如果不認真，會被奶奶用針紮手。每到家宴，姨夫會當着所有小孩的面說：“一荷學習好，就讓一荷點菜。”弟弟高考之前，學校讓弟弟五點鐘起來背書，媽媽也會跟着起床，隻有當聽到弟弟的讀書聲響起來，媽媽才回去繼續睡覺。

在整個家族一次又一次的強化裡，徐一荷知道，自己必須要走出縣城，這是她的使命。隻讀一個二本本科，顯然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大學期間，她不斷地考證——四六級、教師資格證、計算機證書……而媽媽知道各種考試的時間點，會在各個節點提醒她。

徐一荷想了各種辦法從這樣的目光中逃離。

但在小縣城裡，這并不容易實現。她先是自己搬了出來，租房子住，姑姑喊她參加家宴，她以距離太遠為理由拒絕，哪怕爺爺奶奶難得來一次。她又盡可能地減少吃飯的時間，借此遠離朋友們。去年10月，正是考研的要緊關頭，她突然想吃縣城東邊的一家土豆粉，到了之後，有朋友正好發來短信，問她“在哪裡吃飯”。徐一荷直接把手機熄屏，假裝沒有看見信息，匆匆吃完，然後倉惶逃離。

甚至，陌生人的聲音也需要被屏蔽。有段時間，聽到周圍人的笑聲，她也會嫉妒：“憑什麼他們那麼開心，那麼無憂無慮？為什麼隻有我在受苦？”

直到她逃進縣城自習室。

在這裡，不會有來自親戚的轟炸式關心，也不會讓她覺得，自己是那麼孤單又可憐的一個人。徐一荷把自己比作一滴水珠——在外面，所有人的眼睛好像都盯着她，隻有在自習室裡，她才能夠像彙入河流一樣，真正地消失、隐身。

▲ 自習室一角。圖 / 饒桐語攝

也正是這樣的需求，使得自習室迅速在平鄉縣流行起來。去年8月，平鄉開起了第一家自習室，到今年，這個城區隻有4萬人的小縣城，卻生長出11家自習室，加起來一共有接近500個座位——寒暑假的旺季，這些座位幾乎可以坐滿。這不是個例，在平鄉縣周邊的巨鹿縣、廣宗縣等，都有類似的自習室出現。

這些開在縣城裡的自習室，第一個特點就是足夠大。比如，自習室老闆白林莎，她用2萬元一年的價格租下了三層樓，足有260平，能容納65個座位。

白林莎的自習室，走的是寬敞、明亮的風格。主色調是輕松的綠色，燈是綠的，日曆是綠的，窗子外還有三棵法國梧桐。這與大城市裡很多逼仄的小隔間自習室不同，那種很像《請回答1988》裡的不睡覺自習室，每個人被隔在小小的方格，又隐藏在黑暗中。

但白林莎總覺得，那種風格太不适合縣城了，“我們需要看清身邊人的臉”。

縣城自習室的氛圍不能再給人壓力了——聚在這裡的年輕人們，面對着失敗和人際關系，更想擁有一個充滿“希望感”的公共空間。後來，這個想法也被平鄉市場的選擇所驗證，白林莎說，色調偏暗的自習室，都已經倒閉了。

冷漠而孤立的精英感也是沒有的。對比之下，一家開在省會城市的自習室老闆昆山說，他對自己的定位是“宿管”，除了去開門和關門，他幾乎不會待在自習室。客戶人來人往，說不定什麼時候就離開了這座城市，他反問：“建立情感聯系有什麼用？”

但白林莎不這樣想。她幾乎認識在自習室的每一個人，也把所有的閑暇時間都花在了自習室。她曾經撮合了自習室的一對情侶，女孩是她的初中同學。她還給第一個客戶拍了一張在自習室學習的照片，做成了一幅油畫送給她。照片裡，窗戶邊的一道餘晖灑了下來。

對這些人來說，縣城自習室，讓他們想逃離的時候，有地方可去。

▲ 自習室老闆送給徐一荷的畫。圖 / 受訪者提供

縣城主流世界

身處平鄉縣，你會有一種強烈的感覺，自習室與縣城，簡直是兩個世界。

晚上九點，平鄉自習室的氛圍是緊繃的——讀書燈還亮着，人們表情嚴肅。偶爾有人進出，也是步履匆忙。一個穿着寬大襯衫的女孩，路過我的身邊，帶起一陣風。

但實際上，這個時間，可能是平鄉縣最松弛的時間。這個點兒，縣城裡的大多數青年，出現在“文化一條街”的網紅店裡，也出現在開滿小吃店的貿易街上。年輕人聚在這裡，打台球、唱K，或者隻是閑逛和穿梭。

短視頻、種草社區，拉近了縣城與大城市的距離——起碼從生活方式來說是這樣。無論是網紅店還是自習室，作為新卷入縣城的生活方式，隻不過是硬币的兩面。

18歲的小迪和芝芝，她們知道縣城裡開起來很多自習室，但從來沒有去過。她們最愛去的地方是“文化一條街”，這條街原來被試圖打造成建材市場，這兩年，房産行業不景氣，這裡成了網紅店的聚集地。

印刻着“平鄉，你好”的衣服店在這裡開起來了，ins風格的裝潢，填補了小迪和芝芝生活的空白。隻要有新店開，她們都會去打卡拍照。如今，縣裡最火的是一家衣服店，聚集了周邊幾個縣的潮人，“裡面的女孩子又高又會打扮，可好看了”。

能撸貓的貓咖，也在縣城開起來了。隻需要19.9元，就可以在這裡撸一天貓，不限時間。16歲的中專生方雨，還沒畢業，最願意在這裡消磨時光，拍照之後，她把微信頭像換成和貓貓的合照。她在市裡的一所職高學造型設計，因此很會化妝，假睫毛忽閃忽閃。

▲ 平鄉的網紅一條街。圖 / 饒桐語攝

某種意義上，相比于自習室裡的年輕人們，小迪和方雨，才是最具有普遍性的平鄉青年——她們在縣城裡上完小學和初中，考不上縣裡唯一的高中平鄉一中，隻能去讀職高，畢業之後回到平鄉。

回了平鄉，通常象征着人生選擇的喪失，她們中的大部分，都會進入平鄉引以為豪的自行車産業中。平鄉人這樣總結：“自行車和童車，養活了大半個平鄉。”

這句話并不算誇張，作為有名的自行車和童車之鄉，縣中心11公裡之外的河古廟鎮，出産了全中國三分之一的自行車，幾乎家家戶戶都做着和自行車相關的生意。平鄉的年輕人，多數會在職高畢業之後，進入自行車和童車生産的流水線，方雨說，在她的學校，哪怕是學護理專業的，畢業實習也是去廠裡做工人，拿到手的工資，會被學校收走一半。

後來，不喜歡流水線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他們的職業路徑就變成了做客服——當然，還是在網店裡賣自行車。

小迪就是其中一員。她讀職高時學的是UI設計，但畢業之後，設計的相關工作是在平鄉找不到的，“除非去打印店幫忙按打印機，那還不如去當主播和客服”，小迪這樣想，她每個月到手有2900元的工資，已經很不錯了，要學會的隻是，對着直播間裡的大叔們喊：“不用也可以下單，就當支持一下美女了。”而她的朋友芝芝，學曆高一點，是大專，打算畢業之後進自行車廠和童車廠，做會計。

如果實在不願意進廠和做客服，那就回來開店吧。學造型設計的方雨，就打算開一家婚紗店，成為平鄉街道上諸多網紅店中的一家——這些都折射着縣城就業渠道的狹窄。

但在這些店鋪之外，平鄉正在枯竭。比如公共交通，兩年前，這裡還有公交車，但現在，兩家公交車公司都倒閉了，平鄉人出行，主要靠電動車。就連打車的人也很少，全縣60輛出租車，在跑的不足30輛，出租車公司不得不提高價格——晚上起步價高達15元，可以對标一線城市。

平鄉引以為傲的自行車産業，在這幾年，也開始凋零了。那個考公失敗的年輕男孩周忍冬，家裡是平鄉縣河古廟鎮人，他的父母做了20多年自行車零配件生意。這的确給他們家帶來過财富，小的時候，他家連書包都買不起，每天背着奶奶做的舊書包去上學。後來，自行車小店的生意越來越好，家裡在平鄉縣城裡買下了一套130平米的房子。

在平鄉，和自行車沾邊兒，一度是富裕的象征，各處的印記都在顯示這一點。從國道進入平鄉縣城的大道上，亮着的路燈被設計成了自行車形狀，鋪天蓋地的城市标語寫着，“自行車名城，新文旅之鄉”；芝芝和小迪指着路上出現的豪車，說，那一定是家裡有自行車廠的；拉不到客的出租車司機，則會不失豔羨地告訴我，進自行車廠打工，每個月都能賺上6000塊，怎麼也比開出租車好。

隻是，疫情沖刷下，小鎮不複往日榮光。以前，周忍冬的父母在每個季度都出一次河古廟鎮，去參加全國各地各種自行車博覽會、展覽會，從那些展廳拉回訂單，回家之後，再從早晨六點忙到晚上十二點。那些進流水線的自行車工人，“每個月都能賺到上萬塊”。但現在，訂單正在消失，周忍冬不再需要在假期回家幫忙發貨、幹活。縣城裡，三條開滿自行車店的主街區，多數時候空無一人。

他沒有退路了。如果家裡生意好些，他起碼還可以回家接手自行車店。在這樣的環境裡，隻是比誰能撐得更久——他身邊有好幾個朋友，家裡的自行車廠大一些，還能撐一陣子，這些人沒考上，就回家做生意了。

但他不行。

▲ 2019年，河北邢台，第十二屆中國·北方(平鄉)國際自行車、童車玩具博覽會在平鄉縣舉行。圖 / 宋吉河(攝影部)/中新社/視覺中國

另一個泥沼

有的時候，老闆白林莎會覺得，自己的自習室裡，盤踞着小縣城最想走出去的那一批人，他們不想選擇一種與自行車綁定的人生。

坐在三樓自習室的00年女孩陳朝朝，這樣的想法尤其堅定。她是河北一所一本大學的畢業生——這樣的學曆，在當地上自習的人裡，已經非常高了。去年考研失敗後，她幾乎沒有猶豫，決定回平鄉準備二戰，一整天泡在自習室裡還不夠，她找到白林莎，問可不可以在這裡寄宿。她家在河古廟鎮，沒有公交車，如果騎電動車往返，需要一個多小時，太久了，她不想把時間都浪費在通往縣城的路上。

在客戶們這樣的需求下，白林莎又開辟了新業務——“自習寄宿”。她在距離自習室不到500米的地方，以每個月1000元的租金，租下了一個小院落，添置了四張上下鋪，以滿足周邊村鎮客戶們的需要，每個月的費用是300元。

那之後，陳朝朝會和自己的室友姜年一起，從寄宿的院子裡出來，走過一條很長的低矮胡同，來到自習室，開始一天的學習。在自習室住下後，兩個女孩就很少回家了，她們把所有的人生都寄托在這裡，每天從早上8點學到第二天淩晨。她覺得這樣的生活“很好、很充實”，在這裡，她能夠看到擺脫“泥沼”的希望。

▲ 陳朝朝從胡同裡拍的天空。圖 / 受訪者提供

“泥沼”指的就是縣城生活。陳朝朝家裡有四個孩子，她是長女，還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她正是從她的弟弟妹妹們身上，看到了她絕對不想過的人生。

兩個妹妹都是職高學曆。三妹陳曉曉，才17歲，職高畢業後，在自行車網店做客服。二妹陳露露，今年20歲。在大姐陳朝朝走進研究生的考場的同一年，二妹陳露露選擇結婚，嫁給比她大一歲的、家裡開了自行車廠的同村男生。

命運的分叉，很早就已經出現。大姐陳朝朝念高中的時候，妹妹陳露露就讀不進去書了。兩個女孩睡在一張床上，誰也勸不動誰。朝朝看着和自己長得幾乎一模一樣的妹妹，說，“那等我出去了，也把你帶出去。”妹妹先是沉默，再說了聲，“好”。

陳朝朝沒有忘記過她當年的承諾，但現在，她已經沒法把這話說出口了——她知道，妹妹已經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她陷入一種深刻的無力中。在當地，隻要女孩不讀書，就會有源源不斷的媒人上門說媒，二妹露露不讀書的時候隻有16歲，媒人就登門了。在平鄉，18、9歲，是給女孩說媒的窗口期，露露甚至會中午見一家，晚上見一家。家裡談論的話題，變成了10萬到20萬的彩禮、車子、房子。如果相親對象，是公務員一類的職務，這些标準還可以放寬，彩禮隻需要一半。

那段時間，家裡最大的矛盾，也總是圍繞婚戀爆發。6月的時候，兩家人催着給二妹露露訂婚，“談這麼久，再不訂婚，還會有媒人上門”，男方感覺到危機感。但大姐陳朝朝說，村裡的女孩一旦決定訂婚，命運車輪就會緩緩壓來，不再由新娘本人做任何決定。訂婚了，就必須要在一年之内結婚，不然村裡人的唾沫星子會淹死人——不結婚，是不是有什麼問題？結婚更不能拖到明年，因為按照她的屬相，“明年結婚會克婆婆”。等年底結婚了，來年四月之前，就必須得懷孕了。

大姐陳朝朝，親眼目睹過妹妹和媽媽的争吵。二妹露露不願意這麼早結婚，但媽媽甚至想把婚期提前一個月，理由是，“村裡的孩子12月就放假了，那會兒人多，不好收拾”。露露把門摔出巨大聲響，将自己鎖在房間裡。媽媽一個人坐在沙發上，覺得家裡的孩子都不懂事。最後，這是她唯一争取到的東西——12月份的婚期不變。

在有些時候，大姐陳朝朝還是會羨慕妹妹的。比如，年輕的未婚夫會帶着妹妹去市裡買衣服，一條裙子1300塊，一條褲子700塊，這些買了還不夠，還要買鞋。年紀還小時，朝朝想要一個芭比娃娃，15元，媽媽說，“給你買了，還得給兩個妹妹買，都能買一條褲子了，算了”，而給15塊的玩具，弟弟就能直接擁有。在這些時刻，朝朝不止一次地問父母，“既然如此，為什麼要生這麼多孩子呢？”回答她的隻有沉默。

在這樣充滿匮乏感的人生中，繼續讀書是陳朝朝唯一擺脫這一切的方法。也有媒人問過她的媽媽，“你家大女兒啥時候見人？”媽媽會直接拒絕，“還在讀書呢”。

聽到這話，朝朝會松一口氣。她在自習室裡拼了命地學習，她一定要離開這個泥沼。

▲ 平鄉廣場上的年輕媽媽。圖 / 饒桐語攝

翻盤？

自習室裡的男生周忍冬，這樣總結自習室裡的同伴：“在城市自習室學習的人，很多可能是提升自我，追求更好的生活，但你問問這裡的人，哪一個不是想徹底改變命運？”

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徹底改變命運，是兩個看似相似，卻本質上不同的概念，這也使得縣城自習室隐隐有種悲怆的氣氛。在經過四次考試失敗之後，周忍冬再次回到了這個自習室，這一回，他決定放低一些标準，目标定在考編。

在平鄉，人生或許可以被簡單劃分為兩種樣子。在自習室裡坐着的這一部分年輕人，他們無一例外是見過外面的世界的，所有人都描述過，他們所見過的“外面的世界”的樣子。

▲ 自習室擺放着加油打氣的話語。圖 / 饒桐語攝

周忍冬是在唐山念的大學。大一，他去唐山逛街，被第一次沖擊了——原來，哪裡都可以是市中心，哪裡都有人排隊，不像平鄉，人隻會集中在那兩個街道。後來，他又去了一次天津，對着金色的貿易中心寫字樓，周忍冬愣在原地，人們穿着西裝進進出出，他看了快十分鐘。同伴催着他趕緊走，他才回過神來。這和到處都是平房的平鄉，是不一樣的。在平鄉，最高的商業建築是隻有三層樓的商場。

在自習室寄宿的姜年，也有類似的表達。她念書的地方是廊坊，距離北京很近，幾乎每個月，她都會在早上5點起床，去學校附近的公交車站台排隊等805，坐兩個小時的車，到北京玩一天。

在這些時間裡，姜年喜歡上了喝奶茶、看電影，等再回到平鄉，就有點不習慣了。有一回，想看的電影，整個平鄉都沒有資源，她坐車去了隔壁縣。

互聯網同樣沖擊過他們。一個經常上自習的男生楊沂碩記得，大學的時候，他接觸到了知識社群，“裡面的人，居然會花5萬塊錢，買下一個大V的朋友圈好友位”。而徐一荷的媽媽，會在參加完飯局之後告訴她，自己有同學去了互聯網大廠上班，賺了好多錢。

也包括周忍冬自己，在前幾年K12教培興盛的時候，他組建了一個小小的培訓班，學生家長認可他，連着給他送了20天晚餐。

所以，縣城自習室的年輕人們，把人生翻盤的希望，押注在自習室上。

今年8月，周忍冬連續遭遇了兩次失利，那段時間很難熬。早上7點，睡不着的他，花了一周的時間，隻是打遊戲，從睜開眼睛打到第二天淩晨。他其實是不喜歡打遊戲的，成績出來之後，他特意把遊戲下載了回來，和弟弟癱在沙發上，一局又一局。

遊戲能夠讓他重拾一些勝利的信心。每次要輸了，弟弟就會大喊，“别放棄，我們還能翻盤！我們還能翻盤！”以往，如果接近失敗，他們會直接選擇重開一局，但現在的周忍冬，需要通過遊戲來相信，自己可以翻盤。結果出乎意料，幾乎所有的敗局，到最後都反敗為勝了。

那是一種極其劇烈且短暫的幸福感。他馬上會想到自己：遊戲都可以翻盤，為什麼我的人生不行？

對外界的向往、對翻盤的渴望，支撐着小鎮青年在自習室苦熬的信念。從自習室出來，大姐陳朝朝拍下傍晚的夕陽，腦海裡閃現騎着電動車，載着妹妹随意兜風的畫面，或許，她可以以準研究生的身份，參加妹妹的回門宴。雖然，她倆現在一起出現，一樣的個子和容貌，别人都會覺得，打扮成熟的妹妹才是姐姐。但她還是沒有放棄那個想法——

自己出去之後，再把妹妹帶出去。

也有已經一隻腳踏出泥沼的例子。自習室的第一個學生徐一荷，已經在今年成功上岸，現在，她會和媽媽一樣，再給弟弟建構一個外面的、美好的世界。

但更多的是還在掙紮的人。8月底，失敗了四次的周忍冬，第五次重新坐回了自習室的位子上，深呼吸，翻開書，新的長征又開始了。他選擇的座位是固定的——正對着窗戶，一擡眼，可以看到門外的那幾棵高大、碧綠的法國梧桐，每隔二十分鐘，他都會擡起頭，看一會兒樹，再埋頭讀書。

周忍冬說，“隻要看到綠色，我就會覺得，我的人生還有希望”。

▲ 忍冬拍攝的窗外綠意。圖 / 受訪者提供

（應受訪者要求，除楊沂碩外，其餘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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