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祿山起兵反唐,拉開了曆時七年多的“安史之亂”序幕。
“安史之亂”,是大唐由盛轉衰的分水嶺,它打破了唐玄宗李隆基紙醉金迷的帝王生活,也讓唐朝百姓從此卷入颠沛流離的戰争旋渦。
安史之亂
安祿山、史思明的大軍本系邊軍,軍力強盛,來勢洶洶,席卷河北,進占洛陽。天寶十五年(756年)六月九日,潼關失守後,唐玄宗完全沒了欣賞《霓裳羽衣曲》的興緻,帶着貴妃、一家老小和一衆朝中要員匆匆撤離了長安城,“将謀幸蜀”。
《舊唐書》卷九中記載:六月
“乙未,淩晨自延秋門出,微雨沾濕,扈從惟宰相楊國忠、韋見素、内侍高力士及太子,親王,妃主、皇孫已下多從之不及。”
然而,倉促上路的一衆人馬,因沿途州縣大小官吏多聞亂而散,物資供給是根本無法保障。
“至鹹陽望賢驿置頓,官吏駭散,無複儲供。上憩于宮門之樹下,亭午未進食。”
誰曾想錦衣玉食,奢靡之至的大唐帝王,一下子淪落到連膳食也沒了着落的地步,餓起了肚子。随行太監隻得尋找當地百姓,向他們讨要糧食。
牆倒衆人推,破鼓萬人捶。唐玄宗的禦駕行至馬嵬驿,手下的一衆衛兵不幹了。
《舊唐書》記載:
“丙辰,次馬嵬驿,諸衛頓軍不進。龍武大将軍陳玄禮奏曰:‘逆胡指阙,以誅國忠為名,然中外群情,不無嫌怨。今國步艱阻,乘輿震蕩,陛下宜徇群情,為社稷大計,國忠之徒,可置之于法。’”
正好有吐蕃使者二十一人在驿站外攔住楊國忠報告情況,衆人高呼:“楊國忠勾結蕃人謀逆”,禁軍于是四面包圍驿站,誅殺了楊國忠等人。事後仍不肯罷手,高力士向唐玄宗回奏:
“諸将既誅國忠,以貴妃在宮,人情恐懼。”
無奈之下,唐玄宗隻好命高力士去賜楊貴妃自盡。
馬嵬驿兵變
這就是轟動曆史的“馬嵬驿兵變”。
對于在馬嵬驿發生的誅殺楊氏家族的兵谏行動,要說有主謀也有主謀,要說沒有主謀其實也沒有主謀,至少在當時混亂的情形之下,失控的人心肯定要發洩在他們所憎惡的對象身上。
在《舊唐書》卷五十一“玄宗楊貴妃”部分中記載:
“及潼關失守,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将陳玄禮密啟太子,誅國忠父子。”
又在卷五十八“韋見素”部分中記載:
“次馬嵬驿,軍士不得食,流言不遜。龍武将軍陳玄禮懼其亂,乃與飛龍馬家李護國謀皇太子,請誅國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禮等禁軍圍行宮,盡誅楊氏。”
在《舊唐書》玄宗、肅宗本紀中并沒有描述太子李亨當時的态度,後兩則史料中卻都提及了陳玄禮與太子有過事先溝通的情節,說明軍士嘩變應該是得到了太子李亨的默許或支持。
其實,從唐肅宗寵信的宦官李輔國的記載中也能從中發現端倪。在陪同唐玄宗逃亡的隊伍中,李輔國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員。他本名李靜忠,《舊唐書》中記載,當時
“輔國侍太子扈從,至馬嵬,誅楊國忠。輔國獻計太子,請分玄宗麾下兵,北趨朔方,以圖興複。輔國從至靈武,勸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肅宗即位,擢為太子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以心腹委之。”
這段記載,可以明顯看出,李輔國此人作為當時太子李亨身邊的貼身、心腹,先後參與了馬嵬驿兵變以及主張太子分兵北上、靈武即位等一系列重要事件。
不僅如此,太子李亨這時能夠站在嘩變軍士這邊,也是有其個人思量的,因為他與宰相楊國忠的關系也并不融洽。
《舊唐書》卷五十六楊國忠部分中記載:
“玄宗聞河朔變起,欲以皇太子監國,自欲親征,謀于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并命矣。’姊妹哭訴于貴妃,貴妃銜土請命,其事乃止。”
《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三中記載:
“上議親征,辛醜,制太子臨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于憂勤,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俟稍豐。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将高枕無為矣。”
聽聞此言,
“楊國忠大懼,退謂韓、虢、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并命在旦暮矣!’”
這兩段清晰地記載交待出了楊氏家族與太子李亨之間的矛盾。
再看當時唐玄宗李隆基的反應。禁軍兵谏,通過逼宮誅殺了楊氏一族,讓唐玄宗始料未及。可見,唐玄宗并沒有明确的心理準備去應對當時的局勢。軍中對下一步去向也是意見不一,有人說去河西、隴右,有人說去靈武、太原,有人說回京。近臣韋見素之子韋谔認為,返回京城必然要面對叛軍,不如先前往扶風,再做打算。
到出發之時,當地百姓認為,“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墳墓,今舍此,欲何之?”一句話把急于逃命的唐玄宗給問住了,于是“乃命太子于後宣慰父老”。
劇照
對于太子李亨的留守北上,《資治通鑒》唐紀三十四中記載的有些曲折,面對唐玄宗執意奔蜀的态度,當地百姓都把希望寄托在太子李亨身上,願意跟随他一同打回長安,假若李亨跟随唐玄宗一塊入蜀“中原百姓誰為之主?”太子李亨是以“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禀進止。”辯解,舍不得父皇遠去,仍要陪父入蜀,以盡孝道,還說自己就算留下,也應當當面和父皇說一聲。
最後,還是在建甯王李倓與太監李輔國等人的勸說下,讓他挽回社稷,迎回唐玄宗,這才是真正的孝道,“何必區區溫情,為兒女之戀乎!”。這才在一衆人的勸說簇擁下,太子李亨才沒有離去。
事後,在得到了太子李亨留下抗擊安史叛軍的消息後,同意了他的這一決定,“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 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
這次父子分兵,唐玄宗李隆基幾次傳位的承諾是真是假,太子李亨是被動而為還是故意作秀,我們不得而知,但李輔國等人決意擁戴李亨北上朔方,顯然是早有分道揚镳之意了。
為什麼選擇北上?因為早在開元十五年(727年),唐玄宗就封“忠王浚為單于大都護、朔方節度大使”,這裡的忠王浚就是李亨,雖然是虛職,但仍與屬地将官有往來,并逐漸獲得了當地軍方的支持。
逆來順受 艱難立儲馬嵬驿兵變時,太子李亨已經四十五歲了,面對着身體健碩的父皇,是老太子了,什麼時候能夠真正擺脫父皇的影響,或許他自己心中也沒有底,因為他能得到太子之位并不順暢。
唐肅宗李亨生于景雲二年(711年),是唐玄宗的第三個兒子,母親是元獻皇後楊氏。
其一生曾四度改名,最初名叫李嗣升,兩歲時被封為陝王。開元十五年(727年)正月,改名李浚,改封忠王。開元二十三年(735年),更名為李玙。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六月,被立為太子。開元二十八年(740年),又更名為李紹。天寶三年(744年),再更名為李亨。
唐肅宗李亨的上位有些巧合,因為在這之前,他的二哥李瑛曾被立為太子。而且當時的宮廷鬥争,他并沒有任何主動競争的資本。
衆所周知,李亨的父親唐玄宗李隆基是位長壽皇帝,活到了七十七歲,但唐玄宗的後半生是逐漸怠慢朝政,信任奸佞,縱情聲色。到了開元二十五年(737年)三月,五十三歲的唐玄宗李隆基仍然精力不減,專寵武惠妃(後來武惠妃的兒媳楊玉環成了唐玄宗的貴妃),這使得太子李瑛的母親趙麗妃、鄂王李瑤的母親皇甫德儀、光王李琚的母親劉才人等一圈佳麗相繼失寵。
楊貴妃
武惠妃此前雖上位皇後未成,但還想着替自己的兒子壽王李琩謀求太子之位。于是,武惠妃一直勾結他人進讒,誣陷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與驸馬薛鏽等合謀不軌,加之李林甫暗中巴結武惠妃,也去鼓動唐玄宗,經不起枕邊風吹的唐玄宗終于害了自己的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婿。
《舊唐書》卷九中記載,開元二十五年(737年)“乙醜,皇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并廢為庶人。”後來,三子一婿皆被冤殺。
計劃不如變化大,武惠妃給兒子清除了上位的障礙,本該是彈冠相慶,自己卻陷入了憂郁恐慌之中,是年十二月蹊跷死去。
開元二十五年(737年)是唐玄宗人生當中黑色的一年。上半年,親自冤殺了自己的三個兒子;年底,自己寵幸的武惠妃又棄他而去。這與天下大治的開元盛世格格不入,也導緻後來的立儲之事再度洗牌。
太子李瑛被廢後,是否立壽王琩為儲成為擺在唐玄宗面前的現實問題。李林甫是力推壽王上位的。《舊唐書》卷十記載:
“太子瑛得罪,上召李林甫議立儲貳,時壽王琩母武惠妃方承恩寵,林甫希旨,以琩對。”
《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中記載,立儲之事,唐玄宗本人是傾向于冊立忠王李玙(李亨)的,認為“忠王玙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但并沒有拿定主意,後來高力士“推長而立,誰敢複争”的建議,讓他下定了決心。
《舊唐書》記載:開元二十六年“秋七月己巳,冊皇太子,大赦天下”。
但從被立為太子這一天開始到天寶十五年,太子李亨的皇儲之途并不順利,先有李林甫,後有楊國忠都曾對其表達不滿,一度危及其皇太子地位。這一切,沒有唐玄宗的默認與縱容,這些權臣絕然不敢對其下手。
靈武即位 兩帝同朝馬嵬驿兵變後,在衆人多次勸進下,太子李亨“不由自主”地扛起了平叛大旗。在獲得父皇李隆基的恩準之後,李亨出任天下兵馬大元帥,成為平定安史之亂的總指揮。
太子李亨的社交圈子和興趣習慣顯然與其父親截然不同。
在天寶十三年(754年)正月,“安祿山來朝,太子識其有反相,請以罪誅之,玄宗不聽。”李亨的密奏,并沒有引起唐玄宗的重視。
其實,早在名相張九齡退出大唐政壇以後,圍繞唐玄宗身邊的,除了李林甫就是楊國忠之流。而且,在開元盛世光芒下的唐玄宗是完全迷失了方向,心思全都放在了女人身上,死了武惠妃,就納了兒媳楊貴妃,邊務之事也完全寄希望于各地藩鎮。
而太子李亨雖然“豈忍朝夕離左右”,但下一步的方向應該是比較明确的,雖然是衆人勸進,但關鍵時刻他沒有含糊,北上過程中整合力量,收納各地散落兵勇,堅定地向河西、朔方前進。他的圈子裡有負責親兵扈從的兩個兒子廣平王李俶(後來的代宗李豫)和建甯王李倓,還有貼身心腹太監李輔國、太子妃張良娣,這些人都是力主北上的堅定支持者。其實,這已經是一套完整的領導班子了。
安史之亂地圖
天寶十五年(756年)
“七月辛酉,至于靈武。壬戌,裴冕等請皇太子即皇帝位。甲子,即皇帝位于靈武,尊皇帝曰上皇天帝,大赦,改元至德。”
是為唐肅宗。
自六月安史之亂爆發,到七月靈武登基。一個月的時間,迅速改變了大唐帝國的政治格局,也讓遠在西蜀的唐玄宗始料未及。為了獲得唐玄宗對靈武朝廷的認可,即位之後,唐肅宗就“遣使乘驿,布于江淮,王命再通”。
這時的唐玄宗還不知情,仍诏告天下,安排平叛部署事宜,《舊唐書》中記載,七月
“丁卯,诏以皇太子諱充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等節度兵馬,收複兩京;永王璘江陵府都督,統山南東路、黔中、江南西路等節度大使;盛王琦廣陵郡大都督,統江南東路、淮南、河南等路節度大使;豐王珙武威郡都督,領河西、隴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大使。”
但到了八月
“癸巳,靈武使至,始知皇太子即位。丁酉,上用靈武冊稱上皇,诏稱诰。己亥,上皇臨軒冊肅宗,命宰臣韋見素、房琯使靈武,冊命曰:‘朕稱太上皇,軍國大事先取皇帝處分,後奏朕知。候克複兩京,朕當怡神姑射,偃息大庭。’”
這說明,唐玄宗一統天下四十年的局面已經不複存在,形成了西蜀、朔方兩兩相對的局面。
面對天下亂局,這時的唐玄宗承認了兒子李亨即位的事實,自稱太上皇。
但他在至德元載( 公元756年) 八月十六日發布的《明皇令肅宗即位诏》中仍然提出
“且天下兵權,制在中夏,朕處巴蜀,應卒則難,其四海軍郡,先奏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皇帝處分訖,仍量事奏報。”
因為天下亂局未定,身處西蜀的他仍不放心“诰、制所行,須相知悉。……且以诰旨随事處置,仍令所司奏報皇帝。”可見他仍然不肯放棄手中的權力,還要以诰旨來随時處理天下之事,與北方的靈武朝廷一起,俨然是一種二元制的中央治理格局。
(本文原創:史說新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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