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祿山起兵反唐，拉開了曆時七年多的“安史之亂”序幕。

“安史之亂”，是大唐由盛轉衰的分水嶺，它打破了唐玄宗李隆基紙醉金迷的帝王生活，也讓唐朝百姓從此卷入颠沛流離的戰争旋渦。

安史之亂

安祿山、史思明的大軍本系邊軍，軍力強盛，來勢洶洶，席卷河北，進占洛陽。天寶十五年（756年）六月九日，潼關失守後，唐玄宗完全沒了欣賞《霓裳羽衣曲》的興緻，帶着貴妃、一家老小和一衆朝中要員匆匆撤離了長安城，“将謀幸蜀”。

《舊唐書》卷九中記載：六月

“乙未，淩晨自延秋門出，微雨沾濕，扈從惟宰相楊國忠、韋見素、内侍高力士及太子，親王，妃主、皇孫已下多從之不及。”

然而，倉促上路的一衆人馬，因沿途州縣大小官吏多聞亂而散，物資供給是根本無法保障。

“至鹹陽望賢驿置頓，官吏駭散，無複儲供。上憩于宮門之樹下，亭午未進食。”

誰曾想錦衣玉食，奢靡之至的大唐帝王，一下子淪落到連膳食也沒了着落的地步，餓起了肚子。随行太監隻得尋找當地百姓，向他們讨要糧食。

牆倒衆人推，破鼓萬人捶。唐玄宗的禦駕行至馬嵬驿，手下的一衆衛兵不幹了。

《舊唐書》記載：

“丙辰，次馬嵬驿，諸衛頓軍不進。龍武大将軍陳玄禮奏曰：‘逆胡指阙，以誅國忠為名，然中外群情，不無嫌怨。今國步艱阻，乘輿震蕩，陛下宜徇群情，為社稷大計，國忠之徒，可置之于法。’”

正好有吐蕃使者二十一人在驿站外攔住楊國忠報告情況，衆人高呼：“楊國忠勾結蕃人謀逆”，禁軍于是四面包圍驿站，誅殺了楊國忠等人。事後仍不肯罷手，高力士向唐玄宗回奏：

“諸将既誅國忠，以貴妃在宮，人情恐懼。”

無奈之下，唐玄宗隻好命高力士去賜楊貴妃自盡。

馬嵬驿兵變

這就是轟動曆史的“馬嵬驿兵變”。

對于在馬嵬驿發生的誅殺楊氏家族的兵谏行動，要說有主謀也有主謀，要說沒有主謀其實也沒有主謀，至少在當時混亂的情形之下，失控的人心肯定要發洩在他們所憎惡的對象身上。

在《舊唐書》卷五十一“玄宗楊貴妃”部分中記載：

“及潼關失守，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将陳玄禮密啟太子，誅國忠父子。”

又在卷五十八“韋見素”部分中記載：

“次馬嵬驿，軍士不得食，流言不遜。龍武将軍陳玄禮懼其亂，乃與飛龍馬家李護國謀皇太子，請誅國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禮等禁軍圍行宮，盡誅楊氏。”

在《舊唐書》玄宗、肅宗本紀中并沒有描述太子李亨當時的态度，後兩則史料中卻都提及了陳玄禮與太子有過事先溝通的情節，說明軍士嘩變應該是得到了太子李亨的默許或支持。

其實，從唐肅宗寵信的宦官李輔國的記載中也能從中發現端倪。在陪同唐玄宗逃亡的隊伍中，李輔國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員。他本名李靜忠，《舊唐書》中記載，當時

“輔國侍太子扈從，至馬嵬，誅楊國忠。輔國獻計太子，請分玄宗麾下兵，北趨朔方，以圖興複。輔國從至靈武，勸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肅宗即位，擢為太子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以心腹委之。”

這段記載，可以明顯看出，李輔國此人作為當時太子李亨身邊的貼身、心腹，先後參與了馬嵬驿兵變以及主張太子分兵北上、靈武即位等一系列重要事件。

不僅如此，太子李亨這時能夠站在嘩變軍士這邊，也是有其個人思量的，因為他與宰相楊國忠的關系也并不融洽。

《舊唐書》卷五十六楊國忠部分中記載：

“玄宗聞河朔變起，欲以皇太子監國，自欲親征，謀于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并命矣。’姊妹哭訴于貴妃，貴妃銜土請命，其事乃止。”

《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三中記載：

“上議親征，辛醜，制太子臨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于憂勤，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俟稍豐。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将高枕無為矣。”

聽聞此言，

“楊國忠大懼，退謂韓、虢、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并命在旦暮矣！’”

這兩段清晰地記載交待出了楊氏家族與太子李亨之間的矛盾。

再看當時唐玄宗李隆基的反應。禁軍兵谏,通過逼宮誅殺了楊氏一族，讓唐玄宗始料未及。可見，唐玄宗并沒有明确的心理準備去應對當時的局勢。軍中對下一步去向也是意見不一，有人說去河西、隴右，有人說去靈武、太原，有人說回京。近臣韋見素之子韋谔認為，返回京城必然要面對叛軍，不如先前往扶風，再做打算。

到出發之時，當地百姓認為，“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墳墓，今舍此，欲何之？”一句話把急于逃命的唐玄宗給問住了，于是“乃命太子于後宣慰父老”。

劇照

對于太子李亨的留守北上，《資治通鑒》唐紀三十四中記載的有些曲折，面對唐玄宗執意奔蜀的态度，當地百姓都把希望寄托在太子李亨身上，願意跟随他一同打回長安，假若李亨跟随唐玄宗一塊入蜀“中原百姓誰為之主？”太子李亨是以“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禀進止。”辯解，舍不得父皇遠去，仍要陪父入蜀，以盡孝道，還說自己就算留下，也應當當面和父皇說一聲。

最後，還是在建甯王李倓與太監李輔國等人的勸說下，讓他挽回社稷，迎回唐玄宗，這才是真正的孝道，“何必區區溫情，為兒女之戀乎！”。這才在一衆人的勸說簇擁下，太子李亨才沒有離去。

事後，在得到了太子李亨留下抗擊安史叛軍的消息後，同意了他的這一決定，“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 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

這次父子分兵，唐玄宗李隆基幾次傳位的承諾是真是假，太子李亨是被動而為還是故意作秀，我們不得而知，但李輔國等人決意擁戴李亨北上朔方，顯然是早有分道揚镳之意了。

為什麼選擇北上？因為早在開元十五年（727年），唐玄宗就封“忠王浚為單于大都護、朔方節度大使”，這裡的忠王浚就是李亨，雖然是虛職，但仍與屬地将官有往來，并逐漸獲得了當地軍方的支持。

馬嵬驿兵變時，太子李亨已經四十五歲了，面對着身體健碩的父皇，是老太子了，什麼時候能夠真正擺脫父皇的影響，或許他自己心中也沒有底，因為他能得到太子之位并不順暢。

唐肅宗李亨生于景雲二年（711年），是唐玄宗的第三個兒子，母親是元獻皇後楊氏。

其一生曾四度改名，最初名叫李嗣升，兩歲時被封為陝王。開元十五年（727年）正月，改名李浚，改封忠王。開元二十三年（735年），更名為李玙。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六月，被立為太子。開元二十八年（740年），又更名為李紹。天寶三年（744年），再更名為李亨。

唐肅宗李亨的上位有些巧合，因為在這之前，他的二哥李瑛曾被立為太子。而且當時的宮廷鬥争，他并沒有任何主動競争的資本。

衆所周知，李亨的父親唐玄宗李隆基是位長壽皇帝，活到了七十七歲，但唐玄宗的後半生是逐漸怠慢朝政，信任奸佞，縱情聲色。到了開元二十五年（737年）三月，五十三歲的唐玄宗李隆基仍然精力不減，專寵武惠妃（後來武惠妃的兒媳楊玉環成了唐玄宗的貴妃），這使得太子李瑛的母親趙麗妃、鄂王李瑤的母親皇甫德儀、光王李琚的母親劉才人等一圈佳麗相繼失寵。

楊貴妃

武惠妃此前雖上位皇後未成，但還想着替自己的兒子壽王李琩謀求太子之位。于是，武惠妃一直勾結他人進讒，誣陷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與驸馬薛鏽等合謀不軌，加之李林甫暗中巴結武惠妃，也去鼓動唐玄宗，經不起枕邊風吹的唐玄宗終于害了自己的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婿。

《舊唐書》卷九中記載，開元二十五年（737年）“乙醜，皇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并廢為庶人。”後來，三子一婿皆被冤殺。

計劃不如變化大，武惠妃給兒子清除了上位的障礙，本該是彈冠相慶，自己卻陷入了憂郁恐慌之中，是年十二月蹊跷死去。

開元二十五年（737年）是唐玄宗人生當中黑色的一年。上半年，親自冤殺了自己的三個兒子；年底，自己寵幸的武惠妃又棄他而去。這與天下大治的開元盛世格格不入，也導緻後來的立儲之事再度洗牌。

太子李瑛被廢後，是否立壽王琩為儲成為擺在唐玄宗面前的現實問題。李林甫是力推壽王上位的。《舊唐書》卷十記載：

“太子瑛得罪，上召李林甫議立儲貳，時壽王琩母武惠妃方承恩寵，林甫希旨，以琩對。”

《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中記載，立儲之事，唐玄宗本人是傾向于冊立忠王李玙（李亨）的，認為“忠王玙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但并沒有拿定主意，後來高力士“推長而立，誰敢複争”的建議，讓他下定了決心。

《舊唐書》記載：開元二十六年“秋七月己巳，冊皇太子，大赦天下”。

但從被立為太子這一天開始到天寶十五年，太子李亨的皇儲之途并不順利，先有李林甫，後有楊國忠都曾對其表達不滿，一度危及其皇太子地位。這一切，沒有唐玄宗的默認與縱容，這些權臣絕然不敢對其下手。

馬嵬驿兵變後，在衆人多次勸進下，太子李亨“不由自主”地扛起了平叛大旗。在獲得父皇李隆基的恩準之後，李亨出任天下兵馬大元帥，成為平定安史之亂的總指揮。

太子李亨的社交圈子和興趣習慣顯然與其父親截然不同。

在天寶十三年（754年）正月，“安祿山來朝，太子識其有反相，請以罪誅之，玄宗不聽。”李亨的密奏，并沒有引起唐玄宗的重視。

其實，早在名相張九齡退出大唐政壇以後，圍繞唐玄宗身邊的，除了李林甫就是楊國忠之流。而且，在開元盛世光芒下的唐玄宗是完全迷失了方向，心思全都放在了女人身上，死了武惠妃，就納了兒媳楊貴妃，邊務之事也完全寄希望于各地藩鎮。

而太子李亨雖然“豈忍朝夕離左右”，但下一步的方向應該是比較明确的，雖然是衆人勸進，但關鍵時刻他沒有含糊，北上過程中整合力量，收納各地散落兵勇，堅定地向河西、朔方前進。他的圈子裡有負責親兵扈從的兩個兒子廣平王李俶（後來的代宗李豫）和建甯王李倓，還有貼身心腹太監李輔國、太子妃張良娣，這些人都是力主北上的堅定支持者。其實，這已經是一套完整的領導班子了。

安史之亂地圖

天寶十五年（756年）

“七月辛酉，至于靈武。壬戌，裴冕等請皇太子即皇帝位。甲子，即皇帝位于靈武，尊皇帝曰上皇天帝，大赦，改元至德。”

是為唐肅宗。

自六月安史之亂爆發，到七月靈武登基。一個月的時間，迅速改變了大唐帝國的政治格局，也讓遠在西蜀的唐玄宗始料未及。為了獲得唐玄宗對靈武朝廷的認可，即位之後，唐肅宗就“遣使乘驿，布于江淮，王命再通”。

這時的唐玄宗還不知情，仍诏告天下，安排平叛部署事宜，《舊唐書》中記載，七月

“丁卯，诏以皇太子諱充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等節度兵馬，收複兩京；永王璘江陵府都督，統山南東路、黔中、江南西路等節度大使；盛王琦廣陵郡大都督，統江南東路、淮南、河南等路節度大使；豐王珙武威郡都督，領河西、隴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大使。”

但到了八月

“癸巳，靈武使至，始知皇太子即位。丁酉，上用靈武冊稱上皇，诏稱诰。己亥，上皇臨軒冊肅宗，命宰臣韋見素、房琯使靈武，冊命曰：‘朕稱太上皇，軍國大事先取皇帝處分，後奏朕知。候克複兩京，朕當怡神姑射，偃息大庭。’”

這說明，唐玄宗一統天下四十年的局面已經不複存在，形成了西蜀、朔方兩兩相對的局面。

面對天下亂局，這時的唐玄宗承認了兒子李亨即位的事實，自稱太上皇。

但他在至德元載（ 公元756年） 八月十六日發布的《明皇令肅宗即位诏》中仍然提出

“且天下兵權，制在中夏，朕處巴蜀，應卒則難，其四海軍郡，先奏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皇帝處分訖，仍量事奏報。”

因為天下亂局未定，身處西蜀的他仍不放心“诰、制所行，須相知悉。……且以诰旨随事處置，仍令所司奏報皇帝。”可見他仍然不肯放棄手中的權力，還要以诰旨來随時處理天下之事，與北方的靈武朝廷一起，俨然是一種二元制的中央治理格局。

（本文原創：史說新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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