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能好，山東淄博人，生于1969年，卒于2019年，享年五十。他自幼多話，學曆高小。他種過地，打過工，會蓋房，幹過裝修，能熟練使用各類農具，不擅用與電有關的器械……王能好死于非命，沒有遺言，隻留親人無限感慨。”

《王能好》，作者魏思孝。/受訪者供圖

這是一塊墓志銘上的文字，連帶标點符号，不超過300字。對觀者來說，這不過是陌生個體生命終結的一個紀念；但對于墓主而言，這是他一生的概括與總結。或許路過的人可以通過隻言片語了解一個人的部分經曆，但人們卻永遠無法知悉，文字所承載的那些歲月，對一個平凡人的生活有着怎樣的重量與意義。

這也是小說《王能好》的結局。故事的主角是個農村光棍，名字就叫王能好。在外打工的他，因為三弟的意外死亡回到了村裡。在置辦喪事的幾天之内，王能好與村中的各色人物産生了諸多交集。

給弟弟下葬、處理弟弟的遺物、賣掉細犬……他做的每件事，都是在努力嘗試與同村的人建立更深的聯系，可不論怎樣，王能好似乎始終都是那個被嫌棄的人。

王能好，

鄉村浮世繪中的向導

王能好在現實生活裡有着一位可以對應的人物，正是作者魏思孝姑姑家的表哥。在魏思孝眼裡，這位表哥很有特點。一直以來，魏思孝都希望能夠寫一篇小說，來講講這個男人的故事。

按照魏思孝的寫作計劃，他可能會在很多年之後再落筆。但表哥突然而至的死亡，讓魏思孝意識到，是時候寫出那個故事了。

雖然這個人物有原型可以依托，但在此之前，魏思孝并沒有和表哥進行過太多交談。因為“沒有人走進過表哥的内心”。

魏思孝說：“我主要通過對他的觀察，以及對所見所聞的還原，來塑造虛構人物的形象，王能好身上，其實融合了很多鄉村人的特點。”

在動筆時，魏思孝就知道，這個人物的結局隻有一種可能——死亡。

起初，魏思孝在設計結尾時，想要寫一些王能好死後身邊人的反應和狀态。

但考慮到叙述視角與結構，魏思孝決定放棄這個想法，轉而留下那塊墓志銘。魏思孝用簡單直接的方式，宣告了王能好一生的結束。土地之上，留下了記錄一個普通農村男性一生的文字。而地下，則永恒地封存了那具不被人重視的肉身。

電影《我的父親母親》劇照。

寫作這部小說的初稿時，魏思孝原本打算寫七個章節，每個章節代表一天，小說寫完，王能好也就度過了生命的最後七日。但寫的進程中，魏思孝覺得不太盡興，他說：“我覺得王能好每一天都能接觸到鄉鎮當中不同的人物，實際上，這個主要人物就像一個向導或支點，可以通過他的移動，來描繪鄉鎮上的群像。”

為了讓小說更加豐滿，魏思孝在每個章節的後面，都添上了一個鄉村人物小傳——有與王能好同歲的企業老闆，也有村子裡因為種種原因變成了傻子的人……

魏思孝對其中幾個人物形象很是滿意。其中一個叫做呂長義。呂長義與王能好同齡，成長軌迹卻迥然不同。前者出身于上海知識分子家庭，後者則成長于農村。而這兩個人的身份，一個是上市企業的富豪，另一個則是打了一輩子光棍的農民。

但在魏思孝看來，雖然兩人的社會地位是如此懸殊，但在人生的某些時刻，比如面對挫敗、孤獨時，兩個人其實是可以坐到一起交心的。他說：“呂長義這個人物表達了我的一種世界觀——衆生平等。”

電視劇《山海情》劇照。

除此之外，魏思孝覺得對另一位人物王傳利的塑造，在某種程度上也能折射出一些鄉土社會的境況。在魏思孝的筆下，王傳利是個“朝巴”（淄博方言，意為“傻子”），他在自家屋後挖了個魚塘，不久後，魚塘遭遇拆遷問題，整個斡旋的過程中，王傳利始終都在捍衛自己的權利。

在魏思孝眼裡，這與日本成田機場跑道内的農園、美國紐約市第七大道55号街口用馬賽克瓷磚拼成的0.3平方米的“赫斯三角”有着共通的價值——它們都屬于個體鬥争的勝利。魏思孝說，小人物其實也同樣可以做出偉大的事，隻不過，我們從來沒有給他們的行為賦予太多意義。

農村與城市的困境和悲歡，

是一緻的

寫成《王能好》那年，是2020年，作家魏思孝34歲。彼時，他已經堅持寫作十年整。早期，别人介紹起他的代表作，無可避免地都會提到《小鎮憂郁青年的十八種死法》。魏思孝也從不避諱地說，書裡充滿了他的自我表達。

《小鎮憂郁青年的十八種死法》，作者魏思孝。

魏思孝把那段時期的作品稱作“青年焦慮”時期的小說。與美國小說家理查德·耶茨的《十一種孤獨》相仿，《小鎮憂郁青年的十八種死法》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十八種無聊”。書中的各色青年，在城鎮裡經曆着一個又一個戲劇性的故事，而每個故事的指向似乎都很明晰——通往人們内心的精神世界，去尋找自我。

但在最近幾年，不少讀者發現，魏思孝的作品裡，“我”變得越來越少了。他漸漸地把寫作的關注點放到自己成長起來的鄉村之中。2020年，講述鄉村生活的《餘事勿取》與《都是人民群衆》相繼出版。前者講述了山東農民衛學金生命最後三天的故事。後者則呈現了村子裡各類人群的真實狀态，在這本書的豆瓣條目中，編輯的推薦語是“本書是作家魏思孝‘為小人物立傳’寫作計劃的成果”。

《都是人民群衆》，作者魏思孝。/受訪者供圖

但随着時間的推移，魏思孝在回看這兩部作品的部分片段時，還是會發現一些過往沒有留意到的缺點。所以，在後來創作《王能好》的時候，他都竭力去規避那些不足，并且試着讓這部書能在人物特質與鄉村圖景之間達成平衡。在與該書的責編的對談裡，魏思孝覺得自己做到了這一點。他說道：“如果在簡曆中隻列一部代表作，目前來說，那就是它了。但我希望能盡快改變這個局面。”

這三本書在出版之後，也被打上了一個新的标簽——魏思孝“鄉村三部曲”。但他覺得，有時候，對城市題材和鄉村題材的這種劃分，其實是為了容易歸類。在今年4月末與作家韓東的一次對話中，魏思孝說：“這樣歸類，對于作品本身，易于傳播。城市和鄉村，代表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因謀生手段的不同，思維方式多少也有些不同。但寬泛來說，人所面臨的困境和悲歡離合，是一緻的。”

作家魏思孝近照。/受訪者供圖

魏思孝說，之所以寫農村題材，隻是因為自己恰好出生在農村，寫那裡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過，對于寫作者而言，過去的生活經驗是一種财富，同時也是一種局限。他認為，居住場所的不同，已經遠沒有那麼重要了，物質帶來的衣食住行隻是表面，如果人們的思想和見解仍舊停留在農耕時代，那麼我們也隻是在故紙堆裡打轉。所以在去年，魏思孝嘗試着寫了一部城市女性題材的作品，他希望能突破局限。

寫作，

是因為不愛上班

對很多作家來說，寫作内容轉換的背後，也是他們生活變化的體現。

2007年，魏思孝大學畢業。和同齡人一樣，他需要面對的，是最基本的生計問題。他知道，必須得找份能糊口的差事。沒多久，他進入一家出版教輔書的公司，負責校對工作。三個月後，他離職了。之後，他又在一家醫療美容醫院擔任文案，在職的時間，也不過兩個月而已。

魏思孝說，之所以寫農村題材，隻是因為自己恰好出生在農村，寫那裡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電影《牧馬人》劇照

迄今為止，這兩份工作，承包了魏思孝所有上班的經曆。他說：“我一開始寫作，也主要是因為我不喜歡上班，那時我就在想，能不能通過寫作來養活自己。”在這個想法的驅使下，魏思孝開始創作自己熱愛的文學體裁——小說。

回溯十年前的自覺寫作，魏思孝說：“那時候沒有結婚，沒有孩子，所要承擔的責任也相對少一些。個體精力充沛，寫起來就信馬由缰，十分自由。雖然從文學上看，（這）不夠成熟，但勤奮、積極地去表達心裡遇到的困擾和焦慮，那種狀态還是非常好的。”

辭掉工作後，魏思孝開始全身心的投入寫作中。/圖·pexels

然而，現實與他的預想有差距。他的郵箱裡有無數封發出去就再無音訊的郵件，靠寫作這門技藝生活，好像很難行得通。魏思孝很清楚，在感到手頭有些拮據時，其實有兩個選擇，要麼停下來去補充資金，要麼降低欲望、減少花銷。于是，他回到老家，過着低成本的日子。他的行為也昭示着，他選了後者。

“寫作和生計結合得緊密就會出現類似的問題，這可能是這個進程中最大的挑戰。”他說，這種狀态雖然有些不自由，但和上班相比，還是好一點，“上班的話，會覺得自己更痛苦”。

幾年前，他所在的山東淄博推行了一個“簽約作家”的政策。該政策簽約期為三年，有一定的發表任務，如果達到标準，能夠得到每個月兩三千元的生活補貼。魏思孝成了簽約作家之一。盡管如此，他依舊保持着自由創作的狀态。

魏思孝成為了簽約作家。/圖·pexels

簽約期結束，他偶爾還是會陷入生計的“泥沼”中。因為對他來說，寫作不僅是自我價值實現的通道，也是一種生存方式。有時，他會和母親講：“實在是不想寫了，寫出好東西太難了。”而母親給出的建議卻很直接：“找個工廠去上班吧。”

于是，他重新回到電腦桌前去修改小說。這期間，他還是會無數次冒出放棄的想法。他腦海裡的聲音，不斷重複着：“你寫得還是不夠好。”他一邊對付着負面情緒，一邊和自己産出的那些文字周旋。第二天醒來，他蓦地發現，修改過後的稿子，确實令自己更滿意了一些。

魏思孝看過不少作家的訪談，在那些人的口中，寫出好作品，似乎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可在他看來，事實并非他們形容的那般輕松。他說：“想寫好，想實現突破，就總要和文字相互消耗。即使是作品已經完成了，它在作者眼裡，還是一個失敗品。因為不滿足，創作者會在下一部作品，去不斷地彌補。”

《餘事勿取》，作者魏思孝。/受訪者供圖

如今，魏思孝已為人夫、為人父。他能明顯感覺到，生活的壓力更大了，身體也正在走下坡路。不過，好的一點是，随着閱曆的增長，他個人對生活的體悟、對文學的理解，以及對人性的認知，都在慢慢增強，這也使得他的寫作得到了精進。

不久前，女兒和魏思孝講了班級分享會上的一件事情。課堂上，老師提問：“你們家裡誰看書最多？”魏思孝的女兒回答說：“讀書多的是爸爸，因為他是個作家。”言語間，女兒透露着一股自豪勁兒。

現在，魏思孝還是和以往一樣，隻要一有時間，就投身于寫作之中，不隻是為了賺取稿費，更是一種使命和精神活動。他認同斯坦貝克的一句話：“從古至今，寫作者的使命不曾改變。他肩負職責，要将我們種種痛苦慘烈的錯誤與失敗袒露人前，要在我們黑暗、危險的夢境中挖掘疏浚，引入光明，導向進步。”

不過，魏思孝也說，在寫作之外，其實他自己和萬千中年人一樣，都在過着極為正常的世俗生活。柴米油鹽，一家老小的起居日用，都是他必須考量的問題。或許，青春時期的叛逆與桀骜，已經無法再從生活中找尋，但他知道，每天下午，他都可以在學校門口，等來那個為自己感到驕傲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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