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五千年：來自四鄰八坊、涵蓋上下五千年的奇談史趣及文化話題

我們知道，經濟增長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再好的天時地利也難以一下子讓大家“都富起來”。當代中國采取的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辦法、局部地區富裕後再帶動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

其實幾千年前的古代統治者也正是這麼做，畢竟經濟發展的道理今古皆通，但因為禮教問題，古人并沒對這樣的“政績”有過大肆渲染，以至于很多人都不知道到底是哪裡”先富起來“。

卧薪嘗膽的另一面：古代商品經濟的初次崛起

越王勾踐在會稽(浙江紹興)一帶圖謀重新崛起的時候，曾用了“三傑”之計，這“三傑”就是文種、範蠡與計然。文種負責的是國家内政，範蠡負責的是軍事，然而政治與經濟都得依托強大的經濟，負責經濟的計然就尤為顯得舉足輕重！

計然是何許人？很多人知範蠡而不知計然，其實這就是對經濟曆史的無知。史載“計然者，範蠡之師也”，他可是範蠡的老師！範蠡的軍事才能興起了越國，他其後成為“陶朱公”的思想也是來自計然，可見他這樣的人物有多厲害了。計然在《漢書·古今人表》中位列第四，如此高人不好好了解一下實在可惜。

人人都在家中種田的話，哪會出現這樣的熱鬧盛況？

計然如此告訴越王：“出師遠征靠的是糧食、錢财與布匹，萬事萬物都有它的形成規律、以天時地利促進百業的興盛，我們才具備以雪吳恥的經濟基礎！”計然為越王勾踐獻了經濟發展”七策“，結果”七策“才用到第五策，吳國就被越王滅了。

對此，範蠡感歎說：“越國才用了五策就實現了經濟上的富國強兵，既已施于國，吾欲用之家！”于是乘起輕舟、更名叠姓蕩迹于江湖。由此看來，會稽越地正是正是史載中最早通過經濟政策興起的區域，堪稱古代經濟崛起的薪火之源！

計然的七策分别是需求決定與經濟周期論、價格調控論、實物價值論、貿易時機論、價值判斷論、物極必反論和資金周轉論。“七策”是一個綜合運用的過程，至于“七策用了五策”滅吳國，應是範蠡用于贊譽計然的一種說辭，從今天的經濟學視角來看，計然的理論是否已經非常全面了呢？

《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所載的計然富國之策：夫興師舉兵，必且内蓄五谷，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于陰陽，明于孤虛，審于存亡，乃可量敵。

範蠡以陶為天下之中，率先帶動了“河東”經濟的發展

範蠡“一葉輕舟蕩江湖”，成就了“河東”經濟的崛起

範蠡在更名叠姓遊曆至山東定陶，覺得那裡是“天下之中”，于是在當地定居了下來。利用計然所傳授的經濟策略，範蠡在定陶“治産積居”，十九年間三度興家、三度将所有财産分發給當地貧困人口，世人感其德行皆尊其為“陶朱公”，亦為後世之“商聖”及文财神。

在計然的經濟策略中，“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平粜齊物，關市不乏“，意思就是說，貨物的出産時間和用途一定要掌握好、一旦兩者的規律形成，就能實現商品充足有序的流通。範蠡一生“與時逐而不責于人”，他營商時的每一所為均經過了“天時”上的審度，加上定陶這“地利”，“十九年之中三緻千金”，正是我國最早的成功營商典範。

定陶位于今日的山東菏澤市，成縣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為黃河中下遊沖擊平原地區，在古時的地理劃分中屬“河東”區域。在範蠡之前，古人尚無營商的經驗，百姓生産依賴的是原始農業勞作，在範蠡的帶動下，會稽的經驗被複制到了定陶，“河東”之地因此日益興盛，成為了古代中國“最先富起來”的區域之一。

河東、河内與河南，“三河鼎足”則天下大定

“三河”與關中的輻射關系圖

中華民族興起于黃河流域，“堯都晉陽”即為河東、“盤庚都殷墟”即為河内、“周平王下洛陽”即為河南。河東、河内與河南，這片三角區正是中華民族興起的核心地域，故稱“三河”。《史記·貨殖列傳》說“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這說明，古代帝王要問鼎天下，“三河”是重中之重的經濟基礎。

“三河”作為古代王朝鼎足天下的經濟依托，繼而往西輻射到了關中地區。“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以三成的人口占據了全國六成财富，這一切的前提正是基于”先富起來“的三河地域。

“逐鹿中原”争奪的正是三河大地

實際上，關中加三河基本上就是古代中國的全部，因為當時的南方越地還非常落後，“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于統治者來說，沒有楚越并不可怕，若沒了三河或關中之任一，王朝就必将傾覆。由于關中曆為秦、漢、唐的核心戍防之地，因此“三河”地區反成了逐鹿中原的重要戰場，每逢天下大亂，當地老百姓就首當其沖了！

魏晉争霸天下的基礎正是三河地域，因此古人也将具有王者氣派的公子稱為“三河少年” (如曹子建)。昔日東漢的基業則從河内(河北鄗縣)而始、隋唐間的争霸核心則是河南、南宋時的三河地域又成了北方混戰的主要戰場......作為我國最早的經濟富庶之地，“三河百姓”不知是幸還是不幸呢？

富無經業、貨無常主，“素封”者曆為儒家所輕鄙

“素封”者其利比于封君

古人将沒有封地卻富甲天下者稱為“素封”，沒有官爵和封地，金錢财物自然都來自于個人的營商積聚。在一個地方生活一年可以種植稻米、生活十年的話則可以種植樹木、生活了一輩子，就可因“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比于封君”，這就是“素封”的來源。

農民百姓世代依靠園田收養尚且難以富足，因而“素封”者必多是經商之人。古代儒家一直重農輕商是因為“富者必用奇勝”，用了心眼花招在競争中取勝，在儒家看來，這僅是物産人為地發生了轉移，這樣的手段并不道德。當然，儒家沒有認識到，當一個地方的産物多到浪費、另一個地方則奇缺，這樣的物産轉移無關道德且具有非常正面的社會價值，這一點他們就避之不談了！

廣州首富伍秉鑒就是落第“素封”者中的無冕之王

司馬遷總結說，“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此說正道出了營商的真相、也道出了儒家輕商的根源。“能者”和“不肖者”，在一個人經商之前是看不出的，在“輻湊與瓦解”之間，難免就會産生逐利行為，這與儒家所倡導的忠君、非利理念是相悖的。

儒家學者們說了：“好好讀書，有了功名國家自然會養你，不忠君報國枉稱仁德”，後來的科舉制度又如何呢？能擠進科場的人畢竟是少數，落榜者當中同樣不乏遠見卓識者。直到改革開放後，我國才真正在政策上給了這些人用武之地，延續千年的“輕商”傳統從而被逐漸扭轉。

珠三角取代“昔三河”，經濟北伐終于遍燃中華大地

這裡說的就屬當代曆史了。在改革開放之前，南方經濟雖早已崛起，但充其量也就跟從前的“三河”區域相持平而已，全國上下找不出哪片地區是出類拔萃的。

古時候的三河與關中在“楚越之地，地廣人希”的情況下崛起，它們當之無愧成了國家的錢袋子；到了大家都彼此彼此的時候，就亟需再找一處“領頭羊”了！“珠三角、長三角”等正是在這樣的曆史變遷下崛起，當“經濟北伐”成功遍燃中華大地，商業經濟開始成了國家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古代儒家的眼光看來，今日我國的“素封”者比比皆是，總體社會經濟發展了、但道德層面卻并未整體滑坡——當然，需要值得我們警惕的地方确實很多，這也正是當代長期的素質教育任務之一。

古時的“素封”者可“與王者同樂”，今日則已是真正的“普天同樂”，如此相比較的話，相信“腐儒”們就無話可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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