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文學處境頗為尴尬：一個原因是相對于改變我們靈魂的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文學一直處在那個大師輩出的時代的陰影之中；另外一個原因是，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文學中的輝煌與榮耀很大部分是由流亡在西方的作家所書寫。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這群作家的著作，連同他們悲劇性的命運和曆史，在翻譯中被保留和發現，使得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文學的回歸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文學事件。這位在國内尚不知名的俄羅斯作家尤裡·德魯日尼科夫和他的代表作《針尖上的天使》，正是這一文學回歸大潮中頗為知名的一位。

德魯日尼科夫，1933年生于莫斯科，1955年大學畢業，做過大學教師，擔任過圖書編輯和記者等。1971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随後加入蘇聯作家協會，1977年因為從事地下出版物活動被開除作家協會，從此在蘇聯文學界銷聲匿迹。直到1987年他被迫移民海外這段時期，他的作品一直都處于我們常說的地下文學狀态，通過地下文學圈之間互相傳閱而知名，而後在西方文學世界中發表和出版自己的作品，從而為世人所知。他的這部小說《針尖上的天使》就是以這種曲折的方式才得以出版，最初的手稿被一位美國人以微型膠卷的形式，包裹在香煙盒裡才終于帶出蘇聯境内，并随後在倫敦出版。當時另一位大作家索爾仁尼琴為其寫下了如下寄語：“祝賀尤裡·德魯日尼科夫寫出了這樣一部最出色和非常為大家需要的書，這樣，漸漸地——雖然不是所有的，但總歸是很多的浮誇就将被揭穿。”此書直到1995年才在莫斯科出版第一個版本。

此小說之名，“針尖上的天使”來源于中世紀哲學中“針尖上能夠納下的天使數量等于2的平方根”，本意是諷刺那種瑣碎無用的經院哲學研究，但作為小說之名卻寓意模糊，不知何謂。1992年德魯日尼科夫接受采訪時曾表示說，“天使”喻指那些少數的對停滞的蘇聯社會進行改革的和善的人。但在小說中，目之所及，筆之所觸之人物，大都平庸無奇，苟安于世，畏畏縮縮地生活，夾着尾巴做人。那些平庸的官僚，國家的螺絲釘，欺上瞞下的小人，禁欲或狂歡的女人，大人物的陽痿，政治的醜惡通通摻和到了一起。整本小說傳遞給讀者一種壓抑和苦悶，一種灰色和陰暗的氣息。

故事設定在1969年的莫斯科，小說的主人公們是國家的意識形态重點宣傳部門，輿論的喉舌，中央報《勞動真理報》報社的編輯和記者。開篇寫到了報社的總編馬卡爾采夫突發心肌梗塞，小說的結尾部分是他的死亡。生死之間的這段時間裡，在報社工作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次序登場，推動着國家的日常輿論意識形态謊言機器的正常運轉，同時也把總編推向了死亡之路。如果這本小說隻是想通過一個編輯部發生的故事，用一種文學中常見的以小見大見微知著的形式反映當時蘇聯生活的灰暗，揭露其中的腐化與堕落，并批判後極權制度下的國家機器的慣性運轉的話，也未免太赤裸裸的“政治化”了。文學與政治之間的争議從來沒有斷過，但是有些共識已然達成，其中一項就是文學不能成為政治的傳聲筒，小說想要從虛構的角度反應曆史，必須合理恰當地運用小說技巧，讓政治内容化為文學的常态。德魯日尼科夫在這本小說中，就采用了頗為新穎的形式，完成了從政治到小說的巧妙轉化。他采用了一種僞記錄體的形式，每一位人物出場之前，都會采用那個時代裡常用的人物關系的文檔和資料：履曆、評語、證件、表格、回憶記錄等，把人物的生平和政治發展曆程做一個簡單的介紹，随後讓他盡快融入發生的編輯部故事中去。這種寫作形式的運用，一方面會讓我們有種曆史的真實之慨，另外一方面也在這種抽離中作出一個遠距離的觀照和反思，換句話說，仿佛具有了一種布萊希特的戲劇中的隔離效果。

小說中有一條重要的線索是一本名為《1839年的俄國》的地下出版物。這是一本由法國旅行家庫斯汀公爵在一百多年前書寫的手稿，無論在沙皇還是在蘇聯時期都是名符其實的禁書。小說中還假托了赫爾岑對它的評價是“外國人所寫的關于俄羅斯的無疑是最出色和最聰慧的書”。這樣一本高度敏感的手稿，有一天突然出現放在了總編馬卡爾采夫的桌子上，令他驚慌失措。更為離奇的是，在他偷偷閱讀這部禁書手稿的時候，一百多年前的庫斯汀公爵也出現在了他的面前，他們進行了一場曆史性質的虛拟對話與交流。小說中精彩的部分就是對這本書的轉述，其中的很多論斷都令人觸目驚心，比如，宗教偏執是俄國政治的主要推動力；俄國是一個講究全無用處的手續的國度；任何一個抵達俄國邊境的外國人提前被看作是罪犯；俄國是一個講究門面的國度；俄國沒有出色的人，因為沒有獨立的人格；這個國家的氛圍本身敵視藝術；政治迷信是這個社會的本質；俄羅斯民族是一個啞巴民族；在俄國存在的隻有距離；政治信仰在這裡比宗教信仰更穩固和強烈；在俄國把堕落與自由主義混為一談；受人奴役的平等在這裡是規則，不平等是例外；一切都被奉為未來的祭物；如果罪犯不夠，會制造他們出來；這是一個政府說話随心所欲的國家；在俄國，對曆史真相的尊重不比對誓言神聖性的尊重更多；如果您的子女想要抱怨法國，我請您利用我的處方，我請您對他們說：你們去法國吧……

在一部小說中，假托另一本寫于一百多年的書，讓它開口說話。我們自然知道這是一種小說的書寫策略，我們意識到一百多年後的國民的人性，政治的環境惡劣如斯，幾乎未變；與此同時，我們也能感知到對其強烈地控訴意味。德魯日尼科夫以小說的名義書寫了曆史，以荒謬的名義呼籲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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