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谟拉比法典》（The Code of Hammurabi）是古巴比倫國王漢谟拉比（約公元前1792一前1750年在位）頒布的法律彙編，是最具代表性的楔形文字法典，也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完整保存下來的成文法典。

《漢谟拉比法典》原文刻在一段高2.25米，上周長1.65米，底部周長1.90米的黑色玄武岩石柱上，故又名“石柱法”。

（漢谟拉比像）

石柱上端是漢谟拉比王站在太陽和正義之神沙馬什面前接受象征王權的權标的浮雕，以象征君權神授；下端是用阿卡德楔形文字刻寫的法典銘文，共3500行、282條，現存于巴黎盧浮宮博物館亞洲展覽館。

《漢谟拉比法典》由序言、正文和結語三部分組成，序言和結語約占全部篇幅的五分之一，語言豐富，詞藻華麗，充滿神化、美化漢谟拉比的言辭，是一篇對國王的贊美詩。正文包括282條法律，對刑事、民事、貿易、婚姻、繼承、審判等制度都作了詳細的規定。

❖奇石的發現

在1901年12月，由法國人和伊朗人組成的一支考古隊，在伊朗西南部一個名叫蘇撒的古城舊址上，進行發掘工作。一天，他們發現了一塊黑色玄武石，幾天以後又發現了兩塊，将三塊拼合起來，恰好是一個橢圓柱形的石柱。石柱兩米半高，它的上方刻着兩個人的浮雕像：一個坐着，右手握着一根短棍；另一個站着，雙手打拱，好像在朝拜.石柱的下部，刻着像箭頭或釘頭那樣的文字。經考證，這正是用楔形文字記錄的法律條文－－《漢谟拉比法典》。

❖曆史地位

《漢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現存的古代第一部比較完備的成文法典，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了解和研究古巴比倫王國曆史的第一手文獻。較為完整的繼承了兩河流域原有的法律精華，使其發展到完善地步。它公開确認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地位，嚴格保護奴隸主階級的利益，并對各種法律關系作了比較全面的規定，特别是有關債權、契約、侵權行為、家庭以及刑法等方面的規定所确立的一些原則：如關于盜竊他人财産必須受懲罰，損毀他人财産要進行賠償的法律原則以及誣告和僞證反坐的刑罰原則，法官枉法重處的原則等，均對後世立法具有重大影響。《漢谟拉比法典》不僅被後起的古代西亞國家如赫梯、亞述、新巴比倫等國家繼續适用，而且還通過希伯來法對西方法律文化産生一定的影響，中世紀天主教教會法中的某些立法思想和原則便淵源于該法典。

❖曆史評價

《漢谟拉比法典》體現了刑法的殘忍，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同現代法律所弘揚的人道主義精神、平等精神是不同的。但《漢谟拉比法典》對後來西方各國的立法産生了重要影響。現代西方各國的法律都可以找到《漢谟拉比法典》的影子。許多法律原則都起源這部法典：比如要有證據才能定罪、設置公民陪審團、所有案件要立案并記錄，方便以後查看與審閱，也對以後人們研究古巴比倫社會的法律與制度提供了重要文獻。

《漢穆拉比法典》的制定

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

楔形文字是古代兩河流域居民對世界文化的重要貢獻，最早的楔形文字文獻主要記錄人們的日常經濟活動。随着曆史的演進，古代兩河流域的原始文獻逐漸演變出财物買賣憑證、租賃契約、财物收據等多種法律文獻。法律文獻是古代兩河流域楔形文字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了兩河流域居民強烈的法律意識。

古代兩河流域居民很早便開始創制法律，公元前24世紀左右的烏魯卡基納改革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立法活動。公元前21世紀左右，烏爾第三王朝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典，即《烏爾納姆法典》。

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18世紀是古代兩河流域法典制定的鼎盛階段，先後出現了《蘇美爾親屬法》《李必特-伊什塔爾法典》《埃什嫩那法典》《漢穆拉比法典》等成文法典。其中，《烏爾納姆法典》《李必特-伊什塔爾法典》《埃什嫩那法典》涉及财産、繼承、婚姻、家庭和刑法等方面的内容，《漢穆拉比法典》的條款“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更加系統完整。《漢穆拉比法典》是古代兩河流域法典編纂的頂峰，也是其悠久法制傳統的集中體現。該法典最值得注意之處是有關自由人身體傷害的刑罰、血親複仇以及“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同态複仇取代了罰金，這是阿摩利人習慣法的典型特征。因此，《漢穆拉比法典》既延續了《烏爾納姆法典》等法典的成文法傳統，又保留了阿摩利人的習俗，可謂古代兩河流域成文法與阿摩利人習慣法的集大成者。

盡管《漢穆拉比法典》被放置到巴比倫、尼普爾和西帕爾城等城市的神廟供人們閱讀，但由于法典制定于漢穆拉比統治的末年，他并沒有多少時間去推行法典。漢穆拉比去世後，古巴比倫王國的統一局面被打破，其子孫忙于鎮壓各地叛亂，根本無暇推行法典。與古代世界其他地區的法官一樣，古巴比倫法官也沒有在審判過程中援引《漢穆拉比法典》的有關條款，這引起了現代學者對其性質的質疑。不過，古巴比倫王國時期的一封書信曾提到雇傭工人的工資已經寫在“石碑”上了，一份租地契約中的違約賠償要“參照石碑上的話語”，上述文獻所提及的石碑指的就是《漢穆拉比法典》石碑，而這正是法典在一定範圍實施過的有力證據。

《漢穆拉比法典》的流布與劫難

漢穆拉比去世後，其法典不僅沒有被遺忘，而且被廣泛傳抄。迄今為止，《漢穆拉比法典》的抄本已達到53個，一些抄本出自漢穆拉比時代，其他抄本出自其後多個朝代，最晚的抄本完成于新巴比倫王國時期（公元前626—前539年）。發現法典抄本的地點已達10個，不僅出現在巴比倫、西帕爾、波爾西帕、尼普爾和拉爾薩等兩河流域南部城市，而且出現在阿淑爾和尼尼微等兩河流域北部城市，還出現在兩河流域之外的城市蘇薩。有些抄本系原封不動地抄寫法典，有些是法典條文的摘抄，有些則是針對法典的評論，甚至還有一個蘇美爾語譯本。

為記錄法庭判決和起草法律文書，古代兩河流域的書吏需要熟練地掌握法律術語和條款，而抄寫相關的法律文本是其學習的重要内容。雖然《烏爾納姆法典》等法典也曾被抄寫，但《漢穆拉比法典》的諸多抄本表明，其受關注程度遠非其他法典可比。亞述帝國時期（公元前934—前612年），著名的阿淑爾巴尼拔圖書館收藏了《漢穆拉比法典》的多個抄本，圖書館的書目索引稱法典為“漢穆拉比的法律/判例”；它還被稱為“王公的忠告”，這與法典結語宣揚的主旨是一緻的。

公元前6世紀以後，随着外來民族的入主，古代兩河流域的法制受到沖擊，然而《漢穆拉比法典》并沒有完全消亡。“巴比倫之囚”期間（公元前597—前538年），猶太人之所以能夠幸存下來，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謹遵當地法律，而掌握巴比倫法律是其前提，他們可能從中接觸到《漢穆拉比法典》。客居兩河流域階段是猶太法律從習慣法到成文法的關鍵時期，猶太律法中的血親複仇和同态複仇等刑罰很可能受到《漢穆拉比法典》的影響。

不過，《漢穆拉比法典》的盛名也給其帶來了厄運。公元前1200年左右，伊朗西南部的埃蘭王國入侵兩河流域，國王舒特如克-納渾特一世将法典石碑劫掠到其都城蘇薩，并磨去了法典正面的第17欄到23欄，即法典的第66條到99條。對照後世的抄本，法典的第66條到81條得以部分恢複，而第82條至99條則永遠地消失了。随着埃蘭的衰落，法典石碑隻能默默地沉睡在異鄉的廢墟中。直到20世紀初，法國考古隊發掘蘇薩遺址，法典石碑才得以重見天日，并被運到巴黎，成為盧浮宮的鎮館之寶。

《漢穆拉比法典》與阿卡德語教學

阿卡德語圖冊

《漢穆拉比法典》石碑被發現以後，立刻在亞述學界産生巨大轟動，亞述學家得到了一部難得的阿卡德語教材。阿卡德語屬于東北塞姆語的一個分支，公元前25世紀左右兩河流域南部地區出現了阿卡德語文獻。随着阿卡德語的發展，其地域差别日益突出，明顯分為兩種方言：一種是南方的巴比倫語，另一種是北方的亞述語。自漢穆拉比開始，古巴比倫語成為阿卡德語的典範，其突出特征是語法和拼寫方法的标準化。公元前14世紀左右，古巴比倫語一度成為近東地區的通用語言，成為許多民族創制文字的藍本。因此，古巴比倫語往往被稱為“古典阿卡德語”。

《漢穆拉比法典》石碑用黑色閃長岩雕刻而成，高約2.28米，是目前已知最大的古巴比倫語文獻。石碑銘文分為正反兩面，每面從上到下分欄，其中正面分為23欄，反面分為28欄。每欄又分為許多行，每欄的行數從66到106不等，法典全文共約4130行。盡管法典有部分殘缺，但它仍然是保存最完整的古巴比倫語文獻，非常适合用作阿卡德語教材。

《漢穆拉比法典》正文分為282條，涉及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詞彙極其豐富，語法嚴謹，不僅給古代兩河流域書吏掌握法律術語提供了重要教材，而且為當代亞述學家編寫阿卡德語教材提供了難得的素材。事實上，無論是英語的阿卡德語教材，還是德語的阿卡德語教材，其詞彙介紹、語法解析和例句引用多來自《漢穆拉比法典》。為便于學生學習，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于1931年複制了法典石碑。以色列學者對《漢穆拉比法典》的崇拜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于2001年底2002年初專門召開學術讨論會慶祝法典石碑發現100周年。

《漢穆拉比法典》在中國的影響也非常巨大。法典發現不久，中國學者就撰文予以介紹，并有學者于1938年根據西方學者的翻譯将法典全文譯成中文。20世紀90年代以來，随着中國亞述學的建立，《漢穆拉比法典》也成為中國阿卡德語教學的主要教材。中國學者不僅将其從楔形文字原文譯成中文，而且開展了相關研究，法典已成為中國亞述學教學和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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