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是中國文化叙事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在對外文化交流中，如何準确地向西方讀者傳遞“君子”二字的文化内涵，一直是翻譯界反複探讨的話題。長久以來，經過有意無意的文化過濾、轉換與替代後，在英語世界中，gentleman（紳士）成為與“君子”對應頻率最高的單詞，且兩者關系呈現固化趨勢。在諸多中國典籍的英譯版本中均可發現這種現象，如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Arthur Waley）翻譯的《論語》（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1938）、中國學者林語堂的《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 1938）、美國詩人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的《孔子：中庸和大學》（Confucius: the Unwobbling Pivot & the Great Digest, 1947）等。此外，第二十屆奧斯卡最佳影片Gentleman’s Agreement（1948）在登陸中國電影市場時的片名即為《君子協定》。然而，事實上，“君子”與gentleman兩個詞彙蘊含着深刻的文化差異。

　　“君子”重于内在精神

　　在中國古代，“君子”最初與人們的社會地位有關。《說文解字》雲：“君，尊也。從尹；發号，故從口。”又曰：“尹，治也。”表示治事。君子是指發号施令、治國理政之人。具體到周代，君子用來稱謂分封建國時的貴族。《尚書·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孔穎達引鄭玄的話解釋說：“君子，止謂在官長者。”這裡的“君子”即指在位的貴族階層。知武子也說：“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左傳·襄公九年》）君子與小人之分，主要是社會地位的差異，既包括地位、權力、身份、财富等社會地位附屬物的區别，也包括治人與治于人等相應的社會分工的區别。

　　商周之際，在“天命有德”觀念的影響下，統治階級的德性受到關注。統治階級占有社會資源，享受良好的教育，他們代表着品德、修養和才華。在《詩經》中，人們用“君子”來指代“像君一樣”的人，以寄寓贊美、思念等情感。“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召南·草蟲》），表達了女子對丈夫的思念之情；“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隻且”（《王風·君子陽陽》），表達了女子對樂師才華的愛慕之情。在這些用法中，“君子”的政治意義淡化，情感價值日益凸顯。

　　在春秋末期，“君子”的含義發生了重大轉折，逐漸固定為對“有德者”的褒義稱謂，強調文化修養與道德品質的内在統一。“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以下僅标注篇名），一個人文雅樸實兼重，才能稱得上君子；“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裡仁》），君子重于道義甚于利益；“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述而》），君子心胸寬闊、光明磊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泰伯》），君子品格堅毅、志向遠大；“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裡仁》），每時每刻都不做違背仁的事情。道德修養無止境，“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述而》），孔子都無法保證自己在實踐中已經成為一名君子，君子境界之高遠可見一斑。總之，孔子實現了君子從“在位者”到“有德者”的轉化。自此，君子便成為中國士人追求的理想人格。

　　Gentleman重于外顯形象

　　從詞源學上看，gentle源自拉丁語gentilis（共同的家族或祖先），在13世紀早期由古法語gentil轉入英語，意為出身高貴。14世紀初，年收入20英鎊以上的群體稱為貴族，并且按收入多少排序，收入排名前二分之一者稱為顯貴，後二分之一者稱為紳士。15世紀時，伴随着貴族的垂直流動性增強（錢乘旦、陳曉律《在傳統與變革之間——英國文化模式溯源》），從廣義上講，紳士包含了所有的貴族階層。16世紀時，紳士概念融入了教養、學識等新元素，醫生、牧師、律師、知名學者等都可以稱為紳士。到了19世紀，随着英國國内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海外殖民的擴張，以新興工商業者為主體的中産階級迅速崛起，他們在經濟上獲取巨大财富後，繼而在政治和社會地位上提出訴求，認為出身卑微的人照樣可以通過自我奮鬥跻身紳士階層。他們改造了紳士過去固守血統、迂腐保守的出身構成，更加關注個人的學養素質。這一時期紳士精神的内涵主要體現在勇敢、務實、自由、競争，以及高雅的藝術修養和得體的行為舉止，但财富的積聚仍然是進入紳士階層最強有力的敲門磚。

　　到了現代，紳士的含義主要定格在社交禮儀方面。《新牛津英漢雙解大詞典》對gentleman的解釋也印證了這一點：“a chivalrous, courteous, or honourable man, a man of good social position, especially one of wealth and leisure.”這一解釋顯示，彬彬有禮和教養良好是紳士的兩大特點，有身份的人，尤其是那些有錢又有閑的人被稱為紳士。

　　兩者存在本質區别

　　通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君子”與gentleman都經曆了一個内在含義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起初，兩者的共同之處在于對社會地位的強調。但随着曆史的變遷，兩個詞語的文化差異日益拉大，具體内涵甚至相互沖突。具體來說，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首先，紳士代表一種物質文化，君子代表一種精神文化。在英國社會傳統裡，紳士的概念多與經濟實力相關聯，尤其在西方資産階級革命之後，功利主義思想大行其道，紳士階層更加強調對私有财産的占有。然而，“君子”的概念在孔子之後就更加強調精神修養，與地位、官階、窮富已沒有直接的關系，且這一含義一直沿用至今。所以，即便“一箪食，一瓢飲，在陋巷”，顔回仍“不改其樂”（《雍也》）；“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孔子“樂亦在其中矣”（《述而》）。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君子的安貧樂道與英國紳士的功利主義是背道而馳的。

　　其次，紳士重視外在的言行舉止，君子更重視内在的道德修養。紳士給人的印象，往往是西裝革履、彬彬有禮、對女性殷勤有加等外在形象。相反，君子則是将倫理規範向内收攝為道德信仰，集《中庸》所謂仁、智、勇“三達德”為一身的高尚人格。儒家不太重視對君子的外在形象加以限定，“吾日三省吾身”（《學而》），“君子求諸己”（《衛靈公》），反複強調内省是修養道德的重要方式。

　　最後，紳士擅空談、不緻力于政治權謀，君子重踐履、主張積極出世。受西方自由主義的影響，紳士崇尚個性獨立，給人自我、淡定、從容、優雅的印象。君子被賦予許多政治期許，他們“學而優則仕”（《子張》），将内在的道德品質與外在的社會規範結合起來，擔負起治國平天下的社會責任。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感召下，中華民族曆經磨難而不衰，在曆史的長河中愈挫愈勇。因此，君子更具社會性、更有宏大的氣象。

　　宜譯為Junzi（virtuous man）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由于中西曆史背景和文化傳統不同，“君子”一詞所承載的深厚文化意蘊無法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對等表達，這屬于文化空缺現象。為此，筆者認為應“以我為主”，适當保留文化差異，采用“音譯 注釋”的方式，将“君子”譯為junzi（virtuous man）。拼音junzi使漢語文化在西方文化中得以呈現和保留，英文virtuous man在兼顧西方讀者閱讀感受的同時，又闡明君子是道德層面上的形象這一核心意義。這種中西結合的譯法也正體現了君子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處世之道。随着中華文化的深入傳播和異域文化對“君子”内涵的理解深化，甚至可考慮去掉注釋，直接音譯為junzi。事實上，很多極具中國特色的譯文均已被西方人接受并收入其詞典，如kungfu（功夫）、fengshui（風水）等。這也是我們提出這一譯法的實踐上的理由。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資助項目·華僑大學統戰工作研究專項課題（TZYB-20200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人事處）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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