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海遺珍 · 第八十六期 -

今天《學海遺珍》專題刊載陳增弼教授兩篇談“馬杌”的文章：《馬杌簡談》、《一件造型奇特的上折式馬杌》，兩文原分别刊載于《文物》1980年第四期、《中國古典家具學會會刊》（Joural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Society）1992年秋季期。

陳增弼教授用大量的史料、新發現的出土墓葬陶俑、壁畫、古代繪畫、以及傳世實物，講述了傳統家具中一個被我們長期忽視的重要形制——馬杌。

這也提醒我們，現存的很多被認為是方凳的家具，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在古代就是用來上下馬的專用家具。

馬杌簡談

一件造型奇特的上折式馬杌

文 / 陳增弼

在元、明時代的墓葬裡，常常可見扛着家具的陶俑。

例如四川華陽縣保和鄉五号元墓、四川成都白馬寺明魏本墓、四川華陽縣明甯菊東、劉遠峰墓等，都見這樣的陶俑出土。四川嶽池縣明墓出土的石刻上，在一組出行儀仗行列裡，也有在馬後肩扛家具的待從形象（圖一）。

圖一

1 四川華陽縣保和鄉五号元墓出土肩杌俑

2 四川成都白馬寺明魏本墓出土肩杌俑

3 四川華陽縣明墓出土肩杌俑

4 四川嶽池縣明墓出土石刻出行圖中的肩杌俑

這種扛在肩頭的家具，發掘報道或報告中往往稱之為“桌子”。如成都白馬寺明魏本墓的發掘簡報說：“樂俑共十個。有五個帽上有髻，衣飾及顔色與樂俑相同，其中一個背桌子。”華陽明甯菊東、劉遠峰墓的簡報也說：“侍從俑戴圓盆帽，有背桌子的。”

上述這種家具的用途是什麼？正确的名稱應當是什麼？問題值得探讨。

我們認為，這種家具不是“桌子”而是“杌子”；而且不是一般家庭日常使用的杌子，而是專供上馬下馬踩踏用的。這種家具，稱為“下馬杌子”，簡稱“馬杌”，在宋代以來的史籍中是屢見不鮮的。

宋陳世崇《從駕記》雲：“控攏禦馬，左右直執七寶素紅瑪瑙鞭各二，擎硃紅水地戲珠龍杌子各一。”宋錢世昭《錢氏私志》雲：“賢穆有荊雍大長公主牌印，金鑄也。金鞍勒，瑪瑙鞭，金撮角紅藤下馬杌子”。

這裡所說的“硃紅水地戲珠龍珠子”、“金撮角紅藤下馬杌子”，都是宋代上等精美的馬杌，是和宋代的鞍勒制度相一緻的。

宋王铚《默記》：“元豐末，王荊公在蔣山野次，跨驢出入。時正盛暑，而提刑李茂直往侯見，即于道左遇之。荊公舍蹇相就，與茂直坐于路次，荊公以兀子，而茂直坐胡床也。語甚久，日轉西矣。”

既然說“舍蹇相就”，下得驢來坐在杌子上，可見這杌子原是由随從攜帶，供上騎下騎用的；不過中途與客相遇，在路次道旁權當坐具一用罷了。客所坐胡床，在此與杌子相當。

宋畫《春遊晚歸圖》為我們提供了使用馬杌的形象材料（圖二）。

圖二 宋人《春遊晚歸圖》 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宋人《春遊晚歸圖》（局部）

圖畫上，一位高官騎馬春遊而歸，馬前馬後簇擁着十個仆從。二人開道，一人牽馬，二人護衛，一人背大鬥笠，一人扛交椅，一人擔食盒、炭盆、一人提籃；一人緊跟馬後，肩頭所扛的正是馬杌。杌深色，方面，四腿，腿間有撐。扛杌的姿勢與元、明墓葬出土的肩杌俑相仿。這幅宋畫，完全可以與《從駕記》、《錢氏私志》、《默記》等宋人筆記相印證。

元初冠服車輿之制多沿襲金、宋，而騎馬之風更為盛行，使用馬杌的習慣自然仍舊。《元史·禮樂志一》“進發冊寶導從”的儀仗裡，有“金杌左、鞭桶右，蒙鞍左、傘手右”。

《輿服志二》對這幾件器物有具體的描述：“杌子，四腳小床，銀飾之，塗以黃金。鳴革鞭，綠柄，鞭以梅紅絲為之，梢用黃茸而漬以蠟。鞭桶，制以紫絁表，白絹裡，皮緣兩末。蒙鞍，青錦緣，绯錦覆。”

這是一組騎馬用的器物，其中的金杌就是塗有金飾的馬杌。

四川華陽保和鄉五号元墓，提供了元代馬杌的實例。而傳為元代錢選所作的《楊妃上馬圖》，則生動地描繪了作者在現實生活中所見使用上馬杌子的情況（圖三）。

圖三 元 錢選《楊妃上馬圖》 美國佛利爾美術館藏

圖三 元 錢選《楊妃上馬圖》（局部）

還值得指出，畫中上馬杌子的形制和顔色，正與前述宋代《錢氏私志》的記載相府。

馬杌的使用，到明代相沿不衰。《明史·輿服志》公卿以下車輿條雲：“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轎”，其他則當騎馬，“蓋自太祖不欲勳臣廢騎射，雖上公，也必乘馬”。

《明史·儀衛志》郡王儀仗中有“鞍籠一，馬杌一”。又雲：“舊例，郡王儀仗有交椅、馬杌，皆木質銀裹；水盆，水罐及香爐，香合，皆銀質抹金。”

談遷《北遊錄•紀聞下》有這樣的記載：“往時文職四品以下，上馬以杌，一人繩之，一人鞭之。清朝不以杌，竟躍馬自鞭，南人頗苦之。”

這裡所說的“躍馬自鞭”，是談遷所見清初官員的風尚。事實上也并非一概如此，馬杌在清代仍舊使用的，此外在官邸門前還有“上馬石”一類的東西。

明、清時代在儀仗中及官員日常活動中用馬杌，在随葬品中也有馬杌。《明史·禮志十四》：公、侯“給明器九十事，納之墓中”，其中包括“交椅、腳踏、馬杌各一”。墓葬出土情況可以作為這種喪葬之制的注腳。

除了前面提到的四川成都白馬寺等明代幾個墓出土的馬杌外，近年來發掘的明墓出土馬杌的還有：

山東鄒縣明魯王朱檀墓中有一組生動的木雕儀仗俑，是朱檀生前儀仗的寫照，其中一俑肩扛馬杌（圖四）。

圖四 木雕儀仗俑 山東明魯王朱檀墓出土

北京明定陵寶床上南端第七号箱内，除少數幾件銅器外，都是錫器。每一器物上都貼有紙簽，标明器物的質地和名稱。其中一件标明是馬杌。這當是萬曆帝朱翊鈞儀仗用的馬杌模型。

明代馬杌除墓葬中出土的明器外，傳世實物有一件黃花梨木馬杌。它作為一件杌凳收錄于《中國花梨家具圖考》。

圖五 清 黃花梨馬杌 選自《中國花梨家具圖考》

這件高級的馬杌面方420×420毫米，高520毫米。杌面四框攢邊，中嵌硬面，面與框平整。四腿斷面為圓形，腿間單撐，四撐平齊。腿上面有平素的牙闆。杌腿略有側角，使得造型穩定有力，這種處理手法是和馬杌的使用功能相一緻的。這一馬杌圓潤簡素，是一件成功的、完美的明式家具（圖五）。

簡言之，元、明墓葬中所見扛在肩頭的形似方桌的家具，是“下馬杌子”，簡稱“馬杌”；肩扛馬杌的侍從俑，可以稱之為“肩杌俑”。

馬杌作為一種用具，元代以前早見于記載，元、明墓葬中屢有明器可為例證，傳世實物中也有典型的精品。

楊耀先生生前告訴我，天津有一件造型和構造很特别的馬紮，要求我有機會去看看。

1975年，我借出差的機會去拜訪了天津藝術博物館（注：今已與天津曆史博物館并為天津博物館），在有關同志陪同下參觀到館藏的紫檀畫桌、柞木春凳和這件黃花梨馬紮。

我對這件特殊的家具，進行了測繪和研究，并把研究結果公之于同好，權作引玉之磚。

馬紮座面寬56.5厘米，深49厘米，高49厘米，白銅飾件，黃花梨木。做工地道，造型屬于明式。其奇特處是由兩片有直棂的木框組成的硬面座屜（圖六）。

圖六 清早期 黃花梨上折式馬杌 天津博物館藏

一般馬紮皆是用繩索、皮革、織物制成軟性座屜，折疊時軟屜自然下折十分方便。然而這件硬座面的馬紮，不能向下折攏，隻能向上提才能折疊，因此稱之為“上折式”是可取的。

常識可知，硬面折疊比軟面折疊在構造上要複雜得多，古代工匠運用其聰明才智和娴熟的技藝，巧妙地解決了這些構造要求。

在兩片硬座屜之間設一豎向木框，木框的上框較寬，兩端各出兩軸，插人兩片硬座屜相應的孔眼内，用白銅飾件加固，轉動自由。豎框的高度是關鍵，其高度應保證當兩片硬座屜展平時，豎框的下邊框恰好落在腿子相交處，使座面平正并能承受荷載。

從設計角度看，應當說古代工匠的這種構思是十分巧妙和成功的。由于他們的創造性勞動，為我國古典家具增添了新的品種，豐富了明式家具的造型和構造的内容。為後人留下了一件傑出的家具實物。

對這件馬紮進行了測繪、制圖（圖七）。在測繪和研究中，深深體會到古代工匠的聰明才智，手藝精絕，令人贊歎不已。

圖七 清早期 黃花梨上折式馬杌測繪圖

在贊美和鑒賞之餘，人們自然會産生這樣的疑問：如果當初業主隻是要工匠制作一件僅僅可供垂足坐的馬紮，工匠為什麼要這樣費工費料地大動腦筋呢？做成軟屜既省事，又坐着舒服，何樂而不為呢？

同時我們也知道，注重實際的中國古代細木工工匠，決不會僅僅為了形式上的标新立異而舍近求遠、舍易就難的。也就是說，其所以這樣巧費心思，推出新樣，是其特殊的使用功能使然。

從這件馬紮本身的特點看，它體量輕，可以折疊，便于攜帶；它具有一般馬紮所沒有的可以承受蹬踩的硬座。這些都符合馬杌的條件。

然而當時這也隻是一種測想，尚沒有旁證材料來證明它就是馬杌。1983年3月13日，我帶學生去濟南參觀山東省博物館朱檀墓出土的家具，偶然看見展廳中懸挂着明代《于慎行平生行狀圖》（圖八）。

其中一幅畫引起我的注意。畫中于慎行着藍袍騎着白馬，四個侍從随其左右，一個牽馬在前，另三人随後，其中一人抱紅色包裹，一人雙手托盤，一人攜一馬紮立于馬後。

圖八 明 佚名《于慎行平生行狀圖》 山東平陰縣文化館藏

圖八 明 佚名《于慎行平生行狀圖》（局部）

使我驚奇的是這個立于馬後的侍從所攜之馬紮與天津藝術博物館的馬紮全然一緻。至此思路豁然開朗，存疑數年之久的問題，找到了可信的佐證。

原來這件奇特的馬紮确實是由侍從提攜，追随于主人馬後，供主人借以上下馬之用的馬杌。《于慎行平生行狀圖》證明了這種家具的使用功能，同時還提示我們，至遲這種家具在明萬曆年間就已出現。這件家具的正确名稱，應當是“黃花梨螭龍紋上折式馬杌”。

它的功能不同一般軟座屜的馬紮。它不僅僅可以供人們垂足坐，而主要是為了高官顯宦出門旅途中踩蹬上下馬之用。正因為有這種特殊的使用功能，才使工匠煞費苦心，設計和制作了這件奇特的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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