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如是說：“（帝舜）東巡狩，至于岱宗......遂見東方君長......同律度量衡......”雖然，這些内容屬于後人的追溯，卻表明了中國使用度量衡的曆史悠久。

舜到東方巡視時，商讨包括度量衡在内的一些問題。後來的秦始皇也做了此事，一統六國後，頒布統一度量衡的诏書，為了迅速執行這一制度，還将诏令刻在量器和衡器上。

度、量、衡就是指三個物理量：長度、容量和重量。

禹治水患時，“身為度，稱以出”，上古時期，人身體的某個部位成了度量衡的标準，如“布手知尺”，現在一樣也會以掌來粗略計算某物的長度。

中國是農業立國的，所以，很早就出現量器，也是用人身體的某個部位計量，如“溢”，是指一隻手可以盛，不過，最初的基本容量的單位是“掬”，兩手合盛，“掬”同“升”。

關于“衡”，古時的稱呼就比較複雜了，宋代起借用長度中的“分、厘、毫”名稱，一直沿用至清代，少有改動。

看文獻時，涉及重量單位時，要注意唐、宋兩代的“分”，因為它們所說的“重量”完全不同。唐時的“分”有确定的重量，兩錢半，而宋以後的“分”，是十退單位，十厘為一分。

按照古書的說法，黃帝創立了度、量、衡、裡、畝五個量。不過，有信物為證的，是出土于大地灣遺址的一組陶質量具，也是目前我國發現的最早的量器。

按照自然盛放谷物的容積計算，條形盤大概為264.3立方厘米，鏟形抄約為2650.7立方厘米，深腹罐的容積約為26082.1立方厘米，都是十倍的遞增。另外出土的骨匕和鏟形器大多可見等距離圓點狀的鑽窩刻度，内裡還塗有紅色顔料，應該就是測量長度之用。

這些文物表明，中國在大約5000年前，就掌握了計量的基礎方法。還有研究者說，8000多年前的賈湖骨笛，應該就是個計量工具，是最原始的圭尺，用來測量日影和節氣的。并指出，若沒有精準的計量工具制作工藝，該骨笛是無法吹出七聲音階的。

帝舜到東方巡視，也談到了音律的統一，可見，度量衡的發展，很早就已經涵蓋了中國的各個方面。商周時期，已經有專門負責度量衡标準與管理的官職。不過，能形成制度，卻是在秦始皇完成一統大業之後，這個制度在漢代進一步改進完善，并将其寫進了典籍，曆代都會在制訂本朝度量衡和計時單位時，翻出來好好探究一番。

這裡，我們再來看看中國古代的計量技術。

台灣故宮博物館保存的新莽銅嘉量，将度量衡這三個單位非常巧妙地組合于一個器物之上，器型有斛、鬥、升、合、龠五個量，工藝相當複雜，采用的圓周率是3.1547。斛為主體，鬥為圈足，左右耳分别為升與合，下為龠。每個量都有詳細的分銘，記着各個器物的大小和容積。

在100多座春秋戰國的楚墓中，有一樣随葬品無法讓人忽視，那就是：天平和砝碼，用來稱量黃金貨币，最小的砝碼隻有0.2克，當時稱量的精度可以達到16毫克。更厲害的則是用“音頻”來定長度。

西漢末年，經學家劉歆開始了試驗，以“黍”來定度量衡的标準。他選擇中等大小的“黍”90粒，橫着排得到黃鐘律管的長度—9寸，而律管的容積差不多是1200粒黍，這和一龠的容積一緻，1200粒黍的重量大概為12铢，24铢就是一兩。

單靠自然作物“黍”，就定出了一套度量衡之間的參量公式。自此，中國古代的計量可以直接度量衡，也可以用“律”來校驗“量衡”。這個公式已經經過大量的理論推算和檢驗，在一定誤差範圍内可以複現，按照現代的物理學原理來解讀，是完全可行的。

在生産實踐中發展起的度量衡，在古代大量科學家的實踐中，得到了不斷完善改進。南朝數學家祖沖之在反複運算後，得出精确到小數點後七位數的圓周率3.1415926-3.1415927，他用這個數據去校核新莽銅嘉量，毫不客氣指出了：設計者的數學實在“粗疏”。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那時有太多的天文學家、數學家、音律家，甚至，包括很多顯貴們都埋頭于當時的計量器具，司馬光和範鎮書信讨論是“律生度”還是“度生律”長達30年，沈括還著書《浮漏儀》，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商貿活動的繁盛。

度量衡不僅僅是測量工具，它更反映了當時的科技和生産水平，也是一個民族文化和社會制度的繼承和發展。雖然，如今的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但是，先人們從自然規律中總結出來的度量衡技術，定會繼續綻放它的光彩。

參考資料：

【《中國古代度量衡的發展》、《漢書·律曆志》、《浮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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