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王劍英

“2021年，北京市共有21名福利機構的成年孤兒回歸社會安置就業，其檔案交接、集體戶口解鎖和遷移等工作均已完成。自2009年以來，全市累計近300名孤兒于成年後順利回歸社會、自食其力。”日前，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長李紅兵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說。

福利機構收養的兒童大都有中重型殘疾，包括肢體殘疾和心智障礙，他們的教育尤其就業是兒童保障中的“難啃的骨頭”。

2021年6月，北京市兒童福利院内，工作人員和孩子在一起

“兒童優先”“兒童利益最大化”是北京兒童福利機構已持續多年的工作理念。“十三五”時期，北京先後制定兒童福利相關政策20餘項，包含生活保障、撫養照料、醫療康複、教育、成年安置、收養寄養等。對困境兒童的兜底保障是該理念的具象呈現。

“對于困境兒童的保障，不僅要着眼于其眼前的生存，還要着眼于未來的發展。”李紅兵這樣表述“兜底”的含義。

3月，在北京平谷區峪口鎮，社工對困境兒童進行巡視探訪

延展

2.4萬人，約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0.11%——這是北京困境兒童的基礎數據。

所謂困境兒童，從一個較寬泛的角度上來理解，是指18歲以下，在經濟、身體或監護方面有所缺失，遭遇困難，需要政府和社會提供相應支撐和保障的兒童。

李紅兵介紹，困境兒童的内涵外延随社會發展而不斷延展，這亦是國家對于兒童保護的進步體現。

孤兒棄嬰是困境兒童最原始、最核心的部分；後逐漸涵蓋殘障兒童、大病兒童、打拐解救兒童、流浪乞讨兒童；後又延展至事實無人撫養兒童，比如父母一方亡故、另一方在服刑；再後來，留守兒童中的困難者也被納入進來。

2.4萬人是通過摸底調查和信息采集後、目前正式登記在冊的數據。李紅兵對《瞭望東方周刊》坦言：“這不是全部。”比如，某些涉及重殘、大病的兒童，也許其家庭因經濟狀況良好、不願意引發關注而沒有主動申報。

在較長的一個時期内，福利院既接收孤兒棄嬰，也接納老人。1984年，民政部在福建召開“漳州會議”，推動福利事業向精準化、精細化、專業化方向發展。同年，北京市兒童福利院從北京市社會福利院劃撥分離、單獨成院，北京第一家兒童福利院誕生。

至今，北京共有15家兒童福利機構，其中市屬3家，區屬12家，共有床位3300張。新的計劃是：按照“一區一所”的目标，到2025年，全市兒童福利機構床位達到3600張。

兒童福利院隻能收養18歲以下的兒童，孩子成年後怎麼辦？

李紅兵介紹，有以下方式：一部分由政府負責安置就業；一部分因能通過其他方式獲得保障而離院；一部分由兒童福利機構轉入社會福利機構繼續養護；在校就讀的孤兒供養至畢業後可予以安置。

2017年是北京困境兒童保護的關鍵節點——在全國省級民政部門中，北京市民政局率先成立了兒童福利和保護處。

此前一年，兒童福利督導員和兒童福利主任制度已經先行實施，即在社區（村）一級設立兒童主任，在街道（鄉鎮）一級設立兒童督導員。他們的職責是對轄區内的困境兒童開展巡視探訪，發現問題及時上報，并提供相關福利政策、法律法規的宣傳和指導。

至今，北京市330餘個街道（鄉鎮）和7100餘個社區（村），已經全部配備兒童督導員和兒童主任。

試點于2010年的兒童主任制度是中國服務基層兒童的創新舉措，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稱之為“最佳實踐（best practice）”，并推薦給了30多個國家。

上調

2022年1月，北京2400餘名困境兒童領到了當月的生活費2450元。此前這一補助的标準為每月2200元。

受益群體主要包括由民政局兜底保障的、具有北京戶籍的孤兒棄嬰和事實無人撫養兒童，大部分都在兒童福利機構集中養育；還有部分為城鄉低保家庭中的重病兒童和殘疾兒童。

資金發放方式為：集中養育在兒童福利機構的，按照預算資金管理要求執行；其他統一通過民政一卡通發放。

這是自2016年後，北京第三次調整困境兒童生活費。2016年，補助标準從每月1600元提升至2000元。2019年，再次提升為2200元。最新的調整，每月上調250元達到2450元，上漲幅度達11.36%。

有兩個可參考的數據：

2021年7月，北京最低生活保障标準由家庭月人均1170元調整為1245元，上漲幅度6.41%；

2021年8月，北京最低工資标準由每小時不低于12.64元、每月不低于2200元，調整為每小時不低于13.33元、每月不低于2320元，月工資上漲幅度5.45%。

上調舉措與北京居民生活消費水平提升息息相關。

李紅兵表示，北京将繼續完善困境兒童補貼費用動态調整機制，實現補貼額度與居民生活消費水平挂鈎，“保障困境兒童，我們不僅要量力而行，更要盡力而為，把事情做好”。

困境兒童補貼費主要用于兒童的夥食營養、服裝被褥、日常生活用品、基本教育、娛樂、基本醫療、基本康複和保障日常生活所需的其他費用。

北京市兒童福利院裡收養了400多名孤殘兒童，這裡的孩子是怎樣使用新增250元補貼費的呢？院長張志良對本刊記者細數：紙尿褲、紙巾、濕巾類費用提升約100元；夥食營養費提升約80元；剩餘70餘元分散在其他如衣服、被褥床單、奶瓶等方面。

張志良說：“對兒童福利院而言，所有涉及兒童的資金，都是底線、紅線，每一分錢都必須足額及時花在孩子們身上。”

疫情期間，根據民政部相關指南，兒童福利機構采取了比社會面更為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所在設區的市級行政區域出現本土确診病例，則機構啟動一級響應機制，實施嚴格的封閉管理；工作人員實行14天一班的輪休制，隻出不進，其間無法回家；每天三班上崗，确保孩子得到24小時的照顧。

2022年，從1月1日至4月20日，北京市兒童福利院絕大多數時間都處于封閉管理狀态，張志良在院内封閉天數為96天；2021年，他的封閉天數為111天。

2021年5月，在北京豐台區王佐鎮，社區舉辦親子手工活動

合力

在欣欣和蓉蓉的人生中，2020年一定是值得銘記的一年——他們進入北京豐台區某小學就讀，開啟了新的人生之旅。

他們都是打拐解救兒童。2009年，在成都至北京的火車上，還在襁褓裡的欣欣和蓉蓉被民警解救，先送至北京太陽村兒童機構收養，後轉至江西太陽村。2020年8月，豐台區民政局在得知他們轉到外省市後，将他們接回北京，安置在豐台區兒童福利院。11月，聯合屬地公安局為其辦理集體戶口，并聯系豐台區教委安排就近入學、随班就讀。

福利院專門安排了一名老師帶着他們上網課，以便能跟上學習進度，并配備專業社工提供咨詢和心理疏導。

2021年9月，欣欣和蓉蓉一同升入初中，學習成績、身心健康都有長足進步。

在此過程中，公安局、民政局、教委、福利院、學校、社工團體等諸多機構加強政策銜接，形成工作合力，為兩個孩子融入正常生活保駕護航。

李紅兵表示：“對兒童需要緊急庇護或生活照料的，北京的原則為先救助保障、後确認補辦手續，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困境兒童。”

李紅兵還表示，和成年人福利不同，兒童福利更為重視受教育權，“因為教育關乎兒童的未來，而他們的未來與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息息相關”。

由于已被福利機構收養，欣欣和蓉蓉的所有生活、學習等支出全部由政府兜底，完全沒有後顧之憂。對于未進入福利機構的困境兒童，在教育方面能享受到哪些實實在在的福利呢？

李紅兵介紹：

“事實無人撫養兒童在就讀高職或大學期間，每人每學年可領取8000元助學金，目前已有近140名孩子獲得這一資助；

接受高等教育的孤兒每人每學年可領取1萬元補助，自2019年至今已有116名孤兒受益；

北京市對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低收入家庭和領取生活困難補助的重殘家庭，開展高等教育新生入學救助。2021年救助616人，發放救助資金303.16萬元；

具備條件的殘疾孤兒實現融合教育，在普通學校随班就讀。”

民政局代表政府對困境兒童履行監護、保護職責。事實上，除了政府層面，還有多方力量守護困境兒童。

各類公益基金會、慈善組織是其中之一，如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孤獨症服務公益機構星星雨等。

市場化的專業力量亦不可少，如為欣欣和蓉蓉進行心理疏導的社工，來自政府購買市場服務。

……

“政府、社會、市場，大家要從不同的角度履行責任，拿出各自的力量，交融、彙集，擰成一股繩，落實到一個個具體的困境兒童身上，解決他們面臨的一個個具體問題。”李紅兵說。

3月，北京平谷區民政局工作人員在研究制定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方案

示範

有一份榜單令李紅兵頗為欣慰：在“中國兒童政策進步指數2020”排行榜中，北京位列前茅。

該指數由兒童政策環境、生活保障、教育發展、醫療健康和救助保護5個一級指标以及25個二級指标構成，系統評價全國31個省份的兒童政策實施和創新情況。

在政策環境、教育發展、醫療健康等方面，北京排名均位列第一。

北京市兒童福利院内，職工和孩子在一起

該指數由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發布，這是中國第一所公益研究院，成立于2010年，專注研究兒童、老人和殘疾人三大弱勢群體的福利與保障問題，兒童主任制度即始創于該研究院。

在2020年度的指數報告中，北京以下做法被點贊：

更好地保障被收養兒童的合法權益；

加強留守兒童的關愛保護工作；

檢察機關率先與共青團組織合作，建立跨部門、多專業的社會支持體系，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

中國公益研究院執行院長高華俊對北京兒童福利政策最為贊賞的是：“自一開始就較成體系，相對其他城市而言，比較完整。”他告訴本刊記者，在此前數屆兒童指數排行榜上，北京都排在前列。

還有一件事，讓高華俊覺得北京“特别了不起”——作為首都的開放與包容。這裡擁有全國頂尖的兒童醫療、救助資源，以及數量衆多的各類公益基金會、慈善組織，“它們不隻服務北京的孩子，其實是在為全國各地的孩子提供服務”。

“北京高度重視兒童福利事業發展，不斷加大支持保障力度。”張志良表示。

北京市兒童福利院早已成為全國兒童福利行業的排頭兵，在管理水平、服務水平方面起着示範引領作用。2020年成為孤殘兒童養育服務标準化國家級試點，2021年通過服務标準體系複審，主持起草了多項地方标準，并積極參與行業标準的制定工作。

張志良說，作為大國首都的兒童福利機構，北京市兒童福利院承載着“四個窗口”的定位：全國看首都的窗口、社會看民政的窗口、人民看黨領導優勢的窗口和世界看中國的窗口。福利院裡的兒童屬于困境兒童中的困境兒童、弱勢群體中的弱勢群體，從對他們的保障水平中，可以看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看出民心所向。

李紅兵則關注到其他大城市的新動作，有的城市在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條例中提出了很多新的觀點，比如網絡保護、特殊保護等，以回應未成年人保護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值得北京學習。

而《北京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上一次修訂還是2003年底。李紅兵覺得，“相比提前一步的城市，北京還需要下更大力氣去推動未成年人保護”。

據悉，“推進全市未成年人保護體系建設”“年内完成《北京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修訂” 已被列為2022年北京市民政局兒童福利和保護處的重點工作。

“兒童福利與保護不僅關乎困境兒童，也關乎每一個未成年人。”李紅兵說。

（文中欣欣和蓉蓉為化名）

來源：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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