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第一階段)10月15日結束，會議正式通過“昆明宣言”，呼籲各方采取行動，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以扭轉當前生物多樣性喪失趨勢并确保最遲在2030年使生物多樣性走上恢複之路，進而全面實現《生物多樣性公約》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2050年願景。

此次昆明會議對于生物多樣性進程的曆史意義，是否留下了與之相匹配的政治遺産?新的十年，是否有值得樂觀的理由?

北京大學保護生物學教授、聯合國生态修複十年2021年-2030年顧問委員、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創始人呂植以觀察員身份應邀參會。

新京報記者就此與呂植進行了對話。

呂植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上留影。受訪者供圖

自然是經濟的核心

新京報：按照我們普通人的理解，保護生物多樣性不就是保護珍禽異獸、奇花異草這些明星物種嗎?究竟何為生物多樣性?

呂植：生物多樣性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地區或者整個地球上多種多樣生命的總和，它們與環境相互作用，經過漫長的演化曆史存活到今天。生物多樣性通常看的是基因、物種和生态系統等多個層次，而生命之間還存在着有機的關聯，相互作用，并行使不同的功能，比如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陽能轉化為生物能，吸收二氧化碳，釋放氧氣，成為動物的食物，進一步形成食物鍊。

那麼，之所以要強調“多”字，是因為隻有多才有可能讓這個網狀的自然系統穩定。而相對穩定的自然系統是包括我們人類在内所有生命賴以生存的基石。人類生存所需要的食物、藥物、空氣、水，無一不是自然的産物，自然還提供我們文化、精神、健康和安全的服務和保障，所以，保護生物多樣性，遠遠不止是種樹和保護幾個明星物種，本質上保護的是整個生物多樣性，包括它們的組成、結構和功能。

新京報：2019年，IPBES(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和生态服務系統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指出人類“嚴重改變”了地球四分之三的陸地表面，并有100萬個物種瀕臨滅絕，許多物種将在幾十年内滅絕;GEO6(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全球環境展望6》)報告，确定了造成生物多樣性喪失的5個主要的驅動因素，都是人類活動，地球是否正面臨着迄今為止生态系統和物種滅絕最為嚴重的威脅?

呂植：各種研究報告顯示的結果的确如此，目前世界範圍内的生物多樣性正以驚人的速度退化，人類應該盡早達成共識來緩解這種局勢，避免生态危機進一步惡化。實際上自然資源也是一種經濟資産，并且是最珍貴的資産，因為它提供給我們生存所需的一切物質，我們應該将經濟活動融入自然，而不是獨立于自然。這一點全球正在達成共識，從這次大會上各方的表态也能得出這樣的印象。

自然是經濟的核心，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風險報告》指出，2019年全球GDP是88萬億美元，其中超過44萬億美元的GDP中度或高度依賴自然，比如建築、農業、食品和飲料等行業。自然的風險不是經濟發展的外部性，而是經濟發展本身的風險。

新京報：在CBD(《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制定中，10年是一個周期，每10年，締約國将設定一攬子目标，然後在接下來的10年裡去執行，這次昆明舉辦的COP15恰好站在了下一個十年的重要節點上，這次主要設定了什麼樣的目标?

呂植：這次的主要成果是《昆明宣言》，這是一個政治承諾，意在推動在明年4-5月COP15的第二階段，全部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締約方，面對面談判時達成共識，制定“2020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來實現2030年前扭轉生物多樣性下降和2050年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目标與願景。

已經出台的第一版框架草案中，到2030年的任務有21個。有三個方面的内容：生物多樣性的有效保護、減少威脅;可持續利用和惠益分享滿足人類需求;以及将生物多樣性保護主流化和目标實施的工具和解決辦法。例如，有效保護中提出至少30%的全球陸地和海洋區域，尤其是對生物多樣性及其對人類的貢獻特别重要的區域得到有效保護;進一步将外來入侵物種的引入率降低50%，并控制或根除這些物種以消除或減少其影響;将流放到環境中的富營養物質至少減少一半，将殺蟲劑減少至少三分之二，并消除塑料廢物的排放;通過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每年至少為全球氣候變化減緩工作作出相當于減排100億噸二氧化碳的貢獻等等。這些目标将在今後幾個月中以及明年COP15的第二階段讨論。

新京報：這些目标裡最具有争議的是哪個?

呂植：大家目前讨論比較多的是2030年之前至少要保護30%的陸地和海洋，即30×30目标。有的科學家認為30%太高，有的科學家認為30%不夠，提出了50%、甚至是70%，才能使全球生态系統達到最佳穩定的更具雄心的比例。

我覺得值得一提的是，所謂有效保護，不僅僅指的是官方建立的正式保護區或國家公園，也包括民間各種各樣得到有效保護的地區，比如源于文化的神山聖湖和普遍存在的風水林，甚至城市裡關注生物多樣性的綠地、公園。這些地方既有有效的保護，又可以有人在其中生活生産。因此發動多元的利益群體，用各自的力量參與保護就顯得特别重要，這也是保護主流化的表現。

世界發展的軌迹的确就是一個資源消耗的軌迹，涉及各國具體的土地和資源開發與利用，也是一個利益的博弈。COP15是多邊談判，這次會上還是明顯看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利益訴求的差異。今天全球的生物多樣性主要分布在發展中國家，在提出具有雄心的目标時如何平衡發展中國家的需求，發達國家做出何種資金和技術上的承諾，将會是未來談判的重點之一。

呂植和措池村老書記嘎瑪。受訪者供圖

金融和農業的希望

新京報：從COP15開幕式、高級别會議以及4個部長級圓桌平行會議、生态文明論壇的7個主題會議，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些領域的發言?

呂植：幾個國家領導人都用了類似“自然是經濟的核心”等表述，“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NbS)得到了廣泛認可，這與主席倡議的“以綠色轉型為驅動力，助力全球可持續發展”一脈相承。

作為一個觀察者，大部分發言聽下來，我發現一個現象，金融界的發言很積極，高級别會議閉幕式上，金融界代表甚至提出請《生物多樣性公約》(CBD)對金融投資提出更加嚴格的規定。能看出這是一個新的”自然向好“的趨勢正在全球形成，這個走向就是價值觀轉變。

新京報：CBD秘書處的統計顯示，全球用于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資金缺口為1030億-8950億美元，以現有資金投入來看，缺口平均達7110億美元。如果算上那些會破壞自然的負面投融資，這個缺口會進一步擴大?

呂植：是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說，我們需要調整全球資金流向，從自然不利型轉向自然向好型。金融業本身也需要引入生态評估指标，來應對生态破壞帶來的日益增加的金融風險。因為造成生态環境破壞的産業本身的持續性不良會受到不斷出台的環保政策的限制，導緻這些行業經營不善，給投資帶來風險。因此，我覺得金融業自身的核心業務，投資哪些自然向好型的行業轉變是關鍵，而不隻是出錢做慈善項目來表達情懷。

新京報：糧食和農業生産帶來的土地利用變化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很大，厘清糧食和農業生物多樣性之間的密切關聯很重要，對于農業方面的變革，你有哪些思考?

呂植：的确，生物多樣性保護主流化進程中，農業是一個關鍵領域。農田大多是從森林或濕地轉化來的，土地利用的改變到今天仍然是對全球生物多樣性的主要威脅之一。

我們國家通過國土空間規劃紅線在大尺度上解決了農田擴張的問題。而另一個角度是農業可否與生物多樣性更好地共存?傳統有機農業系統中本身具有多種多樣的農業種質資源，但是大部分已經被工業化農業高産但是單一的作物替代，這使得我們的食物體系也更加單一化，對人的健康是不利的。在我看來，在吃飽飯的前提下，應該考慮恢複和提高傳統有機農業的比例。這樣做至少有幾個好處：健康、減排、生物多樣性，以及小農的利益。

我個人認為目前2020後框架中對農業與生物多樣性的讨論不夠，應該加強。

新京報：生物多樣性保護大會有“第二氣候大會”之稱，《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生物多樣性公約》被視為保護環境的兩軸，二者一同誕生，但後者的健全性、有效性、各個國家參與的興趣，政治意願都與前者有着天壤之别，這次大會是否有所改觀?

呂植：這次COP15會議，協同應對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問題，已經得到全球各界人士的共識”，這是讓人最高興的一點。在生态文明論壇上，設立了專門的 “應對氣候變化(碳達峰碳中和)與保護生物多樣性”論壇着重讨論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将為生态系統應對氣候變化帶來巨大的系統利益，反之亦然。

當地居民的權利與社區發展

新京報：在《生物多樣性公約》中，“保護土著人民和當地社區習慣上的可持續利用，是全球的重要關注點”這句話，你怎麼理解?

呂植：我們首先需要将“人”放置在他們世代生活的人文和自然景觀去理解他們，他們有自己對景觀的分類、解釋以及由此構建出的一套知識體系，尊重和了解它們長期與自然相處中形成的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的規範，以及自然與人的關系的文化甚至信仰，并且尊重社區的發展需求。許多當地社區是保護的天然同盟軍，在保護中綜合傳統知識和科學創新，往往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的。

我分享一下三江源國家公園的案例。青海省玉樹州雜多縣昂賽鄉是瀾滄江源頭，也是雪豹之鄉，雪豹之所以能在青藏高原生存到今天，與這裡的傳統文化中敬畏生命衆生平等的理念有很大關系。雪豹作為食肉動物也會常常獵食家畜，但牧民這麼多年來有着相對的容忍。我們在家訪中，大部分牧民會說，它本來就是食肉動物，也要生存，沒辦法。在一些神山上的蟲草，村民是不去挖的。這種文化中的自律，讓人感觸很深。

基于此，2005年我們開始和當地的三江源保護協會以及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共同發起了一個社區保護的項目，由保護區授權給牧民發一個巡護許可證，保護草原和野生動物。當時保護和開發之間的矛盾還是挺尖銳的，所以牧民很高興，有了參與保護的權利。

青海曲麻萊縣的措池村是最早做牧民巡護的，到現在都做得非常好，巡護筆記一排排地放在村委會裡，牧民分為19個小組，每個小組都有自己的logo，特别有自豪感。這種自豪感是他們堅持行動的動力之一。

新京報：對比世界上的國家公園特許經營的經典案例，三江源國家公園的特許經營特色是什麼?

呂植：國外的一些國家公園，很多沒有原住居民，特許經營權多授給外來的企業進行經營。而三江源國家公園有世世代代居住放牧的牧民，特許經營作為一個保護的措施，目的是為了讓老百姓得到收益，進而更加支持保護。因此三江源國家公園的特許經營優先考慮當地牧民的合作社作為經營主體，在他們能力不足的時候由公益組織投入，進行能力支持，目前可以說是一個市場加公益的模式。

2017年以來，昂賽鄉就開展了雪豹自然觀察的嘗試，并在2019年，由三江源國家公園授予牧民合作社特許經營權的試點項目，這也是獲批的三江源國家公園第一個特許經營項目。具體做法是由22戶牧民家庭在經過培訓後，為體驗者提供食宿，并擔任司機和向導。每個自然體驗團控制在3-4人，都需提前預約，并申請國家公園的許可。生态體驗項目收益的45%屬于接待家庭，45%屬于村集體收益，10%用于野生動物保護基金。我相信，牧民總有一天可以獨立經營，獨立對接市場。在此之前，公益組織的非盈利性參與，逐漸培養社區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其實公益組織的幫助也體現了一個公平性。雪豹吃家畜，雖然老百姓能夠容忍，但這個損失不能總是老百姓自己承擔，像你我這樣很多外面的人想看到雪豹得到保護，那大家都分擔一點保護的代價，做點貢獻對不對?捐點錢來支持當地社區和雪豹和自然和平共處。通過特許經營的收入，雪豹和牧民做到了雙赢。與此同時，來參加體驗的公衆不但享受到了這裡的自然風光野生動物，也體驗了淳樸的人文底蘊和傳統的遊牧生活方式，讓國家公園起到“全民共享”的作用。

新京報記者 劉旻 編輯 胡傑 校對 李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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