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傳統法觀念是一個複合的、多元的觀念體系；中國人心目中理想的法律是“天理”“國法”和“人情”的三位一體。那麼，中國傳統法律在三者之中處于什麼地位呢？在一些學者看來，在法之上還有天理、人情。而這些規範之間并不是相互獨立和封閉的。如果以“天”為“彼岸”，“人”為“此岸”，則“天理”架通了彼岸，“人情”架通了此岸，“國法”居中連接兩橋，于是乎“天人合一”也就實現了，即實現了“天理”“國法”“人情”的“三位一體”。這就是古代中國的法理學。同時，情、理、法三概念的前後順序排列也斷非偶然，而是反映着人們對其輕重關系的一定認識。在中國人看來，“合情”是最重要的，“合理”次之，“合法”更次。此即所謂“人情大于王法”。由此，“法律”與“情理”，“援法斷罪”和“執法原情”，這些看似矛盾的東西，在古代中國法律實踐中被有機地結合起來。

以上是範忠信、鄭定、詹學農三位學者所著《情理法與中國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探微》一書中的創見性觀點。

在中國人看來，所謂的天理，就是天下公認的大道理，天經地義，類似于西方人所說的“自然法”。“天經地義”的内容便是禮，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由此邏輯而推演出的一切道理、儒學，儒學所倡導的“三綱五常”之所以能夠存世彌久，便是因其以思想的方式演繹出“天理”的具體要求，是順應天理、高于律理的存在。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欲、惡七者非學而能”；何謂法？“法，非從天下，非從地生，發于人間，合于人心而已”。張晉藩先生在《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一書中對這種法律意識内部關系的概括可謂一語中的：“天理體現為國法，從而賦予國法以不可抗拒的神秘性。執法以順民情，又使國法增添了倫理色彩，使得國法在政權的保證下推行之外，還獲得了神權、族權和社會輿論的支撐，因而更具有強制力，這正是天理、國法、人情三者統一的出發點和歸宿。”

在我國古代，判斷一個案子是否公正，首先要看它是不是符合情、理、道德，而不是考慮是否嚴格遵照法律條文。因此，法律适用會因行為人尊卑長幼身份的不同而差異，刑罰因倫理而加重或減輕，并且賦予官吏在法律上有議、請、減、贖、當等特權，人情大于法律成了理所當然。所以，李澤厚在《漫說“西體中用”》中指出：“禮俗替代法律，國家變為社會，關系重于是非，調解優于判定，‘禮無可恕’卻‘情有可原’等等，也就成了直到今日仍普遍存在的現象。它說明中國以‘禮’教為特征、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明已浸透到一般現實生活中、習慣風俗中，形成了超具體時代、社會的‘文化心理結構’。”

時至今日，司法官員在工作中，應該如何處理情、理、法的關系呢？

研究表明，“情”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經過博弈、學習和基因承繼已經内化的一種本能反應；而“理”則是人們通過主觀努力對個中邏輯的一種抽象，是人們試圖總結和把握社會交往規律的表現；而“法”則是在上述基礎上對于人類社會合作秩序規則的有意創設，因而主觀性更強。由此可見，“法”更體現了人們自覺幹預社會生活、希望達至更好社會合作和争取社會和諧的努力。法律作為人類的創制物，是人類有限理性的重要表現，必定有其優點和不足。從生物進化上說，情、理、法之間，存在一個在産生順序上的遞進然後并存的局面。不管我們如何贊美和推崇人類的理性，但每當危難來臨時，卻經常憑着直覺和情感行動而把理性棄之不用。對此，美國思想家漢密爾頓說：“如果沒有約束，人的情感就不會聽從理智和正義的指揮。”普通人具有的是自然理性，而司法人員應具有的是技術理性。人非草木，孰能無情，關鍵不是司法人員在案件處理中排除個人感情，而是在于理性防範和控制個人感情對案件處理的消極影響；必須注重缜密的邏輯，謹慎地對待情感因素。

事實上，生活中所謂的“法不外乎人情”并沒錯。這裡的“人情”，不是指人情世故和私情，而是特定社會時期人類普遍擁有的情感，而由“民情”發展而來的“社會習慣”便是法的重要淵源之一。在這一點上，我國法律從立法民主化、人本化上保證了“法不外乎人情”的實現，從而最大限度地體現人性、反映民情、表達民意。而人們所主張的“法不容情”，指的是司法不應夾帶私情。在司法實踐中，個别司法人員存在教條、機械适用法律的問題，由此造成了群衆對判決的質疑。對此，必須注意法律的普遍性與個案的差異性的統一，要通過法律文書說理和法治宣傳，讓司法人員和群衆之間不同的思維形成共鳴，讓司法人員職業思維成為雅俗共賞的“大家之作”，從而促使公衆理解司法人員，尊重司法機構，自覺履行生效裁判。（檢察日報 河南省柘城縣法院 張書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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