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群雄逐鹿，陰謀上位的朱元璋，不是不想立馬做君臨天下的皇帝，而是他害怕急着稱帝，會成為劉福通、陳友諒、張士誠等諸路反王和還在沖鋒陷陣、竭力抵抗的蒙古勢力群起攻之的靶子。

諸路反王中，打着武裝反元的旗号，幹着排除異己的勾當。

爾虞我詐，相互傾軋。

陳友諒早已看出後來居上的朱元璋不甘人後的勃勃野心，率先發起挑戰。

1363年，陳友諒率六十萬大軍東征。朱元璋與陳友諒在鄱陽湖血戰。

《朱元璋》陳友諒劇照

泾江口一戰，朱元璋冒着雨點般的流矢，坐胡床指揮伏兵截殺。朱升見之，急忙将他推入船艙，他剛離開，流矢已中胡床闆矣。

朱升對朱元璋不僅有獻策之情，更有救命之恩。

陳友諒，卻在此戰中，從船艙中探頭觀戰，身邊沒有朱升這樣的忠臣撞了主子一下腰。飛箭射來，貫穿頭顱，陳漢帝國的開國皇帝，一命嗚呼。

陳友諒死了。

朱元璋逆襲路上，少了一隻可怕的攔路虎。他一直恐懼陳友諒與張士誠聯合，對他東西夾擊。

又兩年，張士誠攻擊韓宋集團。韓宋主要創始人和實際領導人劉福通，被張士誠的部将呂珍殺死。

小皇帝韓林兒開始了流亡。朱元璋成為了韓宋集團的保護人。

朱元璋鼓起複仇的戰旗，全力攻擊盛極而衰的張士誠。大将軍徐達，副将軍常遇春，慷慨受命，率領二十萬精兵，去完成徹底消滅張士誠的政治任務。

大業将定，朱元璋則在應天百官的推搡下，做了吳王。朱升獲授侍講學士，知制诰，同修國史。

稱王修國史，稱帝遲早事。

電視劇《朱元璋》把朱升為朱元璋講課的任務，交給了李善長，嚴重忽略了朱升的帝王師地位。

《朱元璋》朱元璋和李善長劇照

朱元璋派人聲勢浩大地迎請韓林兒，遷都到自己控制的應天，卻在中途将其溺死在威武的龍舟之下，然後，自己正大光明地在應天府登基稱帝，建元洪武。

大明王朝拉開了序幕，朱升首任翰林學士，“定宗廟時享齋戒之禮”（《明史·朱升傳》）。足見，朱元璋對這個首席顧問很是看重。

明初制定儀禮、作樂、國史、女誡、征伐之儀，皆朱升為之。

朱升不僅同諸儒為朱元璋修訂了防止“内嬖惑人”、幹預朝政的《女誡》，還為朱元璋撰寫了頒賜李善長、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劉基等功臣的诰書，“時稱典核”。

朱元璋稱朱升為人老實，是耆哲之英傑。

坊間傳聞，朱元璋贊譽朱升為“國朝謀略無雙士，翰林文章第一家”，此中有不實。這美評，原文是“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是朱皇帝送給另一位翰林學士陶安的一副對聯。

陶安歸附較早，僅比李善長晚來幾個月，而且都是主動來歸。朱元璋稱吳王之初，建置翰林院，第一件事就是召陶安為學士，命其做制定儒議禮的總裁官，和李善長、劉伯溫等删定律令。朱元璋改元洪武後，陶“安事帝十餘年，視諸儒最舊。及官侍從，寵愈渥。禦制門貼子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明史·陶安傳》）。陶安死得早，于洪武元年九月病逝，朱元璋親為祭文，追封姑孰郡公。

對于明太祖朱元璋而言，朱升雖不如陶安那般歸附早且很自覺，也不似總管政務事無巨細的李善長長于行，更非運籌帷幄決勝千裡的劉伯溫敏于言，但他僅憑“九言策”就是朱元璋當之無愧的第一謀士。

朱元璋對朱升的尊重和禮遇，絲毫不遜于陶安、李善長、劉伯溫之輩。隻可惜，《明史》對于朱升的撰述，字數很少，不及李善長、劉伯溫的十分之一。

朱升因時局動亂而“棄官隐石門”（《明史·朱升傳》），但不論多亂，他“數避兵逋竄，卒未嘗一日廢學”，“至老不倦”。他尤擅經學，著有《易書詩》《儀禮》《禮記》《論語》《孟子》等旁注、輯正、補正、旁注，計二十四部，傳世的有《前圖》二卷、《楓林集》十卷，《四庫總目》另有前圖二卷，傳于世。他“所作諸經旁注，辭約義精。學者稱楓林先生”。

洪武二年（1369），七十一歲的朱升意識到朱元璋，終究是踩着一連串屍首走上金字塔的絕世枭雄，一定會對大将功臣有一次大清洗，故以年邁和“祭掃祖茔”為由告老還鄉，辭官隐居。朱元璋感念他的功績，意欲重封，但朱升執意退隐，翌年病逝。

識時務，不僅在為了榮華富貴，就是狹縫苟活也要争取。

活法的形式不同。

人生結果終一樣。

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朱升與爵位無緣。

朱元璋雖給了劉伯溫一個誠意伯，也是在封李善長為公爵之後第十九天。但是，四年後，劉伯溫終沒逃脫死于非命的厄運，死在李善長被滅門的十五年前。

即便官拜首相、爵封韓國公的李善長，是何等的位高權重、位極人臣、煊赫當時，到頭來還是落個謀逆罪，株連全家七十餘口不說，就連與之往來的一大批悍将勳臣也被逃過劫難。

朱升早早離去，于洪武三年壽終正寝。其獨子朱同，在乃父死後重返朝廷，受朱元璋看重，入侍皇太子朱标左右，官至禮部右侍郎，但在洪武十八年被賜自缢。

朱同之死，傳聞與藍玉案有牽連。

《朱元璋》悍将藍玉劇照

其實不然。

洪武十八年，藍玉還是朱元璋非常倚重的統兵大将，不但有女兒嫁給朱元璋的十一子朱椿而做了皇帝的親家，且連建巨功獲命總管軍事出任大将軍，且在洪武二十一年率王師十五萬攻元取得捕魚兒海大捷，受封涼國公。

藍玉案發，則在洪武二十六年，被朱元璋安排錦衣衛指揮蔣瓛編織了一個謀反大罪，将欲望膨脹、威脅皇權的藍玉一幹人等一網打盡。

朱同則在八年前已被處決，當時的藍玉聖眷正隆，不可能提前有人被作為他的私黨被誅殺。

而在洪武十八年三月，明王朝确實發生了一件大案，即禦史餘敏、丁廷舉告發戶部侍郎郭桓利用職權，勾結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李彧、提刑按察使司趙全德等吞盜官糧兩千四百萬擔，釀成了一樁震驚朝野的貪墨窩案。審刑司吳庸奉命拷訊，将案件擴大化打擊，牽涉原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麥至德等。

《明史·刑法志二》記載：洪武“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桓為權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趙瑁當時已改遷吏部，卻因禮部事，被誅殺。禮部右侍郎朱同卻被牽連涉案，在劫難逃。

吳庸将打擊擴大化，是得到了朱元璋的指示的。

就這樣，郭桓案株連甚廣，涉及無辜，竟讓朱元璋不得不推出替罪羊吳庸等處以極刑而求平息。但此案作為洪武四大案（其他三案為十三年之胡惟庸案、十五年之空印案、二十六年之藍玉案）之一，載入史冊，作為朱元璋血腥嗜殺的斑斑劣迹。

朱元璋給了朱同一個全屍，也算是對付了其父朱升曾對自己的救命之恩、定鼎之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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