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一般一提到他應該是這樣:唐太宗那個不成器的兒子,或者是那個讓老婆篡奪了自家天下的窩囊男人;他是李世民“貞觀之治”光芒下一星微光,他是李隆基“開元盛世”的背景闆;他的寬厚被說成了怯懦,他的低調被當成了庸弱。但實際上,真實的他不遜于曆史上任何一位有為的帝王!
一、從擺設到親政——皇權與相權的博弈(一)架空皇權的長孫無忌。永徽六年之前,青年皇帝李治發現,大唐帝國的最高權力不在皇帝手裡,而在首席宰相、托孤大臣、三朝元老和自己的親娘舅長孫無忌手裡,不管是殺伐決斷、人事任免的國家公務,還是立儲的帝王家事,自己幾乎沒有任何發言權。 李治很沮喪也很無奈:他的太子之位名義上是舅舅給争來的,他的皇位是舅舅擁立的,這個舅舅從大唐開國一直為自己家“不辭辛勞”地“忙前忙後”……從這個角度來講,他似乎得感激舅舅。 但是細一想不對,大唐姓李,現在卻怎麼看都像是姓“長孫”。而且,長孫無忌不僅獨霸朝綱,還幹涉李治的帝王家事(立儲),李治的底線一點一點地被打破。終于,緊接而來的那起著名的“房遺愛謀反案”讓李治坐不住了。永徽四年年底,房玄齡兩個兒子引發的一起普通家庭糾紛,被長孫無忌當成了政治清洗的工具,荊王李元昌、吳王李恪、驸馬房遺愛、開國宿将薛萬徹等政敵被一網打盡,到永徽五年二月份結案的時候,朝堂之上已經盡是長孫家的勢力。以宰相班子為例,九個人當中,除了李勣是李治的人、于志甯首鼠兩端外,褚遂良、韓暧、來濟、崔敦禮等其餘六人竟全是長孫一黨。雖然長孫無忌僅僅是貪戀權力,并無伊、霍擅行廢立甚至是王莽謀篡之心,但是,相權對皇權的侵蝕和冒犯已經到了讓李治無法忍受的地步了。
長孫無忌
(二)李治的政治反攻。權力的道路上永遠不允許兩人并肩同行,皇權更不可以。李治性格寬厚但卻不傻,政治上更是繼承了祖、父的強大基因。所以,當發現自身已經具備一定實力的時候,他就開始反擊了。第一步,皇後廢立。這是李治和長孫集團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博弈,李治說:我的老婆我作主。長孫集團說:(王)皇後無過,不能廢。雙方你來我往互不相讓,李勣的加入讓本來處于下風的李治實現逆轉。永徽六年十月,李治一紙诏書,王皇後被廢黜,理由是“謀行鸩毒,廢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嶺南。”當月十九日,根據文武百官的文武百官聯名上疏,高宗李治冊立武昭儀為皇後。李治第一次行使皇權。第二步,沖破鐵幕。所謂“鐵幕”,即長孫無忌在朝廷内外多年以來結成的盤根錯節的官場關系網。在這張大網中,長孫集團的勢力遍布各個角落,帝國每一項任命、每一道指令都深深地烙上了長孫無忌的印記。這種形勢首先在皇後的廢立過程中被撕開了一個角——永徽六年九月,也就是在廢立前一個月,長孫無忌的死黨、同樣老資格的褚遂良被貶出朝廷,長孫集團的末日号角開始吹響。第三步,太子廢立。顯慶元年(公元656年)正月,由長孫集團擁立的太子李忠被廢為梁王,年僅四歲的李弘(和武後所生)被立為太子,長孫無忌節節敗退。第四步,長孫倒台。顯慶四年,東都洛陽發生了一起所謂的韋季方、李巢朋黨案。長孫無忌本來與此案毫無瓜葛,但是,在李治的直接授意下,此案的性質不僅變成了謀反,主角也變成了長孫無忌——這和幾年前長孫無忌構陷吳王李恪等人時如出一轍。《舊唐書·長孫無忌傳》記載到:“帝(李治)竟不問無忌謀反所由,惟聽(許)敬宗誣構之說。”縱橫大唐官場三十餘載的長孫無忌就此垮台。在這場皇權與相權的博弈中,李治完勝。
李治
二、皇權的漸次旁落——“二聖臨朝”的大唐夫妻店居家過日子,是老婆近,還是朋友近?當然是老婆。因為老婆怎麼着也是自家人,而朋友關系再好理論上也是外人——大唐第三任領導人李治也是這麼想的。
事情開始于一個意外。唐高宗顯慶五年四月,長孫無忌伏法,李治實現親政。但他的意氣風發僅持續了半年,十月,李治或者說大唐的轉折點來了——他中風了。雖然沒有半身不遂,但精神頭卻一落千丈,年僅三十三歲的他實際上已經提前進入老年。但是,朝議還得進行,政務還得處理,咋辦?剛剛扳倒專權宰相的李治再也不信任朝臣,望着案牍上如山的奏折,他把目光轉向了後宮。
武後的政治春天從此到來。
機會永遠屬于有準備的人。關鍵時刻,武後自幼所接受的良好教育和對政治的天生悟性和高度熱衷,使她在政務處理過程中得心應手、遊刃有餘。李治驚喜之餘,不僅帶她臨朝聽政,還“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但是,這種夫唱婦随的和諧景象并沒有持續多長時間,李治發現,在權力問題上,自己可能“前門拒狼,後門納虎”,因為枕邊這個女人的權力欲望比任何男人都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一,她在培植自己的勢力,李義府、許敬宗等第一批反長孫人士已經聚攏到武後的身邊。第二,她在暗奪宰相的權力,武後集結了一大批名士(所謂“北門學士”),借修書之名,卻行宰相之實處理各類奏折(“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第三,她開始垂簾聽政,“自是,上每視事,則後垂簾于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二聖臨朝
在這整個過程中,相信李治是矛盾的:不放權身體不允許;放權的話又隻能兩害相權取其輕,因為老婆總比大臣值得信任。所以,在反反複複、猶猶豫豫中,武後一步步走向了前台。但在這裡,我個人堅信,李治雖然寬厚卻不昏庸,猶疑卻不糊塗,他甚至一直把握着分寸和尺度——但是,一是他身體做不了主,二是他還是低估了武後的欲望和野心!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李治駕崩于洛陽貞觀殿,享年五十六歲。一段曆史從此謝幕,一段曆史又從此開啟。
三、煌煌文治,赫赫武功——一段被嚴重低估盛世基業。
由于武後的篡唐以及“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巨大光芒,李治的文治武功被徹底淹沒。其實,當我們剝開曆史的層層迷霧,重新站在公元七世紀中葉的天空來審視那段曆史的話,就會發現,一段比之“貞觀”和“開元”也毫不遜色的盛世之花,曾在那個被傳庸弱不堪的唐高宗的治下燦爛地盛開過。
第一,永徽之治。整個貞觀年間,雖然号稱盛世,其實一直是憑借着驚人的戰力連續進行開疆拓土。由于得不到休息,整個帝國國力始終沒有恢複。高宗李治一繼位就立即下诏,“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 同時遵貞觀故事,廣開言路:“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 他尤其對百姓疾苦極為關注,先後通過減少制币抑制通貨膨脹、通過國家收購控制糧價,并号召全民勤儉節約。在這些措施下,雖然多遇災年,但國民經濟還是得到很大恢複和發展。這一段史稱“永徽之治”。
第二,《唐律疏議》。中國第一部最為完備的法律,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頒行,它的重要意義在于,它确立了中國古代刑法的規範,後世如宋、元、明、清等朝立法,都沒有脫其窠臼。
第三,龐大疆域。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唐朝的軍事力量和國家威望的頂峰并不是貞觀,也不是開元,而是高宗一朝。顯慶二年,蘇定方曳咥河會戰,以一萬破西突厥十萬聯軍,平定阿史那賀魯之亂,大唐勢力進入中亞和西亞;龍朔三年(663年),劉仁軌敗日本、破百濟;總章元年(公元668年),李世勣平定高麗。截至鹹亨元年(公元670年),高宗統治下的帝國疆域已達至極盛, 東起朝鮮半島,西臨鹹海,北包貝加爾湖,南至越南橫山,這一狀況維持了32年。
高宗時期的大唐疆域
這麼一位創立千古偉業的帝王,千百年來竟然一直被弱化甚至抹黑,我們的曆史,有時真是太任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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