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6日，成都，一位被家暴後起訴離婚的女士拿到終審判決，獲準離婚并拿到精神損害撫慰金。 （視覺中國/圖）

這看上去是一個平平無奇的小程序，稍不注意就會被淹沒在總數超過700萬個的微信小程序江湖裡。“家暴求助”的名字和六個功能設置都有些簡單：在線咨詢、救助金申請、常見問題、危險性自評、支持小組、反家暴地圖，和過往有過的類似平台差異不大。

發布人是北京源衆家庭與社區發展服務中心（下稱“源衆”），一個長期關注婦女權益和性别平等的法律公益機構，全職工作人員6人。

小程序在2022年8月18日上線，熱線電話通道從上午9點持續到晚上10點，24小時開放在線咨詢。“雖然公布的時間是晚上10點，但遇到緊急情況我們也會處理，還遇到過半夜求助的。”項目發起人李瑩律師說。

上線僅5天，使用人次就達到1.3萬。截至9月8日，小程序已收到在線咨詢366個，平均每天17個，一鍵撥打熱線一百多個，救助金申請52個，以及2966份危險性自評。

2016年3月1日，首部針對家庭暴力的專門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暴法》正式實施，其規定的告誡制度、人身安全保護令、庇護場所等條款，公權力介入阻斷家暴從此有法可依。

“小程序的功能是結合反家暴法設計的，目的就是要簡單直接地提供幫助。”李瑩說。

勇敢的、無力的

這是一位求助者在小程序上提交的自述。

2022年7月的一天，28歲的張梅和往常一樣做好早飯。公公婆婆有事已經出門，3歲的女兒還在夢鄉，隻有她和丈夫兩個人坐在桌前。

直到吃完早飯，丈夫都沒和她說話。張梅問，“老公你吃不吃呀？不吃我就端走了。”丈夫沒有回答。

“我就打算去洗碗，然後叫女兒起床。”就在收碗那一瞬，丈夫開始數落張梅，并很快從叱罵發展到動手。那次家暴，讓張梅在床上足足躺了半個月，“每次呼吸，肋骨那邊都很疼”。

這并不是丈夫第一次動手。在五年的婚姻裡，因為婆媳矛盾等各種瑣事，突如其來的暴力是家常便飯。

她把自己的處境歸因于“遠嫁”——娘家人不在身邊，沒有辦法給予支持，婆家人就覺得她好欺負，而丈夫又總是站在公婆一邊。

“我覺得我和女兒在那個家裡就像空氣一樣。”張梅說。

娘家人知道她被家暴，給出的反饋卻是，“你看嘛，就讓你不要嫁那麼遠。”

不定期的侵害和薄弱的支持最終壓垮了張梅。2022年8月的一天，她帶着女兒從甘肅跑到了西安，打起零工。到了9月，女兒需要入讀幼兒園了，張梅的經濟情況變得拮據。

8月22日，張梅撥打了小程序上的熱線，加了工作人員微信。

和張梅溝通的是小程序項目官員王卓盈。“一加上微信，她就發過來很多青一塊紫一塊的照片、男方威脅辱罵她的聊天記錄、之前的報警記錄以及向婦聯求助記錄。”張梅提交的救助金申請很快被通過。

8月24日，3000元救助金打到張梅的賬戶，給這個曾多次對外求助無果的女人點亮了一盞小小的燈。

（農健/圖）

逃跑是家暴受害者能做的勇敢但無力的決定。它可能是美好新生活的起點，也可能是戰戰兢兢的“逃亡”生涯的開始。

李文和丈夫是在一所自閉症學校中認識的，雙方均是單親家庭，各自有一個患有自閉症的孩子。

兩人有相似的人生際遇，很聊得來，很快确定了關系。可随着相處時間變長，男方的暴力傾向逐漸顯露，但又在相識的第二年向李文求婚。

“其實那個時候，我一直想的都是怎麼樣才能離開他，真的太害怕他了。可是我也會幻想，是不是結婚之後就不會這樣了呢？”李文在提交給法院的材料中寫道。

他們還是結婚了，不過幻想并沒有成真。2022年5月22日，48歲的李文不堪家暴，帶着剛滿18歲的自閉症兒子出逃。這已經是她第六次逃跑了，前五次都因為受到男方的威脅和恐吓而不得已回到家中。有一次，她跑到自己弟弟家躲了一段時間。弟弟收到了丈夫的威脅，“趕緊把你姐交出來，不然我就把你殺了，把你全家都殺了。”

8月25日，李文在小程序提交了咨詢。

電話溝通的過程中，李文的情緒崩潰，稱呼男方為“那個惡魔”“那個魔鬼”。一旁，她的自閉症兒子反複重複着李文的話。

李文提交的證據中，有兩份男方手寫的保證書，有“如有胡亂猜疑天打雷劈”這樣的毒誓，一份落款日期為2021年4月30日，另一份為2022年7月25日——為了挽回逃跑的李文，男方寫了第二份保證書，并拍照發給她。

還有很多錄音文件，一個很冷靜的男性聲音，反複說着“我要把你殺了”。

李文也很快收到了兩筆各3000元的緊急救助金，第一次是用于租房，第二次用于搬家——第一次租房過後，李文向法院訴訟離婚，得知寫有自己現住址的起訴狀也會寄給男方，她陷入恐懼，必須再次逃跑。

被“困住”的求助人

四川大學法學院林佳嘉于2022年6月發表的論文《預防與應對：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實證研究》，通過實證研究的方法，對2019年-2020年公開的126份裁判文書進行了分析。其中對施暴者的文化程度的統計結果顯示，施暴者以初中及以下學曆為主，合計占比超過70%。

而根據小程序收到的咨詢案例統計，施暴者也有公務員、醫生、企業家。

求助者大多是全職媽媽，也有教師、個體戶、醫生、翻譯等職業。她們的擔憂包括：“我報警的話，受理人是他的同事，這個警不就白報了。”“作為醫生，他知道打哪裡看不出來。”

根據李瑩和王卓盈的觀察，這些求助者很想通過咨詢來确定自己是不是遭受了家暴。

“她們内心深處可能不願意相信自己會受到家暴，是需要外人來告訴他們，來幫助她們加強對現實的認識。同時她們更有可能去想象‘我能改變他’，活在這樣的一個幻想中。”王卓盈解釋。

對這類有“改變施暴者”想法的求助，王卓盈等對接人員會給出具體的法律建議和指導，并強調：“改變施暴者并不是你的義務，保護好自己才是。”

還有一類求助者知道自己需要做什麼，也知道需要什麼樣的幫助。

王卓盈發現，她們已經做了很多功課，但在自己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依然碰到阻力。

反家暴法第十五條明确，公安機關接到家庭暴力報案後應當及時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照有關規定調查取證，協助受害人就醫、鑒定傷情。

但現實是，張梅報警後，民警僅當作家庭内部矛盾進行調解。

李文也報過警，并且遇到了比較有同情心的警察，但也隻是和李文說，“你要去哪，我們護送你過去”。

2022年7月14日，武漢市硚口區六角亭街某社區，“反對家庭暴力”宣傳橫幅。 （視覺中國/圖）

在源衆的建議下，李文向當地法院申請開具人身安全保護令。最高法發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12月底，全國法院共簽發人身安全保護令5749份，2020年簽發人身安全保護令2169份，2021年發出保護令3356份。2022年8月1日，人身安全保護令新規實施，最高法以司法解釋的形式，規定家庭成員之間以凍餓或者經常性侮辱、诽謗、威脅、跟蹤、騷擾等方式實施的身體或者精神侵害行為應認定為家庭暴力，進一步明确了家暴的形式。

但李文收到的答複是，當地法院沒有出具過人身安全保護令，且被申請人在當地居住不滿一年，所以依法不予發布人身安全保護令。

“除了公衆對反家暴法的了解不足，很多責任部門都不知道自己是責任人，”李瑩在參與的衆多求助案例中發現，“比如說幼兒園、學校、醫院等機構都不知道自己是強制報告的責任人，可能是沒人給他們做這一方面的培訓。反家暴法隻規定了強制報告，但對于如何發現，以及後續的跟進措施是否到位都不夠清楚。”

這些或明或暗的阻礙，困住了不少求助者。

根據反家暴法第十八條，縣級或者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可以單獨或者依托救助管理機構設立臨時庇護場所，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臨時生活幫助。但通常情況下，家暴受害者的逃跑目的地中并沒有庇護場所，更多是自己的親戚朋友家，或者一個陌生城市的出租屋。

在李瑩看來，家暴臨時庇護場所并未被有效激活，庇護場所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目前的庇護場所基本建立在救助站，是和流浪人群、收容群體一起歸類管理。

“我國的救助站是以管理為主，而不是服務。對這些家暴受害者來說，他們更需要服務和幫助，比如心理支持、法律援助等，現有的救助站基本上沒有能達到要求的，”李瑩說，“大部分救助站的位置也比較偏遠，條件不太行。最後，去庇護場所也有門檻，比如說有當地戶口或暫住證，居住期限也隻有十來天。”

申請保護令最快六小時

邵齊齊2018年大學畢業後加入源衆團隊，成為團隊專職律師。2020年，她開始獨立代理家暴相關案件的訴訟。

她接到的第一個委托是昆明的一起家暴離婚案。委托人是一名50歲左右的女性，自述長期遭受家暴，持續二十多年。2020年年初，男方把她從二樓窗戶推下去，導緻其嚴重受傷，女兒上網曝光了父親的暴行。

受疫情影響，這起離婚訴訟一審開庭時，作為代理律師的邵齊齊沒能到場，隻能幫助委托人整理了證據。在她看來，證據已經非常充分，“沒想到一審竟然沒有判離”。

女方上訴，二審法院把開庭地點定在當事雙方生活所在地的村委會。二審法院組織了調解，過程中，男方寸步不讓，“他的女兒就說，‘錢以後可以慢慢掙，擺脫他以後我們的生活會越來越好’”。

最終，雙方調解離婚，女方淨身出戶。

邵齊齊入行4年，她的感受是，反家暴領域一個明顯趨勢是，立法層面的重視程度不斷加深、不斷細化。

以人身安全保護令為例，2020年之前，邵齊齊為當事人成功申請到的人身安全保護令很少，法院在一個月内核準申請的更少。

2022年，邵齊齊已經申請到6份人身安全保護令，并且基本在三天之内走完法律流程，最快的一次隻花了六個小時，“這方面的進步非常大”。

另一個顯著變化是，以往多是社會公益組織的孤立行動，近年來行政部門也介入其中。

2005年3月，全國婦聯法律幫助中心啟動，同時開通了反家暴熱線。當年8月，熱線在全國31個省份統一号碼、統一規範、統一開通，同時啟動了中國婦女維權與法律幫助網，設立了中國婦女維權與法律幫助基金，為婦女維權提供法律咨詢和社會救助等服務。

2020年，杭州市蕭山區委政法委牽頭成立了杭州首個“反家暴聯盟”，公安、法院、檢察院、婦聯、司法、民政、教育、衛健等部門協同合作。

李瑩也發現，社會組織、政府部門介入的方式愈發豐富，覆蓋範圍也更廣泛，“但不可否認，方式雖然不斷進步也更加智能，但援助之手并不能觸及所有人，尤其對偏遠基層的女性，依然沒有很好的辦法”。

反家暴機構僅剩58家

小程序上線以來，王卓盈幾乎沒有休息時間，一周七天都在工作。由于每天接觸各類不幸的故事，她自己的狀态也受到了影響，“特别是在碰到無能為力的情況時”。

最讓她感受到無能為力的情況有兩種，未成年人受到家暴以及兄弟間的家暴。

“比起兩個成年人之間的家暴，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家暴中，我們能做的事更有限。因為孩子很難脫離父母去生活和成長的，這涉及監護權問題，”王卓盈說，“我們目前接到的一些這類求助，其實是可以被定義為家暴的。”

“我們之後也想做能夠改善親子關系的項目，很多父母和我們講，我們知道不能打孩子，但是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和孩子溝通。”李瑩也感到，這些家暴案例中，親子關系亟待改善。

兄弟家暴，即求助者受到自己親生哥哥、弟弟的語言暴力、肢體暴力，求助者通常在15歲到22歲。

該情況的特點在于，父母一般情況下以旁觀者或調解人的身份出現，并不能給孩子正确的引導和幫助，極端情況下甚至使施暴者變本加厲。

報警和求助婦聯，是小程序對接人員給予求助者最直接的建議。不過很多時候，這樣的建議都會收到相似的回複，例如“我不敢報警，報警的話我爸媽就把我當外人看了”。

大多數求助者本身，也很難意識到放任家庭暴力的後果能夠嚴重到什麼程度。

刑法并未單獨設立家庭暴力罪。前述論文《預防與應對：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實證研究》的統計顯示，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罪名主要集中在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虐待罪等。其中，故意殺人罪最多，占比49.65%，故意傷害罪次之，占比39.72%，再次是虐待罪，占比7.09%。

李瑩感受到的則是另一個層面的無奈。

小程序中的反家暴地圖闆塊，列出了各省份反家暴服務機構。所有被納入地圖的機構，工作人員都在小程序上線前打過電話确認存續情況。

據他們統計，2018年在做信息收集時，全國有近一百家機構開展反家暴業務，而2022年隻剩下58家。

李瑩分析，“有些機構沒有資金支持，就做不下去了。政府購買的公共服務對反家暴的支持比例并不高，今年更少。”

但沉重的議題下也有令人欣喜的變化。

李瑩發布的“家暴求助小程序正式上線”微博獲得了超過4萬轉發，1215條評論中，不少網友都詢問是否需要志願者。目前，李瑩已經篩選出一批志願者并開始培訓。

帶着女兒出逃的張梅，在收到救助金的5天後，給工作人員發了這樣一條信息：“如果想捐款要怎麼做？等我安頓好了以後，也想捐一些錢來幫助像我一樣的家暴受害者。”

（為保護受訪者隐私，文中張梅、李文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翟星理 南方周末實習生 朱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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