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自由說史

春秋時期思想解放，各國之間争鬥不休，客卿也再次活躍起來。客卿的劃分标準也發生了一定的改變由血緣上的差異逐漸轉變到地域上的差異，這個時期的客卿才成為了曆史上真正意義的客卿。

春秋時期客卿數量衆多，成員複雜，到主要還是以為貴族效力為主。由于客卿有着極為重要的作用，各個國家的當權者都有相對完備的客卿制度，這也間接的說明了當時對于客卿的任用，已經達到了規範化、制度化水準。

在曆史上最早給客卿下定義的朝代是宋朝，在《資治通鑒》的注中就有這樣一段話：

“秦有客卿之官，以往來諸侯者，其位為卿，而以客禮待之也。”

這句話包含了三個比較重要的關鍵點，首先客卿是“客”；其次客卿是一種官職；最後客卿的地位與卿一級别的官員相同。

簡單來說就是客卿是當時國家為了吸引其他國家人才前來自己國家入仕而專門設置的一項官職，其地位大體相當于卿一級别的官員，當時的統治階級以“客禮”來對待他們。

而“客禮”又是當時對待來訪之客的一套極其繁雜的禮節，其目的不過是讓來訪之人感受到自己國家對其的尊重和崇敬，以便于将有才之人，留在自己的國家并為之效力。由此可見，客卿在當時社會的地位不低，而且極為統治者重視。

《資治通鑒》中對于客卿的定義具有很深刻的影響，後來的大多學術者都以此為基礎，來認識和總結客卿制度。而後來的學術者還進一步的論述了“客卿”與“客”的區别，提出了“客是屬概念，而客卿是種概念。客卿隻是客當中入仕居卿位的一小部分，而客包含了客卿”。

依據這樣的觀點來看，客卿就成為了春秋戰國時期所特有的一種官職，并且在文獻中有記載到，隻有拜為客卿的人才能被稱為客卿。但是由于可供于研究的例子太少，這個定義就顯得過于片面。

又有人考證了大量的史實，認為春秋時，雖然說有異國人為官的現象，但是這些人都沒有被稱作客卿，而那時也不存在客卿這種官職，因此便認為春秋時期沒有客卿，還用極其肯定的語氣指出，戰國時期的客卿具有其特定的含義，客卿本身是對求仕的異國者授予客卿爵的專稱。這個定義與《資治通鑒》上給出的定義在本質上是相同的。

而對于客卿的看法又分為兩派，但是兩個派别對于客卿的認識皆有不足，兩者皆有優劣，皆有千秋。

總而言之，廣義上的客卿是指凡是異國前來入仕的人，隻要獲得大夫一級爵位或者卿一級的爵位，無論擔任何種官職，都可以算作客卿。所以廣義上客卿的最低限制是異國人獲得大夫一級爵位。

依據廣義的客卿定義并結合春秋時期的史實，客卿不僅存在于戰國時期，而是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且已經達到了制度化的程度。因此，關于客卿起源的時間也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想要搞清楚客卿制度的源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分析了大量的曆史文獻的基礎上發現，早期客卿可能與當時的另一種制度有着極為深厚的淵源，這個制度就是宗法制。客卿的最早形态極有可能是先有了“客”這一屬性之後才在此基礎上出現了“客卿”。

當時炎、黃兩個宗族的離析造成了宗族在實體上的差異性，随着時間的推移、宗族支系的繁衍，這種差異會越來越大。不同的群體的成員之間就産生了屬于自己的歸屬感，也就是說宗族成員在自我意識上有了區别于其他宗族的感受。此後，兩個宗族成員的來往中不再是不分彼此的而是逐漸産生了彼此的感覺。

由于有了宗族的差異使得其中的任何一支相對于另外一支來說都是“客”。而兩族之間一旦在政治軍事方面的人員存在交流或者來往，這就為客卿的産生提供了基礎由此推斷，早期客卿的雛形極其可能産生于宗族的離析。在時間的推移下，宗族的人口不斷地增加，分支越來越多，這就會導緻宗族分支之間的關系會漸漸的疏遠。

各族之間關系的疏遠造成了自我歸屬感，一族的人員相對另一族來說就有了“客”的身份，隻不過可能當時并沒有這樣的稱呼。這樣族與族之間在人員上的來往就成為了早期客卿出現的土壤。

如今看來，西周才是曆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從政治、軍事、文化上達到統一的朝代。随着當時各種制度的建立健全，尤其是宗法制和分封制等制度的推廣，西周的政治和文化逐漸統一。

這樣原來異性血緣為代表的客卿逐漸成為了周人的一部分，這樣早期的客卿制度便在同化的過程中消失于無形中。而後春秋時期國家分崩離析，這種差異性再次産生。本已經消亡的客卿制度再度萌芽。

随着封建秩序的逐步瓦解，春秋時期社會各階層也經曆了一個分化、動蕩的局面，導緻人才的流動，跨出國界，從一國流向另一國，以客卿的身份出使他國，為其他國家的發展做出非常大的貢獻。春秋時客卿出仕他國的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在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這些客卿的身份也極其的複雜，上有貴族，下有百姓、戰俘、奴隸。

春秋時期貴族出奔的現象也屢見不鮮，這些貴族出奔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有的是因為國君昏庸無道，不聽勸解；有的因為行為舉止有違常理，受到輿論譴責而出奔他國；或者因為政治鬥争失敗而出奔。總體上來看，春秋前半期，出奔貴族出仕異國客卿不論是在還是規模上都領先與其他出身的客卿。

春秋時期的社會動蕩和巨變導緻了大量貴族出奔異國，這股大規模的跨國界人才流動，一方面加劇了封建社會的解體，另一方面也孕育着後世帝國體制下新型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的萌芽。出奔貴族出仕異國客卿本質上就是向戰國時期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的一種過渡。

随着時代的發展，春秋後期士階層的構成開始由前期的以武士為主，逐漸轉向以文士及知識分子為主。特别是是儒、墨兩派興起之後，這部分以學問緻仕的

新興階層成為春秋後期乃至戰國時期客卿的主要組成部分，在春秋戰國政治舞台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春秋時期的客卿出身不一，成分複雜，人才流動頻繁，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春秋社會大動蕩、大變革的特點。

但是，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并未為客卿開設專門的官職，而是對于出奔或者主動遊學至此的外來人才，統治者根據其德行才能之大小給予相應的官職，以便為本國服務。客卿日後的升黜則要根據其将來的表現而定，有功者晉升，有罪者罷黜。

客卿授予官職的過程實際上已經包含了“尊賢尚功”的任用原則；從另一方面來說，“尊賢尚功”的人才任用原則也使得以客卿出仕之人才無崗定官職。客卿官職任命的靈活性和“尊賢尚功”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

通過以上對春秋時期客卿的出身以及無固定官職的特點，可以看出，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對外來人才持相當開放的态度，上至外國的國君宗室内的公子下至奴隸、俘房，隻要有才能就被錄用為客卿；另一方面，客卿官職的不固定性又體現出春秋客卿任用的靈活性、實用性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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