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以上數字化水平提升對出口貿易的影響機理，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第一，通過數字化水平的提升，高技術企業内部可以減少創新過程中的費用，數字技術的運用有助于研發新産品時準确定位，能夠模糊時間和空間的界限。因此，數字化手段的運用會促進高技術企業内部管理效率、資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提升以此獲取出口價格優勢，擴大産品出口規模。

第二，高技術産業本身在創新難度方面都相比中低技術産業更難，所以研發投入強度在高技術産業内的需求會更高。

同時，研究顯示，研發投入對中國高技術産業的出口技術複雜度産生正向作用。另外，我國技術市場的發展使高技術産業的技術複雜度得到明顯提高，這種提升效應是由提高技術外溢效應等機制來完成。本文首先對本文的相關研究概念進行解析，包括對數字化水平進行定義，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對象高技術産業所包含的範圍。

同時，在理論基礎部分，闡述生産要素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和國際貿易中的技術創新相關理論，為機理分析部分奠定基礎。最後在機理分析部分，首先是數字化水平對出口貿易的機理分析，研究認為數字化水平可以通過要素禀賦路徑發揮規模擴大和成本節約效應促進出口貿易量；通過技術創新路徑發揮研發投入和技術溢出效應提升出口價值鍊地位。

其次，根據高技術産業的産業特征推理出數字化水平對高技術産業出口貿易的影響路徑與結果，并由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設，認為數字化水平可以促進高技術産業出口規模的擴大和我國貿易技術結構的改善。對我國而言，作為前三次工業革命的後發者，以往都是通過引進技術等方式進行追趕，而在第四次數字革命中，中國許多企業均已跻身世界前列。

在“2021年最具價值全球品牌100強”中，有18個中國品牌上榜，其中有13個品牌實現了品牌增值。其中騰訊、阿裡巴巴穩居全球前10強，拼多多、貝殼為新上榜品牌，華為、海爾、小米作為制造業的代表也位列其中。中國企業引領的數字化時代的革新正在高速發展的同時正往高質量發展。這是由于，以數據為主要生産資料的大量使用和重複利用推動了數字技術的融合與創新。

産業融合創新的深度和廣度加快了産業的融合與創新，并持續的滲入第一産業、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使得以往的技術範式、市場格局、組織形式都發生了變化。所以，中國作為新一輪數字技術革命的主要參與者，能夠和先進國家共同制定技術、市場和制度标準，這為中國實現追趕和發展提供了一個重大契機。

創新驅動理論認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新興産業帶動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當一國從依靠技術的學習和模仿，轉向主要依靠自主設計研發，以及知識的生産和創造來推動經濟增長時，創新就在其中發揮重要的驅動作用。技術創新是技術進步和應用創新“雙螺旋結構”共同作用的産物。通過對創新活動進行區分可知：

一是基礎創新，是一項以研發投入為前提的商業創新活動例如新産品的誕生或舊産品的升級；

二是次級創新，是經濟活動中獲得技術進步的連續過程，是經驗積累和外溢效應的結果。簡單來說，基礎創新活動就是研究開發，次級創新就是“幹中學效應”。

如果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很大時，除了在國際貿易和行業生産方面積累生産經驗外，通過購買專利、FDI外溢效應、進口技術溢出和出口“幹中學效應”增加次級創新外，還可通過有意識的R&D投入進行技術模仿來提高技術水平。這一創新辦法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家實現基礎創新的重要途徑之一，因為其成本相對較低。但與幹中學效應不同的是，在這個時期，技術差距在技術模仿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并受到開放經濟的重大影響。

因此，發展中國家通過邊幹邊學積累了後發優勢。而當技術存在變遷、更叠時，此時發達國家可能會因為既得利益的束縛和對新技術效率的擔憂對新技術表示排斥。而發展中國家更願意采用具有巨大潛在價值的新技術，盡管其初始效益可能偏低，這樣一來落後國家“趕超”先進國家，這就是國際競争的“蛙跳”增長模型的産生原因。

通過技術創新，可以為企業帶來新技術、新管理模式，有利于提高生産效率、降低生産成本。另外在産品層面，技術革新能促進産品技術水平的提升，增強國際競争力。同時，在宏觀層面，技術水平的提升會催生一國新興産業的發展，高附加值的産品會逐步走向國際市場。

長遠來看，技術創新會改變一國出口貿易結構，增加出口結構中的技術附加值，促進一國在世界範圍内的價值鍊地位的提升。根據二〇一八年測度的數字化水平排名進行分組測度，從核心被解釋變量來看，數字化水平的提高對高、低數字化水平的區域的高技術産業出口貿易量和質的提升都有促進作用。

其中對低數字化水平區域的作用更強且效果均顯著，這可能是由于低數字化水平區域實現數字化水平一個單位的增長需要的時間維度相對高數字化水平區域更長，所以相對較長時間段内對高技術産業出口貿易帶來的影響就相對更大。從控制變量來看：第一，研發強度為高技術産業出口貿易帶來的促進作用在高數字化水平區域更

第二，FDI在高數字化水平區域表現為正，在低數字化水平區域表現為負。可能是因為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技術外溢在高數字化水平區域開始顯現、促進了地區創新，而在低數字化水平區域FDI帶來的還是競争的加劇。

第三，友好的外資環境和寬松的金融貸款支持都促進了高技術産業出口量和出口技術複雜度的增長。

第四，器具設備投資占固定資産總投資在高數字化水平區域變現出正向作用，但不顯著；在低數字化水平區域變現出負向作用。

第五，在高數字化水平區域，高技術産業規模的擴大能顯著提升高技術産業的出口技術複雜度，但在提升出口量的層面作用卻不顯著；在低數字化水平區域，産業規模的擴大會抑制高技術産業出口量的增長、促進出口技術複雜度的提升，但兩者效果都不顯著。

可能是因為産業的規模不能代表産業的整體技術水平，産業内較多中小企業缺乏核心技術，産業整體技術水平的提升依賴頭部企業的創新。本文通過固定效應模型，分别從全樣本下、分時間段下、分區域下，實證檢驗了我國數字化水平對高技術産業出口貿易的影響。數字化水平對高技術産業出口貿易出口規模和出口技術結構均有積極影響。

數字化水平對高技術産業出口貿易量的作用減弱，但一直是正向關系；數字化水平對高技術産業出口技術複雜度的積極作用在金融危機後變的顯著。各地數字化水平對高技術産業出口貿易的影響均為正向作用，但部分地區作用效果不顯著。各變量在不同樣本下變現作用各異，存在時間和地區異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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