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史料中，很早就有瘟疫記載，對瘟疫認知已經達到一定水平。《周禮》中說“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疠疾”，認為一年四季皆可能發生瘟疫，《呂氏春秋》中說“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春夏季節更容易爆發瘟疫。

既然瘟疫随時可能發生，那麼商代時發生瘟疫，商人如何防疫，染疫之後又怎麼辦呢？甲骨文揭示了商人“戰疫”智慧，至今仍有學習的價值！

與西方字母文字不同，中國文字的字形就攜帶了大量信息，因此想要搞清楚古人如何戰疫，就有必要了解一下“瘟疫”字形。

在中國文字中，與疾病相關的漢字，幾乎都有病字旁——“疒”，甲骨文最先為“爿”（pán）形，本義是指床。換言之，生病了往往會躺在床上。

但不同的病因，與“爿”組合的偏旁就不同。比如瘟疫之瘟，昷代表“熱”、“暖”，表示是一種熱病；瘟疫之疫，殳代表驅使，古人誤以為瘟疫為鬼神驅使；還有“疠”，萬本是蠍子形狀，代表惡毒，因此“疠”為要人性命的惡疾，後世的“疠風”通常指麻風病。

根據專家統計，迄今出土的甲骨文中，一共記載了50多種疾病，都有詳細的蔔辭與解釋，雖然對包括“疫”在内的有些疾病存在誤解，但也對不少疾病描述相對比較準确，說明商人對疫病認知程度比較高。

1971年，在安陽殷墟的一個灰坑（垃圾坑）中，考古發現一枚甲骨文，上書“乍 （疫），父乙 ，妣壬豚，兄乙豚，化口。禦衆，于祖丁牛，妣癸盧豕”，大意是突發疫情，為了給衆人解除疠疫，舉行了一場隆重的祭祀。換言之，商朝時已經爆發過大規模瘟疫，并得到上層的高度重視。

既然商人對瘟疫有一定認知，又高度重視、乃至恐懼瘟疫，那麼商人如何預防瘟疫呢？

首先是環境淨化，即熏煙蒸洗防疫。比如，甲骨文上的“貞其燎于盟室，叀小羊”、“于圍辟門燎”等。商人用嘉草、莽草熏燎除蠱驅蟲防控病毒之法，一直流傳至今。秦時最過分，要求凡入城秦國，其車乘和馬具都要經過火燎煙熏以消毒防疫。魏晉時的葛洪，在《肘後備急方》首提出“空氣消毒法”，即以雄黃、雌黃、朱砂等材料制成方劑給空氣消毒。明朝李時珍提出蒸汽消毒法等。可見，如今的空氣消毒其實源自商代熏煙消毒。

其次是隔離防疫。阻斷傳染源，是最基礎最有效的手段，商朝就已有之。甲骨文中的“亡入，疾”，與“有疾病者，分而治之”、 “舍空邸第”等，講述的都是隔離防疫。隔離防疫的辦法，也被後世所繼承，秦代有專門隔離的場所——“疠所”，要求家人與感染者斷絕接觸，漢朝也有專門場所，并提供相應藥物，南朝梁時有專門隔離患者的六疾館等。

除此之外，商朝還有禁止謠傳、飲食保健、灑掃居室、環境清潔衛生、鍛煉身體等預防辦法。

總之，雖然當時對瘟疫非常恐懼，但商人并非徹底躺平，并非無所作為，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積極辦法預防，其中有些辦法無疑還值得今天借鑒學習。

值得一提的是，預防疫情需要佩戴口罩，商朝自然沒有口罩防疫之說，但口罩防疫卻仍是中國人最先提出。

周朝時期，為了防止粉塵和口氣污染，人們開始使用類似口罩的絲巾遮擋嘴鼻，比如《禮疏》中的“掩口，恐氣觸人。”魏晉時期，流行出行帽子（類似後來的帷帽），既能遮陽蔽沙，也有一定衛生防護效果，隋唐時主要是女性佩戴。

五代宋元時出現口罩，《馬可·波羅遊記》記載“在元朝宮殿裡，獻食的人，皆用絹布蒙口鼻，俾其氣息，不觸飲食之物。”因此，防疫重要工具——口罩，始于中國！下圖，五代胡環番騎圖（局部），現收藏于故宮博物院。

瘟疫無情，不分貴賤，如果染疫之後，商人會怎麼處理呢？以甲骨文記載來看，商朝不是徹底躺平，而是以積極理性的态度處理疫病，主要采取三種辦法。

首先是占蔔療法。商人凡事皆蔔，貴族染疫生病之後，也先占蔔一下。如果占蔔情況極為樂觀，那麼就可能坐等康複；如果占蔔結果極不樂觀，那麼就可能放棄治療，直接開始安排後事。

其次是祭祀療法。上文蔔辭談到衆人染疫，其中“衆”無疑主要代表貴族階層，于是商朝舉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祭祀，希望神靈保佑，幫助解除疫病。與占蔔療法一樣，是積極治療的一種，隻是迷信的積極治療。

第三是針灸療法。或許，商人發現占蔔、祭祀療法，很多時候不準，比如占蔔大吉人卻死掉了，占蔔兇兆人卻活蹦亂跳。于是，商人染疫時開始采用醫學辦法治療了。學者胡厚宣在《殷人疾病考》中，總結了一些積極療法，主要是針刺、灸療。

總之，對于染疫之人，商人辦法不多，除了拉去隔離之外，也沒有什麼有效的辦法。漢代之後，對于藥物治療瘟疫的記載開始變多，最典型的是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之後2000多年至今，湧現了不少中醫救疫名方，其中一些如今還在使用。

總而言之，雖然瘟疫無情，讓人恐懼，雖然商人無法治好疫病，但商人依然采取積極的辦法處理瘟疫，并有一系列預防瘟疫的辦法，傳之後世，為後世封建王朝抗疫作出了重大貢獻，對當下也具有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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