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負面輿論困擾着國内的遊戲市場時，我們往往會想當然的，欽羨于歐美、日本那些成熟開明的行業環境。但令人意外的是，來自北歐的從業者彼得·呂貝克（Peter Lübeck），似乎也對“輿論的阻撓”感同身受：“在瑞典也是這樣……遊戲仍然是一個年輕的行業，很多人自己從來沒有玩過遊戲。”

　　在接受筆者的采訪時，他正在經營名為 Game Habitat 的開發社區。作為一家非營利組織，他們旗下有着北歐最大的遊戲開發中心 DevHub，業務遍曆獨立遊戲、3A 遊戲，以及中間件和發行等各個領域。即使到了今天，呂貝克依然得努力的引導公衆，以加深人們對遊戲的理解。

　　他的苦惱并非無迹可尋，“戰争”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就已經打響了。當時瑞典兒童環境委員會的代表瑪格麗特·佩爾松（Margaretha Persson），将 Commodore 64 上的《最後的忍者2》指明為暴力内容，她的主張引起了社會廣泛讨論，與那時瑞典街頭興起的塗鴉文化被一并聲讨，最終使得零售商不得不移除包裝内附贈的塑料手裡劍。

　　到了 1997 年，教科文組織委托北歐共同體成立了一個國際交流中心，以便向當地分發關于兒童、青年和傳播媒介暴力問題研究的資料。這家機構想通過這種方式，加深民衆對電影和遊戲裡暴力行為的認知。用瑞典人的話來講，時至今日你仍能看到“憤怒的媽媽”時不時的出現。

　　但成熟産業的力量卻不可小觑，由于遊戲是瑞典政府相當重要的稅收來源，它自然而然的獲得了一部分從政人士的歡迎。于是，政客瑞卡德·諾丁（Rickard Nordin）每周都會直播《爐石傳說》，恰恰是為了迎合自己的支持者，有幾個政黨還在 2014 年大選時組織了場《星際争霸》比賽。

　　這背後蘊藏的力量，某種程度上幫助瑞典遊戲産業沖破了枷鎖，使得這個國家很快成為歐洲最為重要的遊戲發源地之一，比肩英國和近幾年發迹的波蘭。EA DICE 和 Ubi Massive 自不必說，《逃出生天》和 Mojang 旗下的《我的世界》同樣如雷貫耳，King 則在社交遊戲領域獨樹一幟。

　　不過，那些瑞典開發者的履曆，對我們而言又是否會有參考價值呢？

　　Demo-Scene：破解文化的升華

　　得益于經濟自由、教育普及，以及豐厚的自然資源。從 20 世紀中期開始，瑞典就成了典型的“福利國家”，有着被窮人們譽為“從搖籃到墳墓”的服務政策。從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數據來看，瑞典的福利開支超過總 GDP 的五分之一，使得公民的貧困比例始終被控制在 10% 以下。這一背景，很快就輻射到計算機設施的基礎建設上。

　　有許多不同因素促成了瑞典遊戲産業的成功。瑞典早在 90 年代就把寬帶的發展放在了首位，當時有一項由政府資助的 Home-PC 計劃，人們可以通過政府補貼購買家用電腦。

　　呂貝克口中的 Home-PC 計劃，其實包含了兩層面含義。一方面，自 1998 年到 2000 年，瑞典政府便向各地家庭交付了 85 萬台設備，隻要是那些育有子女的家長，都可以領着孩子從商店裡買到廉價電腦。另一方面，由于不少公司得到了政府資助，企業雇員同樣能夠享受到“以稅前價格入手電腦”的優惠。

　　可想而知，寬帶的提前鋪設，很快就與計算機普及率的迅速提高産生了化學反應，這在遊戲産業生态的早期塑形中起到了積極作用。作為佐證，根據《瑞典遊戲開發者索引》的調研來看，在 2016~2017 年之間，63% 的瑞典開發者仍然将精力集中于 PC 平台，相較之下家用機隻占到了 19% 的份額。

　　但有趣的是，瑞典開發者的骨子裡又有一絲與衆不同的基因，如果說 Home-PC 是當地遊戲市場發展的硬件基礎，那 70~80 年代興起的 Demo-Scene 運動，則奠定了整個行業的文化基礎。

　　凜冬将至，對于呂貝克而言不完全是一句玩笑。到了 12 月尾聲，當地日照時間将縮短到隻有 6 個小時。2016 年時，斯德哥爾摩迎來了百年一次的大雪，出租車和巴士陷入癱瘓，地面列車也隻能縮減班次。人們頂着雨雪上學、上班，還得在零下十來度的低溫中去超市買菜。

　　在自然環境的逼迫下，瑞典人早早練就了一身“宅氣”，除非很有必要，否則出門是一件性價比不高的事情。但由于身後有着強大的社會保障體系，人們總會最大限度的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漫漫長夜之中，孩子們從小學會在爐竈邊取暖，聽老人們娓娓道來的童話故事。而到了遊戲開發者的場合，他們則借着安靜的環境冥想出一個個創意 —— Demo-Scene 便是其中極為特殊的體現。

　　Demo-Scene 包含軟盤、共享遊戲和早期的互聯網實驗，起源于為了分享遊戲而打破版權保護（的意圖），但最終卻導緻人們開始制作自己的作品。

　　據呂貝克回憶，瑞典早期的遊戲工作室大多參與了這項“破解運動”，DICE、Remedy 和 IO Interactive 的發迹均受其影響。具體來說，它的精神内核，是鼓勵開發者探尋硬件的極限，在充滿限制的條件下盡可能的制作高質量軟件。

　　但最初的理念其實與盜版無異，即在被破解的軟件界面留下“水印”，宣傳自己或者團隊的名字。人們後來漸漸不滿足于純文本水印，開始在其中加入動畫和音樂，久而久之，這就成為了開發者炫技的一種方式。

　　硬核到什麼程度呢？比如通過 Amiga 電腦，看看誰能在每幀畫面上展示足夠多的“Bobs”（可以理解為圖形元素），或者是對比 Commodore 64 上滾動字節的數量。甚至連雅達利都招安了一些人，幫自己制作帶有視覺效果和音樂的循環演示，以便于 Atari 400/800 電腦能夠吸引更多的商店顧客。

　　用“垃圾設備”開發“高端内容”的風潮，顯然為瑞典積累了一大批遊戲人才。成立于 1992 年的 DICE，前身便是維克舍大學的 Demo-Scene 團隊。小組成員當時在一間宿舍内辦公，期間為 Amiga 平台制作了《Pinball Dreams》《Pinball Fantasies》等數款彈珠遊戲。此時又恰逢 Home-PC 政策開始推行，兩者合力之下，這家公司才得以平穩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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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嫖”的教育，反而是最好的教育

　　事實上，大部分瑞典遊戲公司都有着不錯的财務狀況。2016 年，瑞典遊戲行業的總收入大約有 25% 來自中小型企業和獨立制作人。雖然 THQ Nordic 和雪崩工作室近兩年發展較為迅速，大企業的收入占比有了一定提升，但中小型企業仍然占到了 20%，這意味着很多開發者都有獨當一面的能力。

　　坐落在馬爾默的 Tarsier Studios，曾經制作了脍炙人口的《小小大星球》和《小小噩夢》。Mediocre Games 的成員隻有兩個人，在全球卻擁攬 3 億名用戶。呂貝克認為這可以追溯到當地遊戲産業成功的最初原因，受益于社會保障制度，人們有機會冒險，進而去做别人不會做的事情。

　　免費課程顯然是保障制度的其中一環，瑞典有許多不收取學費的職業技術大學（Vocational University），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 Game Assembly，它已經被評為世界上最好的遊戲教育機構之一，背後的資金來源于政府的高級職業教育項目。

　　遊戲職業技術大學的課程一般為 2.5 年，一半時間用來集中教學，一半時間主張個體發展，培養對象則包括藝術家、程序員、關卡設計和動畫師。到了最後的 6 個月，學生們會被分配到不同的遊戲工作室實習，實習結束基本宣告轉正。在 Game Assembly，超過 90% 的人畢業後直接找到了對口工作。

　　類似的學校，還有位于瑞典法倫的 Playground Squad。但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路邊随便來個老大爺就能直接入讀，人們需要提前提交申請。Playground Squad 就會審核申請人的能力和作品，通過率往往不到 10%。由于非北歐地區的招生占比低于 20%，對外的競争非常激烈。

　　為了打好基礎，對遊戲懷有志向的年輕人，也可以先去舍夫德大學這樣的全日制學校就讀。從 Home-PC 的時代開始，舍夫德大學就加速了計算機設施的鋪設，到 2002 年便有了自己的遊戲專業。他們主張拓展知識覆蓋面，把程序、藝術和設計方向的學生混起來，一開始就讓人們相互學習。

　　而與免費教育緊密對接的，則是瑞典的非營利型孵化器，呂貝克經營的 Game Habitat 正是其中之一。它由南部的遊戲公司發起，目标是圍繞馬爾默建立一個産業樞紐中心，從而吸引更多人才和工作室入駐，鼓勵開發者創業。瑞典的稅收額度相當高，遊戲公司的貢獻不菲，這導緻馬爾默政客對遊戲的态度十分友善，孵化器往往會得到國家層面的援助。

　　“Game Habitat 由當地政府（馬爾默市/斯科讷地區）和遊戲産業成員資助，我們主要受到他們的支持。但我們确實與其它中心合作，比如位于舍夫德的 Sweden Game Arena，位于北部的 Arctic Game Lab 和位于卡爾斯港的 GamePort。”

　　呂貝克提到的“産業成員資助”，大緻指的是企業繳納的會員費，會員可以象征性的獲得一些獨家活動和展示機會，最低收費為一年 3000 瑞典克朗（2100 元）。當然這并非是強制性的，非會員仍然能以低價租到 DevHub 的辦公場所，比如二樓的共享辦公室和休息室一個月隻需 1400 瑞典克朗（1000 元），相當于北京一間隔斷房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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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制于人的甜蜜煩惱

　　但在如此令人欽羨的環境下，瑞典開發者也有自己的煩惱。打個比方，當你聽到《戰地5》和《全境封鎖2》時，第一反應是它們出自美國和法國。盡管開發商 DICE 和 Massive 赫赫有名，這兩家公司也沒有那麼強的“瑞典屬性”，優秀工作室成了海外資本觊觎的對象。DICE 被 EA 收購，Massive 處在育碧麾下，Mojang 被微軟納入囊中。

　　瑞典的識字率達到 99%，當地語言是源自于古諾爾斯語的北日耳曼語，然而受到北美文化的影響，他們卻天然的對英語沒有閱讀障礙。站在呂貝克的角度來看，這也是未能形成自我特色的一個側寫：

　　很少有東西能脫穎而出，瑞典人對西方、尤其是流行文化的理解，建立在大量美國媒體、電影和電視劇從小陪伴的基礎上。所以我們能夠很好的掌握英語……到目前為止，工作室被海外企業收購還沒有對行業造成太大影響，因為國際發行商允許他們繼續做最擅長的事情。我不知道長期來看會有什麼問題，但希望更多（瑞典）企業能夠獨立自主，而不是賣給外國公司。

　　雖然瑞典仍然湧現了一批偏向本土文化的作品，比如 Simogo 的解謎遊戲《Year Walk》，就深植民間傳說，它展現了北歐人對于神話的悲觀情緒。而《突變元年》和《零世代》的後啟示錄故事，也發生在末世之後的瑞典。但從整體來看，它們隻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至于遊戲發行工作，因為稅金不低，再加上高昂的人力成本，相關業務顯得不那麼受歡迎。作為參考，在 2002 年之前，瑞典出版業的增值稅達到 25%，後來為了保證圖書多樣性，政府才将數值下調到了 6%。Paradox 和 THQ Nordic 算是兩家還算靠譜的瑞典中型發行商，Starbreeze 早已是江河日下，其它能說得上名字的就沒有多少了。

　　另一個“甜蜜的煩惱”，源于遊戲人才的缺口。呂貝克表示，盡管教育體制竭盡全力為這個行業提供人才，但他們還是不得不從世界各地招募員工，以跟上增長的步伐，超過三分之一的瑞典遊戲從業者是來自其它國家的移民，這與雪崩工作室首席人力資源官威爾遜的口徑一緻：

　　行業正在迅猛增長，而且速度之快，已經超出了我們培訓開發人員的速度。公司通常采取的措施是從國外招募員工……雪崩工作室大約有 35% 的員工移居瑞典。

　　但不是所有的海外人才都願意移居瑞典，大多數遊戲公司集中在斯德哥爾摩，這裡的住房成本接近英國倫敦（便宜的房子大概 300 萬元一套）。複雜的簽證也是個麻煩，非歐盟工人每隔幾年就得更新一次許可證，若是雇主搞不清那些官僚化的流程，很可能導緻員工被遣返回原籍國。某種程度上，這或許也是瑞典遊戲産業努力推行平等工作環境的原因，自 2012 年到 2017 年，女性從業者的增長速度（255%）遠大于男性（157%）。

　　近年來的情況倒是有了些許改觀，如果你想在瑞典從事遊戲開發工作，斯德哥爾摩已經不是唯一的選擇了。Game Habitat 所在的馬爾默發展穩定，Arctic game Lab 也開始在人煙稀少的瑞典北部倡議創建和培育一個戰略平台，至少那些海外人才有了更寬松的選擇。

　　而通過這些論述，相信一個稍顯模糊，但又環環相扣的産業圖景已經呈現于前。政府、教育機構、孵化器，個人與企業形成閉環，無論從利益還是道德的層面出發，他們都獲得了自己想要的東西。一切似乎都建立在長遠考慮的目光之上，也許抛開某些糾葛，這才是遊戲行業理應展現的健康面貌。

　　（編注：感謝 Game Habitat 協助本次采訪。）

　　拓展閱讀：

　　在古巴做遊戲

　　在巴基斯坦做遊戲

　　參考資料：

　　Swedish Game Developer Index

　　Is Sweden's gaming industry running out of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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