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時候，東坡實幹家的身份總是被他飄逸灑脫的形象遮蓋了去。人們覺得，實幹與飄逸是水火不容的反義詞，實幹家就要不苟言笑、兢兢業業，若是似東坡這般随性恣意，多半是個如同趙括一般隻會誇誇其談而不靠譜的人吧。

恰恰相反，比起範文正公、王荊公，東坡的政治實幹毫不遜色。

治國平天下，本就是每一個儒家知識分子的安身立命所在，哪怕赴湯蹈火也萬死不辭。這是為理想的英勇獻身，是對光明的無限憧憬，是對責任的毅然擔當。三代，這個數千年來所有知識分子共同的理想國，将天下人心聚攏在了一起。

少年時的東坡在朝堂中“慶曆新黨”的影響下，暗暗立下了“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遠大抱負。他發誓要像張載那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有朝一日“西北望，射天狼。”還北疆一片安甯。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無奈的是，世間萬物都是對立統一的，既然有追光者，那就有逐暗人。

他也想過放棄，甩甩手不幹了，一走了之，找座深山隐居起來。“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可最終，東坡還是舍不得，舍不得深居廟堂的趙官家，舍不得朝趁暮食的蒼生百姓，更舍不得可恨卻又可愛的凡塵俗世。

東坡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爺，他更像一個勤奮耕耘在朝堂間的農人，天生就和百姓們合得來。

東坡初入仕途時，在西北鳳翔任佥判，不顧朝廷禁令私自為難民營造村落；牧守杭州時，利用疏浚西湖時挖出的葑草和淤泥為百姓修建了一座長近三公裡的“蘇堤”；知徐州，退洪水，修黃樓。比起百姓的福祉，他個人的生死榮辱顯得那麼微不足道。

百姓們也是即為感激愛戴他的。東坡因“烏台詩案”下獄後，杭州百姓沿街設立香案，為他們曾經的父母長官“蘇青天”焚香祈福。

有人說，“烏台詩案”前，蘇轼隻是蘇轼；而“烏台詩案”後，蘇轼才蛻變成了“蘇東坡”。

當他從那座幽暗冰冷的囹圄中踉跄着走出來的時候，一百多日的牢獄生活幾乎将他撕成了碎片，身心俱疲。之後，便是如同“緩刑”一般的罪臣生活。黃州、惠州、儋州，曾一度與死神相會的他被一再放逐，竟到了天涯海角、貶無可貶的地步。

可這個人，是蘇東坡，是千百年來僅此一人的蘇東坡。

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有些人咬得了一輩子菜根，可若突然從魚肉變成菜根，隻怕一時難以接受。這正是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初到黃州，他不再是朝廷大員、一方郡守，過着“現寓僧舍，布衣蔬飲，随僧一餐，差為簡便。”這清教徒般的生活。可東坡呢，“竹杖芒鞋輕勝馬，一蓑煙雨任平生。”“攜酒與魚，複遊于赤壁之下。”“懷民亦未寝，相與步于中庭。”春日出遊，無風無雨；攜酒與魚，夜夢孤鶴；庭下空明，閑人如吾。

過往歲月的陟（zhi四聲）罰臧否、少年得意的自傲狂放與身陷囹圄的心灰意冷在這一刻都煙消雲散了，他丢掉了昔日愛不釋手的方巾青衫，換上了菱葉裁剪的上衣和荷花織就的下裳。他飄然獨立，隻願做一隻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面對起起伏伏的生活，也終于有資格風輕雲淡地說出：“也無風雨也無晴。”

初至瘴氣籠罩着的惠州，他從船上走下來，面對着前來迎接自己的父老鄉親的崇敬卻又有些好奇的目光，他還是流下了被人情溫暖了的熱淚：“仿佛曾遊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

在被稱作“夷島絕域”的海南島，他穿着莊稼人的鬥笠蓑衣，在雨地裡蹚水，引得狗吠人笑；帶着隻土狗村頭村尾到處找人聊天，還挺纏人：“拜托講個故事吧，一個就行。”人家講不出來，他就自己講；豐收的時候和農人一起喝酒慶祝，被熱情奔放的黎族少女們的花裙子團團圍住，開心地大醉……

秦少遊曾說：“蘇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緻遠，至于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知曉了這種“蘇氏之道”之後，也就可以理解，那個在監獄中唉聲歎氣、愁容滿面的蘇轼，也正是那個在陽光下曠達飄逸、随遇而安的東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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