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楚刊号​

午屬馬。《詩經·小雅·吉日》有這樣一句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唐代孔穎達的解說是：“必用午日者，蓋于辰，午為馬故也。”就是說，選擇午日為“既差我馬”的吉日，隻是由于十二生肖午屬馬的緣故。宋代王應麟将此舉為“午馬之證”。當然，也有人提出異議，認為庚午對馬，不過是偶然的巧合。

馬為六畜之首。馬的馴化家養，在六畜中卻大約是最晚的。一般認為，将野馬馴化為役畜，是父系社會時的事情，最早始于龍山文化時期。山東章丘龍山鎮城子崖的考古發現證明，距今四五千年以前，人們已開始養馬。許多古籍中有“相土作乘馬”的記載。曆來講述上古史，以此作為生産力發展的一個标志。作乘馬就是發明用四匹馬駕車。這反映了活動于黃河流域的商部落畜牧業的發達。後來，相土的後代打敗夏桀建立了商朝。甲骨文中已有“廄”字。《管子》說：商的祖先“立皂牢，服牛馬，以為民利”。養牲畜，“皂”是喂料的槽，“牢”是圈。

在漫長的歲月裡，馬不僅是拉車的畜力、代步的坐騎，其本身還是文化載體。有副春聯，是供農曆馬年選用的：“骅騙開道，骥骥呈材。”八字聯語中，“馬”偏旁的字占了四個，語出《莊子·秋水》“琪骥骅騷，一日而千裡”。漢字對于馬類稱謂區分之細，可令其他動物望塵莫及。僅就馬的毛色而言，職色黑，骊色黑，為淺黑，骥為青黑，驿色赤，驗色紫，骓黑白相間，暇赤白雜色，為黃白色；此外，黑白雜毛曰輛，黃白雜毛曰胚，青白雜毛曰聰，骠為黃色有白斑之馬，驷為淺黑雜白之馬，騙為黑鬣黑尾的紅馬……這些方塊字，猶如五光十色的寶石，其間所凝結的，是古人對于馬的觀察、描畫以至敷彩。這一切，反映出古人對馬的偏愛，還體現了古時馬在社會生活所占據的重要角色位置。美國漢學家愛伯哈德《中國符号詞典——隐藏在中國人生活與思想中的象征》說：“馬是中國人生肖中的第七種動物。在中國古代，有許多不同的詞，來描述不同大小、不同顔色的馬。這些詞彙的死亡，表明馬在當代中國曆史中的作用已經大大降低。此話有理。那些關于馬的字和詞，以豐富多彩的陣容，顯示着古代馬文化的博大。

票騙琪骊之類的“馬字”，似乎又不隻是馬的“色标”，而馬的精神風貌，古人在端詳馬字本身時，即已揣摩于心了，這便是許慎《說文》講到的“馬，怒也，武也”。一怒一武，剛健且道勁，凜凜威風，仰天長嘯驚天，四蹄掠地無阻。還有那句“馬到成功”，淺顯而形象，體現了“快馬加鞭未下鞍”的狂解突進，和“關山度若飛”的勝券穩操。杜甫《房兵曹胡馬》：“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骁騰有如此，萬裡可橫行。”一往無前的氣勢，躍然紙上。相傳西周穆王遠遊，出行時取八匹駿馬，《穆天子傳》記為赤骥、盜骊、白義、逾輪、山子、渠黃、華疆、綠耳。這一組馬之名，透露着體貌與毛色的不凡。到《拾遺記》八駿分别作絕地、翻羽、奔霄、超影、逾輝、超光、騰霧、挾翼。從名稱看，不僅駿馬添翼成飛馬，而且“超影”“超光”又“逾輝”，簡直可望超光速了。

出類拔萃的馬叫千裡馬。千裡馬的話題講了幾千年，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枝奇葩。《戰國策·燕策》載，郭隗向昭王論說人才問題，拿千裡馬打比方，講述了千金求駿馬、五百金買馬骨的故事：“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裡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裡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返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裡馬之至者三。”五百金買下死馬之骨，以示渴求千裡馬的誠心。說買馬，講的是求賢納賢。相傳，燕昭王聽郭隗之勸，在今河北易縣築黃金台，招攬賢能。

千裡馬成為美喻。漢武帝《下州郡求賢诏》，有“馬或奔提而緻千裡”之語。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渴求“非常之功”，故求“非常之人”。隻要是出類拔萃的人才，不在乎他受到世俗的非議，隻要是千裡馬，不在乎它蹶子。武帝曾以千裡馬稱贊皇家後代，《漢書·楚元王傳》：劉德“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裡駒’”。千裡駒即千裡馬，劉德年紀尚小，武帝因而這樣誇贊他。

馬與龍，傳說中的一對雙璧。明代小說《西遊記》裡，唐僧的坐騎白龍馬本是一條龍。小說家的這一描寫，便有着傳統文化的、民間俗信的背景。

吳承恩構思這部神魔小說，人物多涉因緣。唐僧前世是如來佛的二徒，名喚金蟬子，因輕慢教義、不聽說法被貶，轉生東土，九九八十一難，取經以成正果。孫悟空大鬧天宮闖了禍，被如來壓在五指山下，成了妖猴。豬八戒本是天河水神、天蓬元帥，蟠桃會上酗酒戲仙娥，被貶下界投胎，身入畜類。沙和尚原為玉帝跟前的卷簾大将，蟠桃會上打碎玻璃盞，被貶下界。他們都是觀音菩薩相中的人選，在取經西行的路上候着，等待做唐僧的徒弟。取經功成，五聖成真。這五聖，除了唐僧師徒四人，還有白龍馬——他成了八部天龍馬。

《西遊記》講，白龍馬原本為西海龍王敖閏之子，稱玉龍三太子。他縱火燒了龍宮的明珠，龍王向玉帝告他許逆。這是死罪，觀音菩薩求情，讨他下界，在蛇盤山鷹愁澗中栖身，等唐僧來時化為馬，充當取經人的腳力。書中描寫龍變馬的一幕：菩薩上前，把那小龍的項下明珠摘了，将楊柳枝蘸出甘露，往他身上拂了一拂，吹口仙氣，喝聲叫“變”，那龍随即變做一匹白馬。白龍且白馬，因為他出自西海龍宮。依五行之說，西方色白。龍分五色，西海潛白龍。

《西遊記》是中華傳統文化沃土培育的奇葩。它的人物設置、情節構思，往往表現出深厚的文化底蘊。白龍馬即是如此。小說第十五回描寫，孫悟空對這條“有罪的孽龍”并不認可，觀音菩薩開導說：“那東土來的凡馬，怎曆得這萬水千山？怎到得那靈山佛地？須是得這個龍馬，方才去得。”小說第一百回，如來佛為五聖封号，說到白龍馬：“每日家虧你馱負聖僧來西，又虧你馱負聖經去東，亦有功者……”這些話語，如同一個模子扣出，那模子就是中國古老的傳說：龍馬河圖。

龍馬河圖，是關于中華文化發韌開端的神話。相傳，伏羲之時，黃河出現龍馬——龍頭馬身的神獸，馬背旋毛如星，組成一幅圖，稱為河圖。伏羲心有靈犀，按照河圖上的自然數，創造了八卦。《易·系辭上》：“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出圖，即指龍馬河圖的傳說。

《西遊記》的白龍馬，顯然是龍馬的翻版。西天如來要将真經頒于東土，前去取經者各有來曆，均非凡人。而那經卷，必須由白龍馬去馱，方顯經之真、卷之珍。

當然，吳承恩創造白龍馬這一角色，大約也借鑒了白馬馱經的佛教佳話。據史載，漢明帝曾有金佛之夢，由此造使西域，迎進佛教。這是中外文化一次曆史性的交流，漢使、梵僧，會合于大月氏國。一方西去尋夢，一方東來宣教，會合後便以白馬馱載佛經、佛像，來到東漢國都洛陽。轉年，洛陽修建中國第一佛刹，命名白馬寺，以銘記白馬馱經之功。這白馬經，與龍馬出河一樣，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大事。

“龍馬者，天地之精。其為形也，馬身而龍鱗，故謂之龍馬。高八尺五寸，類駱有翼，蹈水不沒。”龍馬要高八尺五寸，不是随意标出的尺寸。《周禮·夏官》：“馬八尺以上為龍。”《說文解字》也采用此說此解。尺寸多麼大并不緊要，重要的是設計了量變與質變——馬和龍之間畫一條界線。有了這條線，在人們馳騁想象的天地裡，要越線過界，就不是很容易的事了。漢武帝得良馬，為慶賀此事而創作《太一之歌》，歌中唱“今安匹兮龍為友”，反映了古人的龍馬觀念。

中國古代傳說中有個馬師皇，相傳為黃帝時的馬醫，漢代劉向《列仙傳》說他“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辄愈”。精于醫馬的馬師皇，還能為龍治病。一次，有龍前來，馬師皇說：“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于是紮針、灌藥湯，治好了病。從此，常有病龍從水裡出來，請馬師皇診治。再後來，有一條龍索性馱走了馬師皇。明代刊刻《列仙全傳》中的馬師皇，被刻畫為正在給飛龍紮針的圖景，身旁卧着馬。馬師皇傳說的文化底蘊，在于反映了古人心目中龍馬歸一觀念。

馬化為龍，唐代柳宗元《龍馬圖贊》說，唐玄宗時，得異馬于黃河，有人畫下馬的樣子，“龍鱗、他尾、拳髦、環目、肉鬣”。此馬在禦廄中飼養近二十年，曾随玄宗封禅泰山。安史之亂，玄宗西逃入蜀，“馬至鹹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泳去”。不願再陪伴落難的天子，陸上馬變做了遊水的龍。

馬的典型風格，是它的沖擊力、爆發力，它的不受羁絆，它一日千裡的狂奔，用一個常用詞表示之，就是“烈馬”。由馬而及火的聯想，既生發于馳馬剽悍的陽剛形象，也得益于“午”對馬形象的歸納和提升。這提升，将馬之烈，挂靠于宇宙乾坤的哲學框架之中。請讀《元享療馬牛駝經》：

混沌初分，天地始辟，午醜之象，各從天地而生。午者陽火也，應乾象而生馬；醜者陰土也，應坤象而生牛……

馬和牛相比，在動物習性方面，存在着明顯的反差。古人解說這種差異，将其置于天地開辟的哲學範疇，即所謂“午醜之象，各從天地而生”。午馬為陽火之象，醜牛為陰土之象，從而注定馬與牛不同的習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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