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瓜兮

入職時，主管曾告訴她隐藏身份的秘訣——穿正式點，别再像個學生似的穿牛仔褲T恤衫，“如果家長問你是不是學生，别回答是，也别回答不是，你就反問對方：‘難道我看着像學生嗎？’”這樣既不算撒謊，又打消了對方的疑慮。

一天給3個小孩上6個小時英語課。

這曾是米青的極限。

如今這個數字變成了8個小時。這意味着她要從早上九點一直講課到下午六點，中間僅有的一小時休息時間裡，還要輾轉兩個校區。

“講到後面喉嚨發幹、發癢，最後兩節課已經沒有力氣了，就發題給學生做，讓他不懂再問。下班後再也不想說一句話。”然而，下班之後回到宿舍，她還要給學生家長寫上課反饋。

▌助教、老師、還是流水線工人？

米青去年11月加入南京一家知名英語補習機構，任兼職助教，如今已算是一名“老兼職”。年後開始，她的工作強度不斷增加，剛開始隻是做一些課程調查、給學生默寫的助教任務，到現在，主管已經放心地把一些課程教學也交給她。同時她還要帶新人，教她們迅速熟悉工作。

剛得知她要去帶課的那天，米青的舍友難以置信地瞪着雙眼問她，“就你這個英語水平也能去教人家？”

米青并不生氣，她自己也懷疑“到底能不能教别人”，畢竟她自己的雅思成績也才6.5，大學英語六級還是“低分飄過”的。

但她很快就自信起來。

在一般的初高中、雅思托福課之外，機構給基礎差的學生專門開設了額外的詞彙語法課，兼職助教就負責這類課程。每位助教手裡都有一本厚厚的詞彙語法書和四套配有解析的階段測試卷，書裡有詳盡的教學内容和課後習題，試卷解析把每一題都講解得一清二楚。

她隻需要吃透這本書和這四套卷子，就能不動聲色地僞裝成一個經驗豐富的老師。上課的内容永遠不會超綱，即使穿梭在不同的班級給學生做測試，她也永遠隻負責那四套卷子。

這讓她在舒了一口氣的同時又有些洩氣，“所以我到底到底算助教還是老師呢？”隻有助教的能力，卻要承擔老師的責任，挂着助教的牌子，卻要聽上課的學生和家長尊稱自己為“老師”。

助教培訓守則上的明文規定更加劇了她的不安，“不要說自己是應屆畢業生”，“不要随意回答自己不确定或者不該回答的問題”，她掏出一本厚厚的冊子指着念，“問題”的後面打着小括号，裡面寫着“包括薪資和個人隐私”。

入職時，主管曾告訴她隐藏身份的秘訣——穿正式點，别再像個學生似的穿牛仔褲T恤衫，“如果家長問你是不是學生，别回答是，也别回答不是，你就反問對方：‘難道我看着像學生嗎？’”這樣既不算撒謊，又打消了對方的疑慮。

呆的時間長了，越來越駕輕就熟。在米青面前好像有一條工序嚴謹的流水線，原料處理、裝罐、排氣、密封……各司其職，她隻是衆多流水線工人中的一個，永遠站在自己的位子上，手腳麻利地工作，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學生從那頭流到這頭，在每個老師手上被接手、被加工、被送走，最後離開機構，消失人海，不會在彼此的生活裡留下一絲痕迹。

她對此既熟練又不安，漸漸地開始催眠自己：這隻是一份機械化工作。

在上海念大三的費新潔也在當地一家補習機構任助教，隻是負責批改作業、班級默寫、跟家長溝通等輔助工作，并不參與教學，但會完整地陪着學生走完整個課程。

在某次同時帶了兩個英語班後，她開始察覺出不對勁。

兩個完全不同的班級，上課的内容、使用的PPT、課上的練習、課後的作業，甚至講某個單詞時用的梗和笑話，卻幾乎全都一模一樣。“我早上在這個班聽A老師講了一堂課，下午就能在那個班聽到B老師講出複刻版，兩位老師可能風格不同，但内容就是大同小異。”

驚訝之後，她漸漸習慣，也開始好奇，為什麼老師之間的同步率能這麼高？

▌直到閉着眼睛也能把課講出來

費新潔沒琢磨出的答案，或許能在同事丁燦身上找到，隻是此時此刻，丁燦還正在為人生的第一次試講而焦頭爛額。

如果試講順利，她将成為費新潔口中衆多ABCD老師中的一個。

“試講”是招聘考核的最後一步，在這之前，老師會參加培訓，“熟悉那一套教案，最後流利地講出來”。培訓期間，機構負責食宿，所有人集中在一起練習。

在杭州市富陽區的一個網球會所裡，高中部的試講老師聚集在一個宴會廳中，按學科分組，組與組之間用布隔開。每人可以先自行練習，準備好上課内容，然後輪流到講台上講給該組的培訓師聽，培訓師點評，給出修改意見，再喊下一個。得到意見的人先下台修改，改完再站上去，再講再改，循環往複。

過去的兩天裡，丁燦把一個十頁的PPT背到滾瓜爛熟，翻來覆去講了十幾遍。“就講其中一個知識點，動詞的第三人稱單數，就這麼一個知識點，十多遍啊！”她激動地強調，苦着臉，“我現在閉着眼也能給你把整個PPT背下來。”

通過不斷講述和重複，直到老師的思維和身體都已将上課的内容死死鑲嵌進去，直到就算處于無意識狀态，也能流利地講完一整堂課，“那麼效果就達到了。”

更有甚者，一些培訓師會要求試講人寫逐字稿，不僅僅是講義，而是要把上課時所講的每一個字都寫出來、背下來，這樣，才能避免即興發揮可能帶來的差錯，保證萬無一失。而這一切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正式上課之際，讓學生和家長認為他們都是經驗豐富的老師。

誰也不敢松懈，來的人大多非常想得到這份工作，除了丁燦這樣的應屆畢業生，轉正後的高薪待遇還吸引了不少職場人士來應聘。團建的時候她和周圍人聊天，得知組裡甚至有人專門從銀行辭職來這兒參加考試。

機構的老師也常将此作為激勵的号角，“大家放心我們這兒的老師都不差錢，隻要你好好幹。”在來應聘的學生中也流傳着這樣一個消息——僅去年一年，他們的校區就創下“四個億的收入”，績效排名在所屬的全國性教育培訓集團中位列第二，前途無限。

▌“為了工資”

“為了工資”，這是多數大學生選擇到課外補習機構工作的重要原因。

今年以來，關于學生減負的文件和措施接連出台，“着力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然而，中國的課外補習市場依然朝着越來越火爆的方向狂奔。

僅作為兼職助教的米青，就能利用課餘時間拿到150元一天的工資和35元一小時的課時費，在南京這樣的二線城市打過多份工，這是她拿過的最高薪水。但對比起280元一小時的授課價格，她拿到的輔導費實際不到其中的13%。

機構抽取的87%，要分給電話銷售、課程顧問、主管經理、教學研發組，還要用于日常的運轉開銷。兼職老師隻是補習市場利益鍊條上的一環，在招攬生源上，電話銷售和課程顧問同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電話銷售需要通過機構提供的家長的聯絡方式，一個個地轟炸式推銷，課程顧問則需要包裝老師身份、推銷課程，以達到業績考核。米青說，有時她覺得累，就坐在辦公室聽背後桌的一個姑娘打電話，從早打到晚，但基本剛說完“你好我是xxx的……”，就被那頭啪地挂斷。“這樣想，大家都不容易。”

根據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财政科學研究所2017年數據，全國基礎教育階段學生課外補參與率達47.2％，學生校外教育平均費用約為5616元，全國校外教育行業總體規模達到4580多億元。全國中小學生在課外補習上平均每周花費5.4小時，時間最長的省份超過每周7小時。

巨額紅利催生了巨大的市場，培訓機構如春筍般湧現，而輔導教師作為教學和服務的直接提供者，師資的質量和數量都對機構的發展有着重要影響，因此，越來越多的機構開出令人眼紅的薪水以争奪優秀師資。

在北京念師範大學的周惠一開始是在師姐的微信朋友圈看到的招聘消息，抱着做兼職掙生活費的心情去了面試，結果一路順利過關，進入北京一家知名補習機構的聽力口語集訓營做了老師。

該機構每年寒暑假都會舉辦冬、夏令營，來的都是些外地的初、高中生，在他們被父母打包送到北京，參加封閉式學習。

在這裡，學生每天上四節課，兩節聽力口語，兩節外教課，課後能有半小時的課外活動時間，再加上每天的食宿費，九天為一期，一個學生一期的報名費是4980元。

按照機構開出的基本工資計算，老師每天上兩節課，共計三小時，時薪120元，9天全上滿也才3240元，稅後還剩2600元。

然而，老師們真正拿到的工資卻大大超過這個價格。夏令營老師的實際薪酬結構為“底薪 績效獎金”，績效獎金與續班率和售課數直接挂鈎，即建立在學生口碑基礎上的續單和新的售課，以此激勵老師留攬更多的生源。

“我們帶教的是寒暑假的冬、夏令營，那你想，我們春天和秋天怎麼掙錢呢？”周慧問我，接着不緊不慢地報了答案，“就靠着把網課賣給學生啊。”

老師如果能在夏令營期間把1門課賣給1個學生，那他每小時的工資就多漲7塊錢。結算工資時就看“收割的人頭數”。如果有1個學生買了1門課，就相當于1個人頭，買兩門課相當于1.5個人頭，3門是1.8個，如此按比例類推。通過學生買課的數量推算出“人頭數”，再乘以7元，就是最後得到的獎金（每小時）。如果每個學生能買1節課，老師賣給約17個學生即可實現“工資翻倍”。

“現在你知道我們為什麼除了上課還要陪孩子了吧。”

周慧參加了兩期夏令營，掙了七千多，但她仍不滿意，“像我師姐那樣的帶課達人，帶一期課，能掙一萬多塊錢，我是屬于比較弱的。”

“有的老師一個假期光上稅就能上萬把塊。”

而如何賣課，也不大需要老師為此操心，為機構為每個老師都準備了一套面面俱到的流程模闆，為了說服學生買課，在為期9天的夏令營裡，每一天都有精心設計的“話術”标準。

第一天，要不經意地跟學生透露網課的相關消息；第二天，要詢問清楚學生的個人情況，比如之前是否上過相應課程，感覺自己有哪方面不足，希望得到哪些知識的補充等等；到了第三天就開始直接“砸課”。

“砸課”就是把課程“砸”向學生，努力勸說學生買課。常用套路為：我們的課有多好，你有多需要這些課，不買真的很可惜。

第四五六天，重點強力攻克那些有希望買課的學生。最後三天，則針對那些不太可能攻克的學生，再做努力和嘗試。

因為套路每年每期都一樣，一些之前參加過夏令營的老生也會産生疑惑——為什麼這個老師說的話和上個老師說的話一模一樣？

這種學生被稱為“釘子戶”，老師在開班前會吃透學生名單，是否參加過夏令營在名單上都會有記錄，而第二天的個人情況詢問環節，同樣是摸清底細的一步，一旦發現這樣的學生，他們會在第三天“砸課”前跟對方旁敲側擊，或拉攏，或叮囑，之後的“砸課”，也不會太過強硬，避免引起學生反感，從而漏了風聲，壞了事。

套路的教學，通通會在開班前的培訓期間完成。培訓内容包括教書講課和營銷手段，這些也全部統一，強大的教研組早已準備好了詳細的教案和話題，隻需老師自己下去反複練習。

除此之外，培訓師也會教給大家一些講課小技巧，比如講一個隐晦的黃色小笑話來帶動氣氛，正值青春期的學生也确實很吃這一套。

周慧舉了個例子：夏令營期間，每個班都會有助教負責拍下學生上課的照片發到微信家長群，及時反饋課上情況。對一些不活躍的班，老師可以問一句：“有人喜歡吃屎嗎，喜歡吃屎的人舉一下手。”底下就會響起一陣哄笑，有的學生覺得這樣很搞笑，就會舉手。

“然後助教再把這一幕拍下來發給家長，家長則覺得自己孩子很活躍、很積極。”這一招，在周慧帶過的班裡，幾乎無往不利。

▌累，很累，忙，超忙

然而，暑假過後，周慧并沒有回去上班。

盡管在她看來，這份工作“工資高”，“帶教的老師超級棒”，“家長都百分百信任我們”，“和學生相處也很愉快”，但她還是選擇了辭職。

因為太累了。

帶她的老師進入機構兩年，今年27歲，人大博士畢業，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坐擁兩套房，是大多數人眼中的人生赢家，也是她心中的榜樣。但周慧并不想過這樣的生活，在進入夏令營的第二周，她就眼睜睜看着老師被送進了醫院，“她的朋友圈都不敢跟爸媽開放，因為裡面的照片全是打吊針和加班”。

臨近畢業，盡管機構裡認識的老師再次打電話過來，但周慧最終還是簽了家鄉一所公立學校。“待遇确實比不上，貴州也沒有北京發達，但我不想年紀輕輕就拿命換錢”。

在東北某市，福建人應羽也面臨着本科畢業，卻做出了與周慧完全不同的選擇。本科學商務英語的她，在春招時幾乎投了所有跟英語相關的職位，結果來自深圳的課外教育C機構是第一個通過的，琢磨着在深圳闖兩年也不錯，她去了面試。

“其實我當時覺得自己表現挺差的，終試的時候有個語法知識點明明就在嘴邊，但就是想不起來，結果還稀裡糊塗給過了，當場就簽了offer。”

“我覺得肯定是太缺人了”，她說。

簽字的時候，面試官告訴他們盡快三月底入職，但也不絕對，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安排來填入職日期。她想了想學校那一大堆事情，簽了個“四月底之前”，然後在月初就拖了個黑色大箱子，從東北飛到深圳，開始了試用期實習。

在公司承包的15天住宿過期後，她拾掇拾掇，從178元一晚的賓館逃了出來，蝸居進一家青旅的8人間。這裡的住宿費每天隻要55元，裡面住的全是和她差不多年紀的人，有待兩天就走的旅行觀光客，也有常住一年、期望在深圳找到未來的求職應屆生。

剛開始她并不在乎青旅的條件差，“其實也沒啥，這家離公司還近，就是晚上備課的時候得去客廳，周圍人都在打遊戲、看劇，有點吵”。但很快，大強度的培訓和上課讓她在晚上回去時疲憊不堪，打開門後還要忍受鬧哄哄的環境和氣味渾濁的空氣，她有些受不了了。

應羽用六個字概括她在補課機構的生活——累，很累，忙，超忙。

雖然隻是試用期，但工作與正式員工無差，甚至多了很多的培訓課要上，反而更辛苦。因為補課機構的特殊性，他們的雙休日安排在周一和周二，但自打上班以來，應羽一次也沒有休過周二。

全在備課和刷題中度過。

中考題、高考題、真題、模拟題，一閉眼，她仿佛夢回高三生活，“我覺得我高三都沒這麼累，考研也沒這麼累，”說完，又接着搖搖頭，“不對，我覺得我這輩子都沒這麼累過。”

上周五領導突然找到她，說除了周六的一門課，周日還給她安排了三個班，都是一對一，分别上初一、初二和初三。除開第二天本就要上的課和培訓，她備課的時間所剩無幾，更何況還是三門不同階段的課。

那天她一直工作到晚上九點，馬不停蹄地做筆記，期間一共起身倒了一杯水，上了兩趟廁所，吃了同事給的一個法式小面包。晚上蹬着單車回青旅接着備課，平時十分鐘的路她蹬了二十分鐘，可也完全不覺得餓，“應該是連餓的心思也沒了。”

第二天頂着昏沉沉的頭去工作，授課對象是個小男生，五年級，活潑可愛的年紀，結果上到兩個人都打瞌睡。為了活躍氣氛，她問小孩平時喜歡幹什麼。

“老師你玩吃雞嗎？”小朋友突然來的興緻卻讓她接不上話。

她不懂吃雞，别說吃雞，她甚至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來的第一個月她累到内分泌紊亂，一個月來了兩次月經。“我甚至不想跟我男朋友講話，他每次找我，我看到後要很久很久才記得回複。”

應羽屬于半路出家，之前沒有經曆過任何教師專業培訓，一開始她很抗拒上課，覺得自己“什麼也不會”，不敢帶孩子，更不敢見家長。

深圳的經濟高度發展，教育水平超前，來補課的小孩從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家長的學曆随便拎一個出來，也比她的高。

隔壁工位的數學老師剛接手一個小孩，家長交完錢，就直接把對孩子的教學計劃發了過來。從框架到細節，包括每次課講什麼内容、出什麼題、做什麼卷子，事無巨細，一一列好。最後在郵件末尾留言：“我不希望打亂您上課的節奏，但希望您能參考我的意見。”

深圳的家長在她心中和面試官一樣，慢慢變成學曆高、犀利、令人害怕的代名詞。“他們根本不是不會教，他們隻是沒有時間。”

在新浪教育發布的《2017全國中小學生課外培訓調查》中，數據顯示52%的老師都認為課外培訓的作用之一，便是“解決父母沒有時間照顧孩子的困擾”。

職場上不會養閑人，試用期内，實習老師一個月上滿36小時才有補貼，三個月試用期要上滿100小時才能轉正。所以她隻能一邊兢兢業業地備課，一邊努力适應這邊的生活。

在機構裡，授課老師分為三個等級，通過社招進去的、本科大學是“985”“211”的、還有畢業于“雙非”大學的，前者等級最高，第二個次之，應羽這種“雙非”大學畢業的，屬于最低級。老師的待遇根據等級有所差異，而等級又依照任教時間和資質進行評定。

剛開始工作，沒有工資，應羽也不好意思問家裡多要錢，她靠着微薄的補貼省着過日子。公司在商場，“每頓飯都超貴”，外賣也幾乎人均20以上，中午沒時間走遠了去吃，于是她天天吃商場負一層最便宜的石鍋拌飯，18塊錢一份，“每頓都吃得幹幹淨淨”。

早餐通常在路邊便利店買兩個包子，後來發現兩個包子也吃不飽，就買三個，“但我看人家都買兩個，又覺得自己吃得多，”她不好意思地笑笑，“可我真的餓。”

想辭職的念頭在她腦海裡轉了一遍又一遍，堅持不下去的時候，她就找機構的前輩們聊天。給她們做培訓的一個老師恰好也是學商務英語出身，老師用過來人的經驗勸她，幹每一行都不容易，她之前做外貿，每天都要打電話，身上随時背着要完成的單量。

“她跟我講，在這邊套幾年工作經驗，回家當老師不挺好嗎，我想想也是。如果現在放棄了，那之前的辛苦算什麼呢。”

雖然累到不行，但她又打心底佩服這樣完善健全的培訓系統。“我經常覺得自己的思路模模糊糊的，但這裡的培訓系統真的太好了，教你上什麼課，怎麼上課，怎麼分析孩子，怎麼講題，你隻要聽就好了，我覺得招的就是我這種特别乖的娃娃，你認認真真地跟着走就好了。”

最後一次采訪時正趕上應羽吃完晚飯，急着去備課，軟磨硬泡後她答應給出7分鐘的時間，7分鐘一到，她便急匆匆地開始念叨，“你講完沒，講完我要去備課了。”

備完課的她還得收拾東西準備第二天搬家，前天晚上10點半，她剛抽出時間去看了一個自如的單間，立馬就簽了一年。在此之前她物色的多套房子，都因為沒來得及去看，就被别人簽走了。

接下來的幾天裡，搬進新家的應羽需要寫一封抄送機構80%領導的郵件，是為了請假回到東北參加畢業答辯。

而此時，找到新實習的米青剛跟老闆提交了自己的辭職申請，長舒了一口氣。

*應受訪者要求，本文涉及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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