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夢溪

玫瑰是個地地道道的美國女孩，2009年她來到北京，一邊學習中文，一邊在北京電視台主持幾檔節目，這裡的一切對她來說都新鮮有趣。她的身邊大都是與她同齡，二十五歲到三十歲之間的年輕女性，這些女孩有的是編導，有的是主持人，有的是記者，有的是制片人，玫瑰眼中，她們年輕、熱情、努力、優秀，卻有着一個共同的煩惱——單身。

《單身時代》

玫瑰 著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一年春節假期後，玫瑰回電視台上班，看到平時熱熱鬧鬧的女同事們都有點蔫兒，好像有什麼心事，她忍不住問大家：春節不開心嗎？女孩們告訴她，春節雖是阖家團圓的日子，但也是25歲以上單身男女們被催婚的日子，不少人回老家要應付父母安排的相親。這些女孩們哪怕高學曆、高收入，在大城市有一份體面的工作和值得為之努力的事業，隻要還沒結婚，就是親朋眼中的“不正常”“不完整”的人。

同事們給玫瑰解釋這種文化：中國的單身男女，特别是未婚女人，成了長輩們強大“逼婚”攻勢的重要目标。因為人們認為，到了一定年齡，她們就應該嫁人，不然就可能成為“剩女”。“‘剩’這個字我知道是‘剩餘’的意思，同‘剩菜剩飯’中的‘剩’一樣，幾乎沒有一點味道。”玫瑰聽了困惑又憤怒：“我的那些風華正茂的女同事們居然被人稱為‘垃圾處理品’，這真是太不像話了。”

此後，玫瑰用了七年的時間，調查研究，請教專家學者，從城市到鄉村，從北方到南方，跑遍了中國，進行了一百多次采訪。這位美國姑娘為了中國女孩們的結婚大事“操碎了心”，她抓住每一個機會，與每一位年輕的男孩女孩交談，了解他們對于戀愛和婚姻的看法，并考察亞洲有相似文化的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地單身男女與中國的不同，寫成了這本關于中國年輕人戀愛與婚姻的非虛構作品《單身時代》。

玫瑰在書中引用了這樣一組數據：在2010年，西方媒體上有關中國女性的報道表現得非常樂觀。《福布斯》《新聞周刊》和《時代周刊》上的報道都說，中國女性處在全盛時期。她們在世界上白手起家的女億萬富豪當中所占比例最高。在參加美國研究生管理科學入學考試（GMAT）的中國考生中，63%是女生，她們攻讀MBA的勢頭甚至使男生頗感壓力。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報告，年齡在18歲至64歲的中國女性中就業率達71%，占國家勞動力的44%。第一位女航天員也在2012年被送入太空。

玫瑰看來，這些中國女孩是一群受過教育的獨立女性，她們的事業和作為，在她們的母親和祖母那裡連做夢都不敢想，她們是國家的英才，生動佐證了過去30多年裡中國女性逐漸開始享有越來越多的教育和就業機會。如今玫瑰已回紐約工作，今年3月，她因這本書的出版将會再次回到北京與讀者交流當下的婚姻與愛情。

天氣晴朗就催婚？

在中國生活的時間越長，與朋友們的友誼越深入，玫瑰就“越了解她們那種奇怪的約會方式和複雜的求婚過程，就越是對一些與我明顯不一緻的情況感到困惑和驚訝。”在她的生長環境中，父母不會如此多地幹涉到個人的情感問題之中。但她在中國生活的幾年能明顯感覺到這股壓力來自各個方面：“她們談論婚姻，就像是談論一個長到肉裡的腳指甲一樣——火急火燎，有點疼痛，而且如果不趕快處理，情況就會惡化。”

最主要的當然是父母。玫瑰的一位女性朋友張梅來自哈爾濱，張梅是她的中文老師，課下，她們也會像閨蜜一樣吃飯逛街。玫瑰很多次在旁聽到張梅媽媽從家鄉打來電話，無論開頭的話題是如何噓寒問暖，媽媽總有一種神奇的能力将話題引到結婚生子上。而張梅隻得告訴母親，自己還沒有遇到合适的人。張母明确表示不希望張梅繼續在北京生活，這對她找對象沒有好處，若是回老家，親戚們都能給她介紹。張梅一如既往地敷衍着母親，同時無奈地向玫瑰解釋，母親的“催婚”是有規律的，如果這些天降溫了、陰天了、起霧了，母親就不出去串門，打電話時便不會催婚。若天氣晴朗，母親一定會外出，遇到親戚朋友總會問到女兒的婚姻問題，晚上打電話時便會催婚。張梅自嘲能從母親的催婚與否得知千裡之外哈爾濱天氣如何，也算是當代黑色幽默了。

玫瑰在學習中國文化時發現，在中華五千年的漫長曆史中，婚姻一直是女性生活的基礎和頂點。用社會學的觀點看，父母與子女的文化和生活習慣的差異不僅僅是“代溝”這麼簡單，這種根植于兩種不同時代的文化思維方式是屬于中國的特殊情況。“中國這幾十年的發展變化太快，父母和子女完全成長在不同的環境中：長輩們生長于貧困中，而他們的子女卻生長于經濟繁榮時期，這一時期的社會個人主義興起、集體主義色彩衰退。”玫瑰十分理解父母急于為子女解決婚姻大事的焦慮，在她采訪的不少父母中，最擔心的無非是當自己百年之後，孩子仍然孤單，“等你老了誰來照顧你呢？”和“一個人在大城市打拼，沒人照顧怎麼行？”很多年輕人不理解父母為何會有這種擔心。

兩代人的文化差異在于，父母認為個人獨自生活比家庭婚姻生活要更艱難，而習慣了獨居、大都市快節奏生活的年輕人們，價值觀早就變成了“不願互相遷就，甯願獨自快樂”。發達城市的現代基礎設施也保證了即便一個人生活也能有滋有味。在中國農村，一個人很難生活，要靠大家族支撐，但城市裡愛好興趣多種多樣，娛樂消遣遍地都是，很多年輕人并不覺得單身不好，也不急于戀愛。玫瑰也提到了獨生子女的個性問題，從小缺乏與兄弟姐妹的相處經驗讓“80後”“90後”這一代獨生子女習慣了獨處，沒有父輩那麼善于包容和理解他人。

女博士真的不好嫁？

不論男女，在中國的文化中都承受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壓力。玫瑰以美國為例，美國人并不認為結婚生子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而且大家看重隐私，注重獨立的空間，不願幹涉他人的私生活，所以也不存在“催婚”。

《單身時代》引用了學者王豐的統計：在中國的城市當中有700萬年齡在25歲至30歲之間從未結過婚的女性。她們都集中在中國的一線城市裡，北京、深圳和上海排在前三位。同中國的大多數事物一樣，她們也是近30年裡出現的一個新現象。王豐指出，1982年，接近30歲的中國城市未婚女性不到5%，這個數字到1995年增加了一倍，到2008年增加了兩倍，目前正在全速向着30%逼近。

玫瑰對于中國古老的諺語“男人三十一枝花，女人三十豆腐渣”并不認同。這其中确有男女生理差異造成的女性生育焦慮，但随着科學的發展，大量的女性在三十歲以上依舊能夠生育健康的後代，所以越來越多的女性不願為了婚姻犧牲事業，而是選擇“先立業，後成家”。

“由于家中沒有兄弟們競争，這些獨生女便獲得了以前可能會留給男孩的、前所未有的機會和資源。她們降生時，正值中國大範圍地擴充高等學校數量的時期。後來她們又被當作男孩而賦予努力學習，獲得成功，為家庭争光的使命。”玫瑰注意到，“成為白領階層的知識女性數量已經趕超男性，而‘剩女’則是這些白領知識女性當中的重要成員。”許多“女博士”一畢業便已接近三十歲。在獨生子女時代，許多女孩子不但有了受教育的機會，還在高考這座獨木橋上表現出色，成為“學霸”，越來越多的中國女性獲得更高的學曆，更專業的技能。

玫瑰的好友克裡斯蒂·楊34歲，單身，她擁有經濟學學士學位和英語碩士學位，還創立了一家公司并經營得有聲有色。她優秀、貌美、高薪，“已經擁有了城市戶口，沒有必要再嫁進更好的人家，她擁有足夠的資金購買自己的住房，另外，将來她還要繼承父母目前在北京居住的那套住房。”她在親友的催促下，也在不停地尋覓如意郎君，卻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對象。大多數男性都希望未來的妻子能“多顧家”，而她是公司老闆，很顯然不可能做到。

玫瑰的另一好友馬瓊是位27歲的北京姑娘，她幾乎每個周末都在去相親的路上。馬瓊高中畢業時成績全班第一，被美國耶魯大學錄取。拿到碩士學位後，她又繼續攻讀法學博士學位，接着在紐約曼哈頓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現在回到北京陪伴父母。在相親的時候，馬瓊“小心翼翼地讓那位男人多說話，自己則表現出對他所說的一切都感興趣的樣子，這種做法也确實使對面的男人感覺良好”。這源于父母臨出門時對她的告誡：别表現得太聰明太強勢，不然男人不會娶你。她的父親是位受人尊敬的學者，然而對她的要求是“笑不露齒”，怕她開心大笑時“太自信，太有魅力”，因為男人們“是在找妻子——就是那種一見面就臉紅，體貼溫柔，能生孩子的妻子”。

玫瑰也去詢問了一些優秀的單身男士，看看他們喜歡同什麼樣的女性結婚，答案有些讓人失望：果然，許多男性并不能接受太聰明的女性，因為他們覺得“不好掌控”。高學曆、高收入的女性大多對事物有自己獨立的思考，有主見，有決斷，在部分男人眼中，這是不夠“聽話”的表現。不過從好的方面看，越來越多的男性也開始去接受“女強男弱”或“女主外男主内”的夫妻模式。

愛情還是面包？

在采訪中，玫瑰最不能理解中國父母對子女的一句“忠告”：愛情是愛情，婚姻是婚姻。這句話的潛台詞是：婚姻中首先要考慮的不是愛情。婚戀網站在中國的興起絕非偶然，玫瑰登錄了某個知名的婚戀網站，看到單身男女們像寫求職簡曆一樣，将自己的“條件”一行一行列出來，對對方的要求也盡量量化。某網站“紅娘”告訴她，中國女性最看重的是男性的收入，不過收入并不是唯一條件，隻是一個“門檻”。她也去父母們聚集的公園相親角探訪，焦急的老人們手中的“傳單”上寫的也都是明确的需求。“我穿過人群，驚訝得說不出話來。為什麼青年男女隻是查看小小的彩色紙片，而不是親自相互交談呢？”玫瑰不明白，紙上寫的“條件”就能代表一個人的所有嗎？

與大城市熱火朝天的相親活動相比，農村的婚戀還面臨着另一種現實。雖然從中國的男女比例看，女性數量并不過剩，但分布并不平衡。玫瑰在書中舉了一個浙江某地區的例子——那裡家家戶戶屋頂都安裝了大到誇張的避雷針。如果說城市多“剩女”，那麼農村便多“剩男”，農村男性的結婚焦慮表現在蓋房子上。二層樓已足夠居住，但家家戶戶都要蓋三層，“甚至到了不建影子樓層，媒人就不來提親的程度，為了在婚姻市場中再取得一點競争優勢，那些急切盼望兒子結婚的家長們開始在屋頂上加裝吸人眼球的大型避雷針”。近些年轟轟烈烈的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女性大量進城謀生，加之一些其他原因，農村男女比例逐漸失衡。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城市女性結婚不要彩禮，而農村地區卻總出現因付不起“天價彩禮”而起沖突的婚事。

不僅是農村，有研究表明，房子的大小确實能夠影響到年輕人結婚生子的意願。在中國能夠接受租房結婚的年輕人并不多，這與美國的情況完全不同。“雖然美國也有一些女生很拜金，但目前人們還沒有把結婚和房子聯系起來。”玫瑰說，在中國，要求買房的姑娘不一定是拜金的，這可能出于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在大城市，買房是件大事，需要雙方父母共同商議，六人一起出錢出力。結婚不再是小兩口的事，過程中也勢必産生更複雜的關系和矛盾。

書的最後一章寫到了日本、韓國和新加坡早些年面臨“單身焦慮”的情況，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也曾出現“單身風潮”，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對于“剩女”的稱呼，我們當下所面對的問題既特殊又普遍。通過不同文化的對比，或許我們能更從容，更寬容地面對這個“單身時代”。（陳夢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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