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汝傑先生（2006）在《方言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提到：“十二生肖地名大都集中在黔西的安順、畢節、興義、六盤水諸地區和黔南自治州，以及雲南的滇東、昭通、玉溪等地區和楚雄、紅河、文山諸自治州一帶。這些地名的分布生動地展示了曆史上在西南地區盛行的井然有序的農村集市景觀”。從以上對貴州地區十二生肖地名的調查可見，除了貴州西部地區的十二生肖地名較多，黔北的遵義等地區也有許多關于十二生肖的地名。

雖然以十二生肖與十二地支搭配用于計算農村的定期趕集日期的習慣是從唐宋時期開始的，但由于集市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和固定場鎮的發展息息相關，貴州的經濟開發較晚，所以相應的集市發展較其他經濟發達地區出現得也較晚。貴州省是到明清時期才開始得到大力開發，相應的這類以生肖地名為代表的場鎮地名在明朝時期才開始出現。明朝時期在貴州境内設立的屯、衛、司、所等都對貴州經濟的開發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明朝朱元璋時期在貴州實行的“戌兵屯田”制度以及明清朝時期的“改土歸流”都對貴州的經濟發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貴州市集也得到相應的發展。

明朝時期進到貴州地區的漢族軍隊不僅帶來了一些來自于中原等一帶的生産生活方式，還持續發展了、延續了他們的集市貿易習俗。隻是集市規模大小不一樣。由此可見，雲貴高原的十二生肖地名是明清時，民間集市貿易留下的産物，這也是農業經濟在農耕時期發展的表現。

可以肯定的是十二生肖地名來源于十二生肖曆法，有的學者堅持本土說，有的學者認為是外來說，有的學者認為是中外文化相接觸的産物。其原因就是生肖文化在許多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如越南、朝鮮、韓國、日本。

郭沫若先生、李樹輝先生（1999）堅持十二生肖外來說觀點，他們認為古老的十二生肖是起源于古巴比倫，十二獸為巴比倫首創再向各國傳播開來。

我國古老的典籍對生肖的記載是十二生肖本土說的理據，如：《詩經·小雅·吉日》中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禮記·月令》中有“季冬之月出土牛（即醜牛）以送寒氣”，這些記載就把生肖與地支的聯系呈現在當代人面前。東漢，王充《論衡》中對十二生肖與地支的記載表明，在東漢時期，十二生肖與地支的使用已經非常廣泛。張明仙（2012）認為十二生肖地名起源于漢彜文化、中外文化交融，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集市貿易文化興起、創新的産物。

無論十二生肖的來源是外來還是本土，十二生肖和貴州地名結合起來都是漢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結合的象征。文化沒有單純的不受任何外族、其他文化影響的文化。就算是起源于古巴比倫的十二獸曆傳入中國，在漢族特有的本土文化的交互改變、融合下，最終的産物也會歸結于文化交融的産物。貴州地區十二生肖地名中體現的集市文化也是本土與外界，省内地區文化和國内、國外文化交融的産物。我們需要保護和傳承的是地域特有的文化産物，如生肖地名等其他類反應文化交融、碰撞的地名。

對貴州地名的統計分析，貴州省行政村級及以上的地名現以十二生肖命名的地名共有2016個，以場為通名的地名有520個。其中以十二生肖加“場”命名的地名有301個，分别為：鼠場12個、牛場33個、虎場6個、兔場4個、龍場49個、蛇場3個、馬場62個、羊場35個、猴場22個、雞場46個、狗場15個、豬場14個，各生肖加“場”具體在各個地區使用情況見下表3-10。還有部分與十二生肖有關的地名因人們追求雅化而改名的未計入統計範圍内，如狗場（因雅化的苟場）、豬場（因雅化的珠藏、朱場等）等。從以上“場”作為通名的使用情況以及“場”與十二生肖搭配的數據情況，可以看出，“場”是與十二生肖搭配表示古老的市集地名文化的體現。從國内地名的命名特點與方式來研究，用“十二生肖 場”命名方式是一種特殊的地名命名方式，有着它們獨有的産生演變規律特點。侯紹莊（1993）提到：“這些場鎮名稱的形成，是在明清以來，社會經濟發展，城鄉經濟聯系逐步加強的條件下，為了便于計算，人們把原來用以計算出生年份的十二屬相，應用與計算場期的結果”。

“十二生肖 場”地名統計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用十二生肖加“場”命名的地名在貴州各地區中的分布及數量存在差異性。十二生肖加“場”命名的地名總共有301個，其中分布在貴陽市有18個，六盤水地區有46個，遵義地區有2個，安順地區有52個，畢節地區有75個，銅仁地區有6個，黔東南地區有18個，黔南地區有49個，黔西南地區有35個。由此可見，十二生肖加“場”的地名大多分布在畢節地區、安順地區、黔南地區、六盤水地區；另外，在遵義地區、銅仁地區分布得較少，這一現象也與經濟的發展程度等因素有關。

曆史上，貴州地區與其他地區的開發時間以及經濟發展程度、速度存在差異，而貴州内部各個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層次、城市鄉鎮的聯系發展也不盡相同。以上結果中，十二生肖加“場”命名的地名分布最少的銅仁地區和遵義地區與其他十二生肖加“場”命名的地名分布多的畢節地區、安順地區等地區在曆史發展上就存在差異性。

經濟發展層次較高、趕集日期較密集的地區，相對來說用十二生肖計算趕集日期的現象不是那麼普遍，因為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場期十分密集，許多地區都是三天就有一次趕集日期。比如遵義地區與銅仁地區，在經濟發展程度方面相對于其他地區來說較高，因為遵義、銅仁地區是從明清時期才被劃入貴州省境内，從春秋戰國時期以來，它們都是屬于巴之南鄙和楚之黔中轄境内。而這些趕集日期較密集的地區因有十二生肖中任何一個屬相無法完全計算它們的趕集日期，當地的人們就采用了其他方式直接給場期，場地命名。如直接命名為與人們姓氏相關的鄭場、蒲場（遵義）等，更多是與人們對生活環境存在期許的場期、場地命名，如興隆場（綏陽）、永安場等。

而對于畢節地區、安順地區、黔南地區、六盤水地區等地區，是從秦漢開發“西南夷”以來，有設立縣郡的情況，也有漢族人民移居境内。元明時期，也是“軍衛屯田”的主要地區，因此，社會經濟發展程度也比較高。黔東南地區大部分縣原來是屬于湖南的管轄範圍内，清代才劃入貴州境内，在這一時期，在清代的“改土歸流”以及建立屯堡駐軍制度影響下，經濟也有所發展，但是發展程度較低，城市與鄉村的經濟聯系比較少，因此，十二生肖加“場”命名類的地名因為其定期集市現象形成較晚，很少形成流傳下來的固定的地名。

因此，在貴州境内經濟較發達的地區以及趕集需求較高遵義的地區，十二生肖加“場”類的地名較少，而在經濟發展較晚和發展程度不高的黔東南地區，此類地名出現得也較少。而在畢節地區、安順地區、六盤水地區，因為有史以來屬于貴州，而正好遇上各個時期對貴州的各種經濟、軍事開發的政策，所以它們境内經濟發展較為穩定、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系也因為各種經濟開發政策而逐漸加強。所以，在畢節地區、安順地區、黔南地區、六盤水地區中，此類地名出現得也較為密集。

然而，從貴州地區的另一個特點——少數民族較多，這一方面來看，此類地名的命名也與各個地區聚居少數民族的多少有關。張明仙（2012）認為十二生肖地名與漢彜文化交融有關，并提到：“十二生肖地名具有指稱集市日期的功能，是生肖紀日的一種遺迹。漢族的日期以天幹地支為紀，彜族的日期以十二獸為紀”。由此看來，在貴州地名中的“十二生肖 場”地名的形成與聚居于貴州十七個少數民族中的彜族文化有一些關聯。此類“十二生肖 場”地名分布較廣的幾個地區分别是：畢節地區、安順地區、黔南地區、六盤水地區。

這幾個地區都集中分布在貴州的西部和貴州的西南部，這兩個地區為貴州少數民族分布較為集中的地區。分别有安順地區的關嶺自治縣、鎮甯自治縣、紫雲自治縣；畢節地區的威甯自治縣；黔南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縣；六盤水地區有50個少數民族鄉（其中彜族與其他民族混居的鄉鎮占44個，如水城縣的玉舍苗族彜族鄉，勺米苗族彜族鄉，紙場彜族鄉，坪寨彜族鄉，楊梅彜族苗族回族鄉等）；

在這些少數民族分布較多的地區中，彜族分布最多，其中貴州省彜族分布最集中的是黔西北地區（畢節地區和六盤水部分地區）。由此分布來看，彜族文化與漢族等其他民族文化融合是貴州地區“十二生肖 場”類地名産生以及分布較多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畢節地區、安順地區、六盤水地區，此類“十二生肖 場”地名分布最為廣泛，其中畢節地區分布有此類地名共75個，為此類地名分布地區中最為集中的一個地區。畢節地區境内轄有威甯彜族回族苗族自治縣，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威甯彜族回族苗族自治縣為貴州彜族人口分布最為集中的一個縣（95629人）。以上幾個地區都是貴州彜族人口分布最多的地區，其中畢節地區最多，其次是六盤水地區、黔西南地區；安順地區現在雖彜族人口分布較少，但是安順地區曾經也是彜族聚居較為集中的地方。彜族播勒部曾在此地建立過播勒大革政權，元軍入黔後，播勒大革政權覆亡，安順彜族往黔西南、黔西北方向遷徙。安順地區納雍一帶的彜族，至今仍然在正月初三淩晨祭祀祖先，然後送祖先到播勒大革打雞毛。在貴州彜族人口分布最多的威甯彜族回族苗族自治縣，關于“十二生肖 場”類地名僅出現4次（分别是兩個龍場，兩個猴場），在隻是彜族人口太多的地方，此類地名較少出現。由此可見，在貴州彜族人口分布較多以及其他民族也有分布的地方，“十二生肖 場”才較為集中地出現在這些地區，這與各少數民族間交流、聯系的需求度有關。

在一個少數民族雜居的地區，人口多，在經濟文化交流方面，人們必然會尋求一種折中的、簡便易交流的方式進行溝通或者記事或者是指稱地名。多種文化交流，最終的結果往往是幾個較普遍、人們易于接受的普遍性現象相結合而形成一個特殊性的現象。法國曆史語言學家梅耶先生提出：“各種語言的發展和演變與它們在曆史上、文化上及社會上的環境有極其密切的聯系。”在貴州地區的

十二生肖地名來源于十二生肖曆法與十二地支，也與彜族文化中的十二獸有關，這也是漢族文化和彜族文化中，各自較為普遍被認同的現象相結合而産生的一個特殊現象。在貴州地區漢族人口最多，在彜族分布最廣的地區，除了彜族，分布最廣的也是漢族。因此，在各種少數民族分布都有的地區中，為了交流方便以及統治性體現，必定會取較多的民族的文化為主，其他文化也相輔存在，但最終最為普遍存在的特殊現象，還是以人們共同認可的文化為主體現。這并非是哪種文化為主哪種文化為輔的提下，而更多的是人們為了方便交流、生活便捷而選擇的“折中”文化。貴州“十二生肖 場”類地名也是多民族融合，為了經濟發展、為了各地區間的交流方便而産生的文化現象。

漢族與彜族都有用十二生肖紀時的文化傳統，在漢族文化中的十二屬相是由十二生肖與十二地支逐一相配而構成的，而在彜族文化中相似的紀日方法是用彜族文化中的十二獸曆法紀日。“據《彜族天文學史》載，川滇黔三省發現彜族十二獸曆的縣有十一個，點有七個。其中，四川涼山占八縣五點，分别為總數的73％和71％；雲南有二縣一點，分别為總數的18％和14.5％；貴州一縣一點，分别為總數的9％和14.5％。但十二生肖地名卻隻在十二獸曆發現很少的雲南和黔西地區才有，十二獸曆發現極多的四川卻反而沒有，可以說，十二生肖地名反倒離十二獸曆通行區越遠還越多，幾乎成反比例關系。這都說明十二生肖地名的形成并不單純決定于彜族的十二獸曆。”可見，十二生肖地名與彜族的十二獸曆有關，但又不完全取決于彜族的十二獸曆；在古今中外，有很多使用十二生肖曆法的國家和地區，十二生肖地名就是隻出現在了雲南、貴州地區。這一現象也揭示了十二生肖加“場”地名的形成原因不隻一個。十二生肖加“場”與十二生肖屬相、十二地支紀日因素固然分不開，這也是其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形成因素。

人們普遍認為“幹支紀年”是中華文化中的古代天文曆法，它的由來，傳說出現在三皇五帝時期。因為在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蔔辭中出現的“六十幹支序列圖”，使人們得知，“十二地支”的使用現象最遲在夏商時期就出現了，盡管那時還不是很完善的十二地支。“十二地支”的使用經過夏商時期、春秋戰國時期至西漢、甚至西漢前就已被穩定使用下來。至于十二生肖（十二獸）與十二地支被搭配使用的經過，有的學者是在秦始皇因統一天下後的各個地方民族間文化、生活等各方面交流的需求，所以才會将兩者結合統一而成了現在的十二生肖使用情況（子鼠、醜牛、寅虎……）。尹钊、刁海軍、掌繼超（2014）根據史上流傳下來的不同時期的銅鏡上刻有的不同時期出現的十二獸以及相關的銘文，認為十二生肖的産生在十二地支之後，并認為直至北朝後期，十二生肖和十二地支才真正完全地相配在一起，一直被延續到當下文化中。但此時，十二生肖用于地名的情況并未出現。可見，十二生肖用于指稱地名經曆了一個很漫長的演變時期，“十二生肖 場”類地名的最終形成又是經曆了一個漫長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演變時期。

從曆史上的有關“十二地支”和“十二生肖（十二獸）”的發展演變中可看出，兩者都是用來紀時。貴州地名中的十二生肖被用來表示趕集的日期、周期，最開始的形成可能就是以“十二地支”和“十二生肖（十二獸）”其中一個為其計時的規律，十二日為趕集的一個周期，方便計算、記憶。因為“十二地支”在中華文化中早于“十二生肖”的出現，在貴州大部分地區，計算趕集（趕場）的周期就是以“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來記周期。

但至于如何發展到現在我們所見到的用十二生肖指稱的地名，兩者相符的規律性是重要原因之一，再者是經過各民族間的交流聯系、經濟發展的需求，文化融合漸漸發展而成的。這與人們思維以及需求的選擇性有關。有的學者提出，“十二生肖（十二獸）”是較為具體、生動形象的日常使用對象，而“十二地支”相較于前者顯得很抽象。張甯（1989）提到，十二獸地名表現出獨特鮮明而又具體的思維特點，因為每個集市的趕集日期與趕集地點，與一個動物形象聯系起來的話，能更容易被當地人理解與接受。結合生活中的實際情況，以及人們的思維特征、規律，提到活生生的動物（鼠、牛、虎、兔等）着實比提到抽象的平面文字（子、醜、寅、卯等）更覺得具體形象。因此，人們在選擇其中一種作為日常生活中通用的計時方法，固然偏向于稍微具體性的，更易于大多數人記憶、運用。如人們把最曾經定的“子”日趕集（趕場）的地方，命名為鼠場；把最曾經定的“醜”日趕集（趕場）的地方，命名為牛場等現象都表現了人們思維的選擇性，選擇了更具體、更方便的一者來運用。

當然，也是由于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人們之間的交流程度加深，後來人們也選擇性地将某些地區“趕集”需求多的地區的集市日期由最初的十二日周期縮短為六日、三日等。由于人們思維意識的發展，對周圍事物的認知程度加深，人們漸漸地将大家覺得“不雅”、帶貶義的十二生肖地名“雅化”，如将“狗場”雅化為“苟場”、将“豬場”雅化為“珠藏、朱場”等現象。

上述的經濟發展、集市貿易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是十二生肖地名産生的又一個重要因素之一。在經濟發展比較好的情況下，人們因思維以及生活環境因素而選擇比較簡便的計算集市的方法，這也需要此方法使大多數人能夠接受使用。

因此，人們就漸漸地約定俗成地用比較方便的紀日記地點的十二生肖來指稱趕集的地點和日期，後來這一現象記錄的地方漸漸地發展到現在的某某場或者某某街。而在少數民族雜居的貴州地區，一種文化的形成，也必定是多種文化交流而産生的一種“折中”易于交流理解的文化，“十二生肖 場”類地名文化就是這種易于交流為出發點的各民族間的碰撞而産生的文化産物。

由以上與十二生肖有關的總的地名和“場”地名的統計可見，在貴州地名中代表集市文化的520個以“場”為通名的地名中，多數（301個）是與十二生肖搭配出現，這體現了貴州趕集日期主要是以十二生肖與十二地支搭配來計算的，并不單單是像其他地區計算日期用一三五、二四六等來計算趕集日期。

貴州十二生肖地名中以“生肖 場”的市集代表地名都是當地人民為了方便紀日，将十二生肖和十二地支按着順序相搭配紀日的産物。貴州地區的人們将用以紀日紀年的十二地支（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與用以計算出生年分的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逐一搭配使用而後選擇較為方便的一種用來計算趕集的具體日期及地點。例如貴州地名中的“豬場（納雍縣）”是逢“亥”日趕場，故名、“羊場鎮（大方）”是以“未”日趕場，故名、“虎場（麻江縣）”是原以“寅”日趕場，故名。貴州省内“生肖 場”類的地名都是生肖文化和集市貿易經濟發展相結合的産物，是人們尋找方便的紀日方法，是人們對于地名約定俗成的命名方式的體現，這些都與當地人民生活習慣有着密切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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