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長亮在學校授課

侯長亮妻子,也是他的支教同事

在雲南昭通彜良縣海子鎮向陽小學支教的侯長亮,遇到了問題。

一堂二年級的數學課上,有學生拿着教材問他:“什麼是河濱公園? ”這位學生看不懂的是一道課後習題,要求孩子們統計班裡同學喜歡去的春遊地點,給出的幾個選項,分别是動物園、植物園、遊樂園、森林公園、河濱公園。

對于生長在雲南大山裡的這些孩子,動物園、植物園和遊樂園尚可以靠網絡短視頻去了解和想象,但在城市中常見的河濱公園,卻實在超出了他們的生活經驗。

侯長亮認為,如今的教材“完全是城市孩子的教材,站在城市孩子角度去編寫的教材,很少有貼近農村孩子生活的元素”。他覺得應該把符合當地的鄉土内容編寫進語文、數學等主課中,融合到主課對應的試卷練習中去。

長期在雲南邊陲從教的周錦杭則指出,統一教材本身就是教育公平的基礎,至于在教學過程中那些與鄉村孩子生活有差異的内容,是教師應當去想辦法解釋、說明的部分,“不是說教材裡面不懂,我們就把它逃避掉,換一個懂的東西來替代,那不懂的還是不懂,這反而是更不好的。”

什麼是好的鄉村教育

實際上,侯長亮真正擔憂的不是教科書上幾幅圖、幾個知識點會帶給孩子們的困擾,這些問題老師們多花些精力總可以說明白,他擔憂的是隐藏在這些表象背後的趨勢:“那種潛移默化在引導孩子們的東西,讓他們覺得城市是好的,自己的家鄉農村是不好的,讓農村孩子越來越不願意留在自己的家鄉。”

鄉村教育,不能是讓孩子們逃離鄉村的教育。侯長亮認為,好的鄉村教育應該做到讓農村孩子感受家鄉的美好,從而熱愛自己的家鄉,“家鄉是一個人的根。”

對于這個觀念,謝淨羽很贊同。她認為絕大多數鄉村的孩子很難靠自己“走出大山”,比起為他們塑造一個“出路”,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發現自己身上的優點,發現自己家鄉的山水、田野、人文。

比如謝淨羽所在的學校,周邊地區盛産茶葉,就可以帶着孩子們去了解這裡的茶到底是怎麼産出的,“新茶、老茶,它的回甘是怎麼樣的。讓他真正了解家鄉的特産,對家鄉的認同感就會更高,而不是臨滄有什麼特産茶都不知道。”

周錦杭則認為,鄉村教育應該要讓中小學階段的孩子對外界和不同的行業有所了解。比起簡單地告訴孩子們好好上學,更重要的是提供需要的知識、視野,讓孩子們找到自己的目标,“比如要留在這裡跟父輩一樣種水果,又或者要當醫生、當老師。”

就在幾天前,周錦杭走訪附近鄉鎮時遇到幾個大學生,這些孩子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承襲起家裡種植芒果等熱帶水果的活計,雖然辛苦,但一年下來也能有十幾二十萬的收入,“比在城裡過得好很多。”

在他看來,這是鄉村教育很重要的成果,讓接受過優質教育的年輕人走出去以後,再走回來建設自己的家鄉。

困擾

“老師,我們這裡沒有這樣的歡樂園”

教材中的城市元素,确實對鄉村教育造成了影響。

侯長亮不止一次遇到過這個問題。還是在二年級的數學課上,他講解教材練習題時,有學生指着一幅配圖說:“老師,我們這裡沒有這樣的歡樂園。”

侯長亮承認,一定的城市元素是山村孩子學習過程必不可少的,對他們的成長也有幫助。但他認為,在語文、數學等科目對應的練習、試卷中,城市元素的比例太高——随便一個習題都是以“高樓、電腦、汽車、超市大商場、娛樂場所、博物館……”為描述對象來出題,幾乎沒有以“田野、幹農活、放牛、砍柴……”作為描述對象的題目。

這位出身農村的80後還記得,在自己小的時候,教材裡有不少貼近農村生活的内容,尤其是插圖,每次看到這些插圖,幼時的侯長亮都感到很親切,“自己就在其中一樣。”

然而如今,教材的“城市化”越來越明顯,這讓他感到擔憂:如果孩子們通過教材形成了城市優于農村的觀念,孩子們要怎麼熱愛自己的家鄉,“怎麼可能指望他們去把自己家鄉建設得更加美麗,團結家鄉的人民把生活過得幸福?”

距離侯長亮執教的昭通800多公裡外,位于雲南最西端的周錦杭,也面臨着相同的問題。他才到當地執教的時候,曾經聽同事說過一個故事,語文卷子上有一道改錯題:秋天到了,人們特别喜悅去香山看紅葉。孩子們基本都把喜悅改成了喜歡,但有不少孩子還改了另一個地方——把香山改成高山,“他們沒有聽過香山,不知道是什麼。”

争論

教材是否該針對鄉村地區的孩子進行調整

開始教學以後,周錦杭對這類題目格外留心。去年的一節數學課上,有道練習題要求計算地壇的面積。他播放了一段關于北京天安門的視頻,一邊向學生們介紹天安門和地壇,地壇有幾個他們學校那麼大,一邊講解面積計算的知識點,順利完成了這節課的教學目标。

超出鄉村孩子們接觸範圍的信息、知識,被周錦杭稱作“超綱題”。他認為如果老師準備得當,這些題目可以成為激發孩子們學習興趣,豐富他們視野的好機會。

對于教材是否應該進行針對鄉村地區孩子的調整,鄉村教師們持有的觀點大相徑庭。

周錦杭開始執教的2019年,部編版小學教材出爐,全國小學教育教材統一,無論北上廣深還是偏遠鄉村,孩子們使用的教材都是相同的内容。對于統編教材,他持明确的支持态度,認為相同的教材是教育公平的基礎,“你說把教材換成他們容易懂的,那些不懂的他們還是不懂。”

在他周邊的中小學校,專門開設有地方課程,會講解當地風土人情、曆史文化和模範人物。據周錦杭所知,有些學校還會把當地的特色舞蹈作為課間操,這些都是他認為行之有效的鄉土文化傳承方式。

而侯長亮則并不認同這樣的模式,在他看來,不少地區的鄉土教材隻是作為副課,或是課外讀物,要讓學生們确實感知到鄉土文化,不能隻依靠這些讀物,“要把符合當地的鄉土内容編寫進語文、數學這樣的主課中,融合到主課對應的試卷練習中去。”

觀察

“很多時候是鄉村老師的能力和認知跟不上”

實際上,無論開設地方課程,還是在教學當中結合地方生活特色,都是探索更高質量的鄉村教育模式所需要的嘗試。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指出,統編教材不可能滿足全國那麼多學生的需要,尤其是學校自主辦學和個性化教學的需要。

他認為,在統編教材的基礎上,應該推出契合地方和學校具體教學需求的地方教材和學校教材,“校本教材有助于形成學校特色教學,也有助于更好地結合實際教學内容。我們要形成國家教材、地方教材加校本教材這樣的教學體系。”

然而有過7年支教經驗的彭然指出,熊丙奇提倡的統編教材、本地教材模式,雖然可以滿足特色教學和個性化教學的需要,但存在一個執行層面上的問題——成本,“不是每個學校、地區都有能力自編教材。這種本土化的教育,更多是靠家長和老師在非正式教育中實現的。”在他眼中,優秀教師資源的匮乏,限制着鄉村教育的進一步發展。

近年來,基于很多鄉村小學招不到學生的實際情況,不少自然村、行政村的小學都裁撤了,村小學變成中心小學,客觀上使鄉村優勢教育資源有所集中,但鄉村教師基本素質普遍不高的現狀依然存在。據彭然觀察,“很多時候不是教材跟不上學生對現代化社會的理解,是鄉村老師的能力和認知跟不上。”

彭然看到很多學校,老師上課還是采用傳統的粉筆、黑闆模式。至于投影設備,往往是被當作放電影、娛樂的工具,在教學場景中很少出現。周錦杭所在的學校也面臨着同樣的問題。學校裡6年前就為手工課配備的鋸子,至今也沒被使用過。至于在當地鄉村小學标配的科學教室,據他所知,普遍使用率都很低,“都沒人用,都閑置。”

背後

“走出去”在鄉村教育的語境中占據主流

教具閑置,是因為教師資源不足。在雲南臨滄一所鄉村小學支教的謝淨羽向記者提供了一組數據,她的學校共有570餘名學生,約40名老師,老師平均年齡為40.9歲,年輕教師力量缺乏,“老師年紀比較大,特别老的一些教師,對電子屏這些的使用也不太适應。”

優質教育資源的缺乏,讓侯長亮産生了緊迫感——他認為這種缺乏還在加重,甚至有形成“雙向惡性循環”的趨勢,這也是他呼籲關注教材城市化傾向問題的原因之一。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走出去”在鄉村教育的語境中占據着主流地位。在侯長亮看來,這種觀念不僅影響着孩子們,也影響着鄉村教育工作者,“好像隻有走出去才是被認可的,才是有出息的。”這種風氣下,老師們也在期待從鄉村學校“升”往鎮上的學校、縣裡的學校甚至城裡的學校。一些來到鄉村的年輕老師,則将鄉村學校看作一個平台,想盡辦法好好教學生出成績,作為自己職業發展的“資本”。

這種影響,已經蔓延到了教學之外。由于優秀的師資向城市流動,重視教育的家長也會想辦法讓孩子進入城鎮就讀,而容易出成績的優秀生源,又加大了老師們離開鄉村的驅動力,鄉村教育由此陷入不斷流失的循環之中。

公益組織擔當者行動教育基金會總幹事張春亮,先後接觸過上千所鄉村中小學校,也對這些學校面臨的困境有所了解。據他觀察,國内鄉村學校教師資源呈現出一種“不斷流動”的特征:一方面,國家的西部計劃、各類公益組織的支教項目,以及考入當地教師編制的“來者”源源不斷;另一方面,鄉村教師,尤其是年輕的鄉村教師,又在持續地離開鄉村。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 潘俊文

實習記者 周炜皓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