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陳媛媛 實習生 丁超逸

上海的四月裡，楊程睡在窗邊，每天被鳥叫聲吵醒。

一個清晨，耳邊不停有人在對他說，“你可知、你可知？”仿佛要讓他接受一個真理。醒來後，楊程一頓納悶，聽到窗外有鳥叫，“咕咕咕”，也是三聲，原來是鳥叫聲鑽進了他的夢裡。

他32歲，是一名廣告行業工作者，租住在延安西路附近的老公寓。封控在家後，他偶爾煩悶，對窗外的風景變敏感了。4月22日，一對雄雌斑鸠來他家窗台考察地形，一會兒窩進花盆裡，一會兒飛出來，過了兩天，花盆裡出現了兩顆蛋。5月初，小鳥孵化出來了，絨毛茂密。“那時候蠻激動的”，楊程說。

楊程窗外，珠頸斑鸠和它的兩顆蛋。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供圖

年幼的珠頸斑鸠，渾身絨毛雜亂。

封控期間，路上幾乎沒有人影，聽不到車流聲。隻有偶爾響起的大白志願者的喇叭聲，城市安靜下來。

這時，楊程窗邊珠頸斑鸠的叫聲顯得更歡快、密集了。

過去的兩個月裡，居民隔離在家，他們與外界的接口可能隻是一扇窗，或是一個陽台，随着活動尺度的縮小，他們重新發現了同樣在城市裡讨生存空間的另一批居民：野生動物。

人類“消失”後的世界

鳥似乎變多了。

複旦大學生命科學院研究員王放有這樣的感受，疫情期間，被“關”在家幾十天，在小區的樹下、小池塘邊坐一坐都成了奢望。為了維持五歲半兒子的心理健康，能出樓棟後，他每天和孩子沿着小區的一條路線巡遊，意外發現樹上有一個不起眼的烏鸫窩，等待食物的小鳥在焦急地大叫；棕頭鴉雀的數量好像也增加了。

一路下來，孩子的衣服和褲子總是沾滿了草籽。王放很驚喜，正常情況下，小區裡的植物都有物業請來的工人按時修剪，封控時，“人都管不過來”，草木瘋長，這給了鳥在小區裡更好養活自己的可能性。

一天，他和孩子走着走着，滿地都是紫色的汁水，擡頭一看，是一棵櫻桃樹，白頭鹎和烏鸫源源不斷飛來，啄食櫻桃。

封控期間，王放的兒子每天望向窗外。

封控的春天恰好是鳥類求偶的高峰期。鳥類愛好者朱維佳察覺到，人變少後，小區裡的鳥更加“肆無忌憚”了，為了求愛成功，到處有鳥在打架，“飛來飛去、撞來撞去，一個追、一個逃。”家住松江佘山鎮的張雅娜是觀鳥愛好者，她也感受到，鳥的膽子變大了，它們會飛入往常不會停留的低矮灌木中，例如櫻花樹。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在上海自然博物館研究員何鑫看來，上海這座城市中鳥的種類和數量本身就多，是跟人類距離最接近的野生動物。它們受疫情影響明顯——人不出去活動之後，原本隻生活在園林綠地的稀有林鳥，很可能會擴大活動範圍，飛進小區裡。

過去，車輛噪音、人對鳥巢的破壞、對幼鳥的撿拾，都會影響鳥的繁殖。現在，何鑫有一個大膽的猜測：疫情期間由于受到了更少的人類幹擾，鳥類能更自由自在地求偶、築巢、孵蛋、養育，從而提升繁殖率。

除了常見的林鳥，天空中還更多地出現了猛禽的蹤迹。自然教育講師蒲川整日呆坐在飄窗前，平時他常帶學生去濕地公園觀鳥，封控時隻能困于約16平米的出租屋裡。那日，他正望着天，灰蒙蒙的，突然一群白琵鹭排成人字形列隊，往北飛去，蒲川覺得驚奇，他意識到，自己難得地見證了它們的遷徙。

白琵鹭北遷。

張雅娜看到的是紅隼和鳳頭鷹，無意中，它們從上空飛過，兒子拍到了，這些猛禽平時很少能在小區看見，它們過去隻在辰山和天馬山飛行和捕食。她猜想，“也許是人少了，世界安靜了，它們擴大了巡遊的範圍。”

不過，上海封控期間城區的鳥是否增多，以及這與人類活動的關系，還沒有調查與研究結果。何鑫提到了另一個影響居民判斷的因素——在正常活動期間，人們會去更遠的野外觀鳥，很少有人關注小區裡的鳥。為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疫情期間，何鑫和同事們在自然博物館的公号上也策劃了一場陽台觀鳥活動，“其實也是希望大家去發現現在周圍野生動物是不是更活躍一點。”

每天在窗外，蒲川能見證數不清的珠頸斑鸠求偶“滑鐵盧事件”。雄性斑鸠向雌性斑鸠求愛，發出一連串“咕咕”的叫聲，并不停地打躬靠近。雌性斑鸠會擺出一點架子，邁着優雅的步子離開，雄性斑鸠則緊追不舍。

平日裡，人和鳥的相遇通常隻有一幕，封控意外地給了人們更多的時間，“長期跟蹤它，就拍它整個生活史”，朱維佳說，“我很有樂趣。”隔離在家的一天，他看到一隻鵲鸲正站在一棵竹子上，叼了滿嘴的蟲子，朱維佳想，它不把蟲子吃下去，那準保要去喂小鳥了。

疫情時，他一度情緒低落，看到網上的視頻，“各種各樣困難的事情，老人就醫、上門消殺。越來越害怕。”朱維佳一個同事的親人，也因為救助不及時，在醫院離世。後來，在小區裡觀鳥和拍鳥抵消了他的無助感。

那次，他花了兩天時間，果然在鵲鸲活動範圍附近找到了鳥巢，位置在一個油煙機的排風口。他發現，鵲鸲喂好小鳥後出來，還會把小鳥的糞便撿出來。他把這些畫面都拍攝記錄了下來。

鵲鸲飛進油煙機排風口。 朱維佳 圖

“疫情似乎為‘人類世’按下了暫停鍵，讓城市周圍的動物‘奪回失地’。”何鑫說，“（但實際上）忙碌的城市生活，讓大多數人忽略了身邊那些共同分享着城市環境的生物。疫情讓大家知道，其實很多鳥類，也是有可能出現在你自己家周圍的，隻是你之前不會注意。”

何鑫介紹，相比于哺乳動物，鳥類本就更擅長利用城市環境，例如珠頸斑鸠除了會進入居民區覓食，還經常在居民樓的空調外機平台築巢。

在四五平米的陽台上，朱維佳種了月季花、薄荷、夏威夷竹和枇杷樹，花死了，他沒把泥土倒掉，地上專門留了五個花盆，盛着幹土。每天從早到晚，有不少鳥來他家洗泥澡。好幾次他正在陽台上澆花，鳥從背後飛過來了，見他轉身便飛快溜走。

但“不幸”的是，前段時間因為缺菜，朱維佳把三個花盆種上了蔥和絲瓜，現在鳥兒們隻剩下兩個洗泥浴場了。

朱維佳陽台上，原先的洗泥浴場已長出蔥。

一起生活的城市

朱維佳沒想到，能在小區裡記錄到貉的蹤迹。

封控期間，可以下樓後，朱維佳把紅外相機綁在了小區的棕榈樹和竹子底部。視頻畫面裡，一隻貉出現在草地上，它的臉像浣熊，渾身披着烏棕色的毛發，肚子圓滾滾的，步子有些遲緩。

很顯然，這是一隻懷孕的母貉。母貉不斷向一隻刺猬走去，刺猬蜷成一個球，滾着想要離開。朱維佳以為貉想跟刺猬玩，直到貉用嘴巴叼住刺猬，被刺到後，不停地甩嘴巴，他才反應過來，原來貉想吃刺猬。

通過相機的記錄，朱維佳逐漸掌握了貉的行蹤：兩次蹤影，分别出現在淩晨2點和4點。

這是貉為了能在城市安家改變的作息，它們的藏身環境也從洞穴、牆根轉移到了小區假山、牆體空隙和廢棄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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貉捕捉刺猬。(00:35)

朱維佳拍到的貉。

貉是鄉土物種，是一種在上海生活了千萬年的野生犬科動物。王放是關注城市生态的生物學者，2018年開始調研貉在上海的生活狀況。他告訴記者，目前上海至少200個社區存在野生貉，最中心的分布點在城市西南方向，也就是松江、闵行一帶。

“19世紀中葉，上海是河網密布的長江口沖積平原上一個不起眼的城鎮，蘇州河和黃浦江的交界一帶以及外灘，當時都是蘆葦叢生、群鳥翺翔、走獸出沒的濕地。現在上海變成了城市，隻在崇明東灘、南彙東灘等少數區域還殘存着相對自然的灘塗。”何鑫說，“城市誕生于荒野，在發展過程中又不斷将荒野吞噬。但即便如此，城市無法将荒野的痕迹完全抹去，河流、野地、丘陵……這些殘存在城市中的自然栖息地吸引着很多動物。”

王放說，提到上海，許多人不會想到，這個城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鳥類遷徙的中轉站。另外，上海江河很多，還有池塘、濕地，“所以兩栖爬行動物和昆蟲的數量也非常多。”

疫情期間，很多時候，朱維佳感覺小區成了動物的世界。刺猬的腳步聲很響，“沙沙沙”，仿佛人走過落葉。兩隻刺猬相遇時喜歡鬥氣，它們将頭頂在一起，發出“呼呼”的聲音，可以僵持數分鐘，直到有一方被恐吓得不行，掉頭跑路。

兩隻刺猬腦袋頂在一起“互怼”。

相比之下，貉膽子很小。有一回，他見到小區步行道上有一隻貉，貉發現他後，好奇地看了一眼，便溜進草叢裡了。有時候，幾隻貉還會輪流蹭吃貓糧。

“它不挑食”，何鑫介紹，貉是典型的“機會主義者”，也就是哺乳動物中，既能依靠自然食物生存，也能利用人類環境中諸如垃圾和被丢棄的飯菜這類資源的物種，這讓它們能更好地“進城”生活。

2020年疫情時期，王放和研究團隊監測到，“進城”的貉，數量激增。

他們在十五個公園和社區綠地放置了近百台紅外觸發相機，疫情後回收數據發現，四五月正值貉求偶、繁殖的高峰期，居民活動減少後，城市成為了貉的天地，它們沿着公路、小街道到處遷移。同時，因為很多區域生活垃圾管理粗放，“那個時候貉面對的是一個還能很輕易地得到貓糧，很輕易地吃到人的殘羹剩飯的時期”，王放說，這也助推了貉數量的快速增加。

出生三個月大的小貉，從洞裡探出腦袋打量王放手裡的鏡頭。

松江一個小區的貉在吃市民投喂的貓糧。

一個更直觀的觀察是，原先小貉很害羞，比成年貉膽小很多，2020年以前，王放和團隊成員多次想拍到小貉，但它們一有風吹草動就趕緊躲回洞裡。但疫情期出生的小貉不怎麼怕人，會直勾勾地沖到他們的腳底下，主動讨要食物或者打量人。

王放猜想，由于沒有太多的人類活動幹擾，小貉可以跟着父母探索一個人類和車輛都少得多的世界，因此更大膽了。

但到今年4月，關于貉的數據出現了一些變化。

王放透過紅外相機收集到的數據看到，由于人完全封控在家，貉的數量反而可能比去年同期減少了。

“這兩年疫情的區别，更進一步證明，其實它們是城市野生動物，它們的存在本身就跟人有很密切的關系，并不是那種真正荒野意義上的、靠自己的本事完全依賴自然環境生活的動物。”王放說，“當人類投喂給流浪貓的貓糧和人類自己産生的濕垃圾都減少之後，貉也會陷入封城的困境中。”

黑夜中，松江一個小區裡，兩隻貉在互相梳理毛發。

生存的尺度

四月中旬，在張雅娜的小區裡，發生了人和貉的沖突。

最初，一個業主發現自家飄窗下有一個洞，便把洞堵上。可是，第二天又冒出新洞。于是，業主便在洞前架了一台相機，并在樹上挂了個燈，整晚拍攝，最終鎖定了打洞做窩的“真兇”。

視頻中，貉從牆洞裡探出頭，朝着光亮的地方，張望一下，又轉身跑向河的方向。

張雅娜了解到，業主很害怕貉，曾用鐵絲網堵住洞，但因為貉的咬合力很強，最終把鐵絲網咬破了。更令業主崩潰的是，貉似乎很滿意這個住處，過了幾天，監控畫面裡，又多了一個新夥伴。于是，這位業主直接使用上了封控“硬隔離”的鐵網，後來的三四天裡，再未出現貉的身影。

貉在觀測周圍環境，準備打洞。

“沖突主要源于不熟悉。”王放說，2020年疫情後，上海貉的種群數量和分布快速擴散，當時居民的反應非常強烈，市長熱線出現了大量投訴。

但是，過了一年，王放回訪發現，原本激烈投訴的小區普遍安靜了下來，當居民了解貉的習性之後，開始接納它們的存在。

這讓王放意識到，當貉的數量最初增多的時候，可能人們會反應激烈，但是随着野生動物數量穩定下來，人們逐漸熟悉它們，人與動物的關系可能又要發生新的變化。

在一次演講中，王放提出，所有動物都需要一個适合生存的尺度。

螳螂需要的尺度跟一個舞台差不多大，堅持幾個月不噴灑殺蟲劑，不讓劇毒的殺蟲藥附着在它的獵物身上，它就能夠安全地度過夏天，繼續幫助我們控制害蟲；黃鼠狼需要的空間可能更大一點，跟一個會場差不多大，同時它們需要每隔一公裡到兩公裡，就有一片會場這麼大的綠地，這樣它們可以一個一個城市島嶼之間跳躍，完成覓食和求偶。

“比如一個刺猬，有半個足球場那麼大的空間就夠了，因為它可以到處走，小區幾個花園、幾片綠地，其實就能夠讓兩三個刺猬的家庭在那生活。”

王放帶兒子在小區裡夜觀刺猬。

野生動物進入和适應城市生活，有不斷收縮生存空間的迹象。貉是典型的例子，王放說，在自然界，貉有非常強的領域性，會驅趕闖入它領地的競争者，活動範圍達到一、二平方公裡，但在城市，它們的生存空間需求縮小了二十分之一，一個十幾公頃的小區環境就能夠讓三四個貉的家庭生活。

随着城市化的發展，野生動物生存狀況也會變化。曾經分布在上海的一些動物數量稀少，“比如小靈貓的數量大幅度下降，以前曾經多到可以到河溝裡用臉盆去裝的無斑雨蛙也消失了。”河岸硬化後，王放曾聽說不少溺水的貉和刺猬的故事，“貉能遊泳，但是直上直下的池子它們爬不上來，還是人幫忙把貉從水池裡邊打撈上來的。”

疫情期間，這樣的現象更為明顯，兩個月頻繁的消殺，讓空氣中彌漫着消毒劑的氣味。王放觀察到，小區裡蝌蚪的數量少了很多，築巢的翠鳥和螢火蟲也消失了。

在擔憂的同時，王放告訴記者，“保護”的意義有時被擴展了，“城市的國土功能主要就是滿足經濟發展、滿足人的社會需求的地方，所以從法律法規上，沒有在城市裡建大的保護區。能夠适應的動物留下來，不能夠适應的消失一部分，這其實是一個自然的規律。“

對于那些有非常強适應能力的動物，人們反而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減少它們的食物，降低它們在城市的密度，“突出的是可持續，讓它們能夠更安全地、更長期地維持正常的數量和行為”，王放說。

而讓城市裡的動物與人共處，或許不需要有特别宏大的目标。讓王放心心念念的，是一個叫作“生境花園”的項目——通過在小區裡創造一些小池塘、小野地或者小濕地，讓野生動物重新回到小區環境，“這其實是一個副産品。以前大家不會低着頭去觀察，這裡到底有一種青蛙，還是兩種青蛙，現在大家察覺到這些變化，能感受到小區環境變得更漂亮了，更願意坐在旁邊乘涼了，這種潛移默化的變化就足夠了。”

很多人會問王放，城市本來就是人生活的地方，為什麼要恢複生物多樣性？他想，這樣的小小改變或許就是人和生物多樣性最直接的連結，“讓動物不經意地有一些活動的空間，也讓人不經意地覺得更舒适一點。”

（文中人物楊程為化名，感謝姜龍、呂永林、李辰陽、周依、李明芝對本文的貢獻）

責任編輯：黃霁潔 圖片編輯：張同澤

校對：丁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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