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創新發展的曆史意義?多元一體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的貢獻，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中華文化創新發展的曆史意義?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中華文化創新發展的曆史意義

多元一體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從《格薩爾》的口語文化性質談起

作者：王蓓（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中國無史詩”曾經是為衆多中外學者接受的一個命題，但它同時也引起了相當程度的争議，反對該說法的學者認為，古代詩歌中一些主題嚴肅、風格崇高并凝聚了民族精神的作品同樣屬于“史詩”範疇。在以往的讨論中，論争的焦點在于對“史詩”這一誕生于西方古典語境中的文類内涵的理解。不過，如果将注意力從“史詩”轉向另一關鍵詞“中國”，則圍繞中國有無史詩的聚訟紛纭會徹底塵埃落定。

事實上，在以往關于中國有無史詩的讨論中，作為讨論對象的“中國”基本等同于中原地區，因此該命題也可轉化為“漢族無史詩”或“漢語言文學中無史詩”，而我們今天所認同的“中國”和“中華文化”概念早已超越了這種狹隘的界定。在“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這一認識前提下，探讨中國有無史詩顯然應當将同屬于中華文明共同體的各族文化傳統都納入視阈範圍内，那麼藏族的《格薩爾》、蒙古族的《江格爾》、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等民族史詩的存在不僅從根本上消解了“中國無史詩”的命題，而且它們延續至今的“活形态”流傳使其成為理解史詩的源頭和本質的活标本，甚或可幫助我們更深刻地認識作為人類重要文明向度之一的口語文化。

與其他古文明的著名史詩——比如《吉爾伽美什》《摩诃婆羅多》《羅摩衍那》《伊利亞特》《奧德賽》等——已然通過文本形式固定化了的古代史詩不同，我國的《格薩爾》《江格爾》《瑪納斯》等民族史詩都屬于“活形态”史詩。所謂“活形态”具有兩層含義：首先，《格薩爾》等民族史詩在有書面文本傳世的同時，時至今日仍然通過民間藝人口頭說唱的方式廣為傳播和赓續傳承，史詩不僅存在于供讀者閱讀的文字裡，也活在藝人說唱、聽衆聆聽的生動演述場合中；其次，史詩中凝結了一代代藝人的聰明才智和無盡創造力，随着不同藝人的每一次說唱，史詩的篇幅持續增加、内容不斷豐富，這一動态發展過程是書面文本所無法限制和“規範”的。正因為如此，藏族史詩《格薩爾》成為世界上現存詩行最多、篇幅最長的史詩。

《格薩爾》産生于一種以口語文化為主流的社會語境中，這意味着該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員不熟悉以書寫和印刷術為主要技術手段的書面表達。衆所周知，藏族擁有高度發達的書寫文化，自從公元7世紀藏文創制以來，在實際使用的漫長曆史過程中産生了數量龐大、内容豐富的各類文獻，成為中華文明文獻寶庫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不過，藏族高度發達的書寫文化主要在政權中心和各地寺廟中發展，而在廣大農牧地區，和平解放之前普通民衆的識字率一直較低，口語文化長期以來是這些地方的主導文化語境。因此，通過《格薩爾》這一樣本，透視其與青藏高原牧區口語語境的互動關系，可以較充分地理解口語文化這一人類文明的重要向度。

以藝人口頭說唱為主的傳播和流傳當然是《格薩爾》口語文化性質最重要的體現。除此之外，史詩的某些内容與形式特點也反映了口語文化所特有的思維方式與文化邏輯。在情節、内容方面，不同于人們對“英雄史詩”的一般期待，《格薩爾》中雖不乏對戰鬥場景的描述，但總體來看，人物間的唇槍舌劍所占篇幅比例遠遠高于戰鬥場景。一方面，當雙方戰将在戰場上對陣時，言辭上的唇槍舌劍甚至比武力上的龍争虎鬥更令人印象深刻；另一方面，立場基本一緻的人群内部也每每就各種大小事宜展開激烈的言語争鋒，在場者無論男女、長幼、尊卑均各抒己見，通過高超口才充分展現自己見識的廣博卓絕。這體現了高原遊牧社會“口齒伶俐者為首領，手腳靈活者為仆人”的說法，備受推崇的英雄人格必須同時具備骁勇善戰與能言善辯兩方面的品質，社會普通成員也要通過展現語言表達能力來彰顯人格魅力和赢得社會認同。可見，以口語文化和以書面文化為主流的社會對理想人格所賦予的内涵大異其趣，在這兩種文化氛圍中，口頭表達能力所具有的社會文化價值也不盡相同。

史詩中諸多人物的語言表達能力主要通過唱詞加以呈現，唱詞主體部分一般用于說明事由、闡述觀點。不同于書寫文化中羅列理由、條分縷析、邏輯推演的說理方式，唱詞的這部分内容主要由一連串類比構成。抽象的道理被具象化為種種自然物象和日常人事，與一個道理相匹配的被類比事物少則幾個，多則幾十種。連綿不絕的廣譬博喻造成某種水銀瀉地般的強大氣勢，并即時影響聽者，使其折服。說服的力量與其說由于類比貼切，不如說更多源于口語中連續類比本身所産生的強大勢能和語言對聽者感官的直接作用。由此可見，同樣作為信息載體，口語文化中的語言與書面文化中的文字在性質和意義上存在微妙差别：語言在口語文化中自身的本體性質更為凸顯，而書面文化中文字作為中介以承載思想的載體功能更得到強調。

這種差異的産生源頭可以追溯至語言和文字在本質上的差别，語言是由聲音符号構成的系統，文字則是有形的符号系統。在思考口頭語言的基本特征時，必須将其時間性放在首位考慮。口頭語言隻存在于被說出時的那一個特定時間點，聲音與時間共生，不可能外在于當下時間。聲音也與時間一樣具有單向流動的性質，其存在不可被凝固為某個停滞的瞬間，而且一旦發出則不可撤回或逆轉，在錄音設備問世之前也如同時間一樣不可複制。與之相對，書寫則通過文字記錄将信息凝固為有形的存在，從而在空間中占據一定的位置，這使得文字不像聲音那樣具有強烈的時間性。文字可以回溯、查閱、檢驗，也正是基于這一點，才有可能發展出書面文化中注重邏輯和分析的抽象思維方式。

由此出發，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格薩爾》在結構組織等方面的一些特征。閱讀《格薩爾》，特别是基于藝人說唱記錄整理而成的《格薩爾》說唱本，會發現一些十分明顯的特點，在書寫文化中浸淫已久的讀者往往視其為缺陷，比如說，故事情節枝蔓較多，主線不甚突出；相似情節重複出現，節奏進展緩慢，有時似乎停駐于某一情節而遷延不前；人物衆多而龐雜，大量次要人物無明顯性格特征，其出場似乎僅僅為了唱出一段特定的唱詞。

理解《格薩爾》的這些形式特征而不是基于書寫文化的偏見而簡單斥其為缺點，就必須結合口頭語言與時間共生這一本質，并聯系口語文化中人們的某些思維特征與文化邏輯。首先，由于聲音轉瞬即逝、無迹可尋，在口語文化盛行的社會中，人們為了傳承曆史記憶、延續族群認同，就必須不斷複述關于自身族源和譜系以及所生活之地的地望特征、地方保護神靈等等對于赓續本族群文化血脈來說至關重要的信息，同時也需要在反複灌輸中傳遞族群特有的價值觀、道德和信仰。這就決定了，所有人物無論處于何種場合，每段唱詞中都要重複上述信息，并表達某種價值觀和信仰追求，而大量功能性人物的設置和反複插入也是為了達到同樣的目的。其次，史詩通過藝人講述、聽衆聆聽的說唱場合達到信息交流，聽衆攝入的是當下接收到的信息，在藝人滔滔不絕說唱的情況下，聽衆幾乎不會有回溯之前已聽到過的信息的時機，因此，遵循主線并不是叙事第一要義，在書寫文化中被視為叙事大忌的重複在口語文化中也并非冗餘，反而是語言豐裕充沛的一種表現。再次，在說唱場合中存在藝人和聽衆之間一定程度的互動，當藝人發現某段說唱引起聽衆強烈興趣時，會以更為豐富、生動語言進一步延長該段落篇幅和充實其内容，對于聽衆而言，這些段落具有無盡的趣味和吸引力，但是對于讀者來說，閱讀時則會發現其不合比例的長度以及情節的停滞。

可見，将《格薩爾》置入産生它的口語文化語境當中，不僅會對史詩本身及其活形态特征産生更為貼切的理解，也可通過口語文化的活标本《格薩爾》窺斑見豹，增進對口語文化這一長期被書寫文化遮蔽然而在人類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模式的認識。更為重要的是，《格薩爾》等活形态口頭史詩較為完好地保存了口語文化的獨特内核與表征這一事實，有力地證明了中華文明在和而不同的精神滋養下所形成的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巨大包容力。

誕生于中國不同民族遊牧社會的活形态口頭史詩傳統是中華文化中的璀璨瑰寶，所承載的口語文化也是中華文化中與悠久書寫傳統并行的另一條重要文明線索。從資本主義大規模對外擴張到當今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數百年間，世界文化多樣性呈現不斷減損的态勢，在這一背景下，《格薩爾》等活形态口頭史詩傳統在中華文化内部保存完好且仍在傳承和發展，這無疑是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多元性、豐富性與複雜性的重大貢獻之一。

《光明日報》（ 2021年12月18日11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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