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網再次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

4月8日，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的一封郵件截圖在網絡上流傳，稱“同方知網技術有限公司(CNKI數據庫出版商)暫停中科院對CNKI數據庫的使用權限，即日起，CNKI科技類期刊和博碩士學位論文數據庫無法下載。”4月18日，中科院一位工作人員向新京報記者确認截圖郵件屬實。

過去20餘年，知網數據庫發展成為各大高校圖書館及研究機構采購的重要标的之一，但近年來知網與多家學術機構和高校爆出摩擦。新京報記者發現，十年來，曾有6所高校相繼因續訂費用上漲幅度較高，宣布停用中國知網，其中包括北京大學、武漢理工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等高校。

據媒體報道相關數據顯示，知網在高校市場的占有率近100%，其他主要市場的占有率為60%以上。知網坐擁6000多萬份文獻、核心期刊收率為99%。

曾在《南京大學學報》擔任執行主編的朱劍指出，知網創建的大規模數據庫，收盡了具有傳播價值的學術文獻和期刊，并進行數字出版和傳播，成功地改變了學術傳播的基本樣态，大大提升了學術傳播的效率，其文獻價值毋庸置疑。

但随着中國學術的持續發展，知網模式掩蓋下的新老問題就一起暴露了出來。多名專家、學者表示，希望這次事件能夠引起社會、學界和商業機構對數據庫類的商業運作模式的反思，以及相關部門對于數據服務的規範。

中科院調整知網等數據庫合作模式

4月19日上午，新京報記者多方求證得知，中科院部分研究所在郵件中通知學生，由于CNKI數據庫（中國知網）價格連年上漲，全員開通費用已近千萬，文獻情報中心決定，院級經費全額訂購、為全院新增開通萬方數據庫，配合原已為全院訂購開通的維普數據庫，保障全院中文期刊、中文學位論文的普遍需求。目前，中科院已為全院開通萬方數據庫、維普數據庫；CNKI數據庫的全院訪問将持續到4月20日。

中國知網大學生論文檢測系統中提示的“學生已提交論文檢測的信息”。 受訪者供圖

根據中科院相關教育業務網站顯示，截至4月19日，中科院中文數據庫共收納14個數據庫，CNKI中國知網包含在列。

針對中科院即将停用中國知網一事，有中科院學生告訴新京報記者，4月18日晚課課堂，中科院某授課老師曾組織課堂讨論，大家普遍認為停用知網在情理之中，授課老師也表示，知網的毛利率過高，實際到作者手中的收益較少。

據透露，4月18日，該院曾遇到知網下載文章服務不穩定的現象，到了19日才恢複下載功能。此前4月8日，文獻情報中心曾發布《關于CNKI科技類期刊和碩博士學位論文數據庫無法正常下載的通告》。

《通告》顯示，2022年，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與同方知網（北京）技術有限公司就費用、訂購模式展開積極讨論，但在多輪艱苦談判後，CNKI數據庫依然堅持接近千萬的續訂費用，其給出的集團組團方案在成員數量、單家價格方面條件相當苛刻。

此後，新京報記者就此事緻電中科院文獻信息中心，接線人員表示，針對停用知網一事，中科院将不再做出任何回應。

4月19日下午，知網發布《說明》稱，2022年，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對包括知網數據庫在内的國内外部分數據庫的采購模式進行了調整，由統一集中采購模式轉變為有需求院所組團聯合采購模式。經過友好協商，調整知網數據庫訂購模式的工作正在有序推進中，由各院所選擇訂購内容，計劃在近期完成組團工作、簽署協議并啟動2022年度服務。

公開資料顯示，1999年，知網的前身“中國期刊網”由清華大學、清華同方發起，得到多個國家部門的支持。

清華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于1997年6月27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2019年12月30日，中國核工業集團資本控股有限公司通過股權收購，獲得同方股份21%的股權，成為同方股份的控股股東，同方股份實際控制人由教育部變更為國務院國資委。

中國知網的内容建設由《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有限公司承擔，技術與服務由同方知網（北京）技術有限公司承擔。天眼查顯示，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有限公司是由清華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控股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為王明亮。同方知網是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明亮。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是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首批批準、教育部主管、清華大學主辦，是我國規模最大、曆史最久的專業互聯網與電子出版機構。

被指采購定價連年上漲

在多個媒體報道中，知網作為市場化的商業機構，因其産品及服務的特殊性，定價權優勢在知網手中。

新京報記者檢索發現，10年來，曾有6所高校，包括北京大學、武漢理工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等，相繼因續訂費用上漲幅度較高，宣布停用中國知網。

武漢理工大學曾在2013年12月和2016年1月，先後兩次宣布暫停使用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該校圖書館曾公開明确指出，在2010-2016年期間，知網漲價幅度超過132.86%，年平均漲幅18.98%。

2005-2021年，同方知網曆年毛利率走勢。 圖自同方股份财報

知網采購價格上漲也得到相關高校證實。

北京某高校教務處負責人洪老師提到，知網數據庫的采購價格每年都在上漲。“我們學校的知網采購價格在100多萬，每年有5%~10%的漲幅，今年報價比去年漲了15萬。”他說。

據廈門大學招投标中心官網披露的廈門大學“中國知網”數據庫采購成交公告顯示，2019年該項目成交金額為73萬元；2020年成交金額為74萬元；2022年成交金額為85.1萬元。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招投标辦公室官網數據顯示，該校中國知網系列數據庫采購項目2017年成交金額為28.7萬元，2019年總成交金額為44萬元，2020年總中标金額為47萬元，2021年中标金額為49.3萬元。

“我曾專門跟學校圖書館提過，能不能把知網裡有些雜志和數據買下來？圖書館回複我說，根本買不起，太貴。”北京市某高校法學院副院長陳哲（化名）說道。

此外，記者注意到，各高校購買知網數據庫資源的價格并不相同，金額從數十萬到數百萬不等。

據廣州大學圖書館2022年《電子資源單一來源采購項目（中文庫）采購實行單一來源采購方式的公示》顯示，中國知網CNKI總價110萬元；西南政法大學發布的公告顯示，中國知網數據庫（CNKI）2022-2023年采購項目拟采購的貨物或服務的預算金額為170萬元；中國人民大學《2021中文數據庫續訂項目（二）-中國知網總庫成交公告》顯示，中标（成交）金額為164.79萬元人民币。

“就像在飯店裡點菜，知網提供一個菜單，采購方按需打勾。”南京郵電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姚國章解釋知網的收費模式稱：知網提供多個不同的子數據庫，學科越多，要買的子數據庫越多，價格就越高；此外，價格與采購方的用戶數、下載量等都相關。因此，各個單位采購價格都不一樣。

江蘇省某雙一流高校圖書館工作人員嚴老師告訴新京報記者，知網資源價格和并發用戶容量也有關。“有時候我就登錄不上，是因為同時登錄的人達到了上限。容許100個人同時訪問和允許10000個人同時訪問，價格肯定是有差别的。因此價格和學校人數規模也有關聯。”

嚴老師曾到知網參觀。“知網其實是把紙本的數據用OCR識别（文字識别）進行了數字化處理，同時還會編制系統索引，以及進行智能化搜索處理，而這些都會計入成本。而且每年數據都有新增，因此價格也随之上漲。”

一名曾經在知網就職的員工向新京報記者透露，針對高校、圖書館的學術期刊産品，仍然是知網主要的利潤來源，更是銷售環節的重中之重。對于漲價的原因，該員工表示，人力成本是知網最大的支出，也是漲價的原因之一。

他表示，知網内部一直采取計件薪酬發放工資，提高了其内部運營的成本，而采購定價則根據内部成本調整。“那麼大的文獻量，靠人做産品，人力成本自然會高。”

“幾乎沒有學術機構能繞開知網”

實際上，大多數高校卻在停用一段時間後，繼續與知網合作，最終以妥協告終。

北京某高校教務處負責人洪老師（化名）道出了學術圈的真實狀态：“科研人員一方面離不開知網，另一方面又很反感知網的‘不斷漲價’行為，就導緻一邊憤恨一邊妥協。”

據了解，經過20餘年發展，知網數據庫已發展成為各大高校圖書館及研究機構采購的重要标的之一，也是學術科研人員及學生查閱文獻資料的重要途徑。上述北京某高校教務處負責人洪老師指出了數據庫對于學術研究人員的重要性：“做學術研究離不開了解文獻論文，不看文獻資料就沒法做研究。”

2022年四川财經職業學院國有資産管理處發布的《“中國知網(CNKI)”采購項目拟采取單一來源方式征求意見的公示》中提道：“中國知網（CNKI）系列數據庫是目前唯一能同時提供期刊、博碩士論文、會議論文、報紙、年鑒的全文數據庫，且核心資源獨家和唯一授權比率很高，唯一完全滿足我校教學、科研、專業建設需求，故産品具有唯一性。”

浙江安防職業技術學院發布的《關于中國知網數據庫（2022年度）項目的單一來源采購公示》中明确給出了知網的數據容量。以知網的子數據庫之一《中國學術期刊（網絡版）》為例，截至2022年1月20日，累計收錄8540餘種期刊，全文文獻總量達6000餘萬篇。其中，收錄核心期刊1970餘種。核心期刊、重要評價性數據庫來源期刊完整率高于95%；其他學術期刊完整率高于93%。文獻收錄期數完整率高于99％。收錄年限為1915年至今。

2016年1月7日，武漢理工大學官方發布的“圖書館關于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暫停下載的補充說明”。 圖自武漢理工大學官方微博

此外，知網《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覆蓋基礎科學、工程技術、農業、醫學、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等各個領域，截止到2022年1月20日，收錄博士學位論文48.1萬餘篇。其中，241家培養單位與CNKI獨家合作；《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覆蓋基礎科學、工程技術、農業、醫學、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等各個領域，截止到2022年1月20日，收錄碩士學位論文480.6萬餘篇。其中，464家培養單位與CNKI獨家合作。

除了擁有龐大的數據量外，知網在檢索和下載上的便利性也得到肯定。洪老師表示，知網除收錄内容外，還會對内容進行一些整理加工，包括做分類标記，支持關鍵詞、片名、作者、全文、參考文件等多種檢索方式，可以實現“一站式搜索”。

以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為例。記者注意到，該校圖書館2019年拟采購的“中國知網高等院校文獻數據資源總庫系列數據庫”中，包含了8項不同内容，包括“《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ABCDEFGHIJ專輯”“《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ABCDEFGHIJ專輯”等。江蘇大學圖書館中國知網數據庫采購（2021年）項目單一來源采購公示采購需求一覽表顯示，該校采購了來自知網的22個項目（數據包）。

“我是一個使用知網的重度依賴者，像我這樣的人應該有很多。”江蘇省某雙一流高校圖書館工作人員嚴老師（化名）指出，“全校幾萬學生教師做科研、做論文。隻能續購、不可能斷，斷了怎麼辦？”

“幾乎沒有國内高校、研究機構能夠繞開知網。”有受訪者稱。

公開毛利率超50%

據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的2020年年度報告披露，同方知網該年主營業務收入超11億元，淨利潤超1.9億元，毛利率達到53.93%。2021年上半年，同方知網的主營業務收入約為4.96億元，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約為1893萬元，毛利率為51.3%。

多名業内人士指出，知網存在“低買高賣”的營運模式。一名就職于知網山西分公司的前員工表示，知網是一個版權交易平台，通過平台來分版稅，主要收益分配參與者包括作者、知網、出版機構及網絡服務提供商。

該前員工向新京報記者透露，根據多年的經驗，将數據庫資源打包賣給學術機構的“路子”最掙錢。他将知網中的産品比喻為“大型超市中的商品”，商品将按照大緻的學科被分類，“用戶需要什麼，就去批發。大批量賣給服務大型企業、學術機構時，才能嘗到甜頭。”

但多名高校教職工證實，知網中的學術文章來源，多為期刊文章及高校的博碩士論文。論文在期刊上一經發表，期刊編輯部即獲得該文版權，知網與編輯部相應獲數據庫發布版權，因此，無論一位作者有多少文章被知網收錄、有多少點擊，所産生的收益，作者“一分錢都得不到”。

知網在對“客戶”進行高收費的同時，并未向論文作者支付必要的版權費用。據多家媒體報道，博士論文、碩士論文在知網出版，作者本人最高僅可獲得100元現金以及400元面值的檢索閱讀卡作為稿酬，而作者的論文每在知網被下載一次，平台就會收取15元- 25元的費用。經計算，一篇100元購進的博士論文，僅靠下載知網就能獲利十幾萬元。

2021年12月，中南财經政法大學九旬教授趙德馨，公開控訴知網擅自收錄其100多篇論文，并向用戶收費，引起輿論廣泛關注。據趙德馨表示，其論文被收錄後，不僅沒拿到一分錢稿費，自己下載還需要向知網付費。

趙德馨選擇與知網對簿公堂。最終，趙德馨勝訴，其論文被下架并累計獲賠70餘萬元。事後，中國知網發布公開說明向趙德馨教授緻歉，并表示将積極會同相關期刊編輯出版單位與趙德馨教授溝通，妥當處理趙德馨教授作品繼續在知網平台傳播的問題。但迄今為止，趙德馨被下架的100多篇論文未再次上架。

上述就職于知網山西分公司的前員工向新京報記者證實，知網能成為各大高校不可或缺的“數據庫”，主要原因是依靠獨特且多樣的數據資源，而海量的數據背後，知網付出的成本卻不高。

該前員工進一步解釋，本科生、碩博研究生要想畢業，必須将論文上傳知網并進行查重，而知網作為我國唯一經國家批準能正式出版博士學位論文的學術電子期刊單位，在各個學術機構認可度較高。久而久之，論文被知網收錄更成了一種“認可”，越多的人将自己的論文上載，知網中構建的數據就越全面。

在這樣的商業模式下，同方知網逐漸成為一家年營收數十億的公司。

一名就職于知網的銷售人員向新京報記者透露，公司承諾，在拓展客戶的過程中，每簽成一單，銷售人員可從中提成5%-10%，但由于近年來，關于知網的争議不斷，部分老用戶和學術機構選擇棄用知網。

她講述了一個近期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實案例，拜訪用戶的時候，用戶發問為什麼年年漲價，她便支支吾吾說因為新添了産品升級等增值服務，“很多時候，根本說服不了用戶，其他公司的産品物美價廉，你說用戶選誰呢？”

論文查重灰色産業鍊

知網另一個備受争議的地方在于，其論文查重功能衍生出了“灰色産業鍊”。

從2011年開始，除了碩博研究生的論文必須查重之外，教育部發文要求本科畢業論文也必須進行查重檢測，彼時，作為全國規模最大的學術論文數據庫檢測機構，知網逐漸成為各大高校的“必購清單”。

“論文查重”不僅是學生自我審查的一部分，也成了學校對學生論文抽樣審查的一部分。據濟南某高校的一名畢業生稱，知網的查重費用相當昂貴，查一次就要花費200-300塊，一般大學會為學生提供一到兩次免費查重機會，超過了，就得自己付費查重。“今年畢業，我沒用知網，用了維普，6800字的本科實驗論文查重才17元。”

在電商平台中，衆多商家打着“知網”名義，售賣“論文查重”服務，查重一次價格超百元。 電商平台截圖

新京報記者在電商平台中看到，衆多商家售賣“論文查重”服務，其中不少打着“知網”名義，查重一次價格數百元。為了順利畢業，學生們不得一次次付費查重，費用之昂貴給廣大畢業生造成負擔。“我身邊的幾乎每一個研究生、本科生都要為查重花費幾百、上千塊錢，這是一個頑疾。”姚國章說道。

而實際上，這些查重服務并非由知網官方提供，費用也沒有進入知網的賬戶。2021年12月，知網通過其微信公衆号發布《學術不端文獻檢測系統公告》，其中指出，知網發布、開發的學術不端檢測系統一直僅向機構提供服務，且隻允許檢測本單位論文。“知網從不向任何個人銷售學術不端檢測服務。網絡上銷售的知網的學術不端檢測系統均是通過非法或者侵權手段獲得的。”

知網相關負責人曾明确向新京報記者表示，電商平台上這些号稱“知網查重”的服務都是“假的”。

此外，一直以來，知網一家獨大的優勢，也為其奠定了數據庫行業“權威”地位。

知網自成立，就擁有了别人難以獲得的資源。與後來者維普咨詢和萬方數據幾百種獨家期刊相比，知網擁有顯著的知識産權優勢，其收錄的獨家期刊在數量、質量上都遠高過同領域的其他經營者。

據多家官方媒體報道相關數據顯示，知網在高校市場的占有率為100%，其他主要市場的占有率為60%以上。知網坐擁6000多萬份文獻、核心期刊收率為99%。如今，知網已經形成一套獨特的經營方式以及一家獨大的市場局面，用戶長期的使用習慣難以在短期内被打破。

上述知網前員工也向新京報記者證實稱， “一家公司想要做大做強，需要占據市場資源。而實際上，知網早已經買斷了絕大部分期刊的版權，實現了壟斷。”

為此，重慶市鼎聖佳程律師事務所沈博律師表示，多家高校都因訂購費價格不斷上漲的原因曾中斷過與知網的合作，但一段時間後，大部分高校迫于各種原因繼續與知網合作，說明形成了難以替代性。他解釋，知網已經成為學術創作的剛需，高校不得不采購，也從側面反映了知網極強的定價權，如果沒有正當理由不斷漲價，将可能會涉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問題。

3月9日，市場監管總局反壟斷一司在回複記者網上留言說：“市場監管總局正在核實研究。”對這一問題，市場監管總局相關司局去年12月16日給出的答複是：“市場監管總局将予以核實研究。”

專家建議數據庫定位公益屬性

讨論知網模式的功過，不能脫離具體的曆史環境。

曾在《南京大學學報》擔任執行主編的朱劍指出，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即知網創立之時，一些西方大型學術期刊出版集團已經搭建出了較為成熟的信息聚合型學術期刊在線數據庫平台，但彼時的中國，學術期刊較為分散、互不統屬、尚未自主構建集合衆多期刊的大型數據庫在線平台，“那時候，學術期刊數字化必須另辟蹊徑，在那種環境下知網的創立适合中國國情的新模式。”

在朱劍看來，知網的橫空出世，沒有現成先例可循。而在20多年的時間裡，知網創建的大規模數據庫，收盡了具有傳播價值的學術文獻和期刊，并進行數字出版和傳播。放眼全世界，稱得上獨一無二，也成功地改變了學術傳播的基本樣态，大大提升了學術傳播的效率，其文獻價值毋庸置疑。

但随着中國學術的持續發展，知網模式掩蓋下的新老問題就一起暴露了出來。他說，“目前為止，知網遭遇的最大危機似乎就是作者維權，這也是一個信号，提醒知網，繼續犧牲作者利益可能會面臨其無法承擔的風險。”

為此，多位受訪者表示，知網借助國家政策及公共資源發展起來，擔負着一定的社會責任，因此它不應完全定位為商業公司，以盈利為導向。“知網作為國家支持的工程，發展到今天，其定位及價值具有一定特殊性，早期大家意識不到數據的價值，而知網将數據資源進行過度商業化利用，與社會的預期有一些差距。”姚國章表示。

在北京某高校教授張楊（化名）看來，為推動構建創新社會、降低科研負擔，中國知網數據庫應該由國家投入更多的資金來作為科研公共産品，覆蓋企業運營成本，不應該從學者的知識創新中賺取高昂利潤。

另外他指出，對個人研究者的成果下載量和引用量可以形成積分機制，給予科研者獎勵。他認為，數據庫應該具備半公益性質，應該在國家有關部門的監督下運行，以防止類似數據庫形成知識傳播壁壘，阻礙知識傳播和創新。

對于價格機制，張楊認為，需要在政府相關部門協調下舉行公開的聽證會，在保障相關企業合理利潤的基礎上盡可能降低科研機構和科研人員的信息索取成本和獲得論文的門檻。

姚國章則認為，數據庫應該堅持公益性。“公益定位并非不收費，而是按照成本計價，或是作為公共基礎資源由政府買單。”他指出，知網可以尋找其他盈利模式，例如拓展國際市場，進行文獻翻譯、學術成果輸出等，以及提供一些增值服務來産生收益，也會被公衆接受。

除優化改進運作模式外，姚國章建議，知網可以對不同的用戶群體進行差異化的定價，降低用戶負擔。“對一些群體進行保護，例如一些老年人，喜歡學習、看文章，在圖書館裡不一定有機會看得到，可以在家裡查閱電子文獻。”

新京報記者 馮琪 鹹運祯 李夢涵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吳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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