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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惟邦本的思想内涵

民惟邦本 本固邦甯

朱廣志

“民惟邦本，本固邦甯”出自《尚書·五子之歌》，原文：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甯。意思是，人民可以親近，而不可輕視；人民是國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國家就安甯。

《五子之歌》中的“五子”是夏啟的五個兒子。大禹死後，他的兒子夏啟繼承了部落聯盟首領的位置，開啟了夏王朝，從此中國就進入了“家天下”的時代。夏啟死後，繼承王位的是太康，太康無道，隻圖安樂享受，不理朝政，沉迷于酒色，打獵百日不歸，喪德失民，招緻百姓反感，被後羿侵占了國都。夏啟的五個兒子和母親被趕到洛河邊，兄弟幾個人回想起大禹的教導，于是唱了這首《五子之歌》。換言之，“民惟邦本，本固邦甯”的思想淵源最早可以上溯到大禹，是大禹對後世子孫的諄諄教誨。

“民惟邦本”的觀念一經提出，就受到了開明的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在客觀上反映了這樣兩個基本事實：一是人是一切物質與精神财富的源泉，沒有了人，一切就都是無本之木與無源之水；二是國家興滅、君主變易實在是司空見慣，唯有人民長在。無民則無國，無民則無君。所有這些，無不提示着百姓的重要，故自從大禹之後，“民為邦本”思想就成為後世開明政治家、思想家的共同信條。

《左傳·襄公十四年》告誡統治者要“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強調一切應當為人民着想，如同父母之于子女，仁愛為懷，竭忠盡智，以此推進國家的長治久安。《禮記·缁衣》載，“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本。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強調了以民為本的重要性。老子以“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教導統治者要以人民為重。管子将政治的興廢與民心結合，認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荀子則提出：“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這就把君主與百姓的主客關系講清楚了。孟子則直截了當地指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說，有了百姓，才會建立國家，有了國家才有君，隻有百姓安居樂業才有國家的太平、強盛。

唐太宗作為一代明君，經常對大臣們講“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的道理，他的一段名言在中國可謂更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民可載舟亦可覆舟，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意思是：“水既能夠托起舟船，也能夠傾覆舟船。身為君王，首要的事情就是保全百姓。如果損害百姓來奉養自身，就像割自己腿上的肉來滿足口腹之欲，肚子飽了，命也就沒了。”

西漢政治思想家賈誼提出了“夫民者，萬世之本也”的觀點，他說“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史記·郦生陸賈列傳》指出:“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唐代柳宗元在“民為本”思想的基礎上提出“吏為民役”的觀點，當官者是人民的仆役，是要為人民辦事的。宋代理學家二程（程頤、程颢）主張“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宋代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說：“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道盡了民本思想這一中國政治思想的主流精神，深刻說明了中華政治文明對于執政合法性的終極判準。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是颠撲不破的曆史真理。在中國曆史上，真正将民本從理想變為現實的政治力量，是中國共産黨，從成立之日起便把“人民”二字深深印在自己的旗幟上，寫在自己的執政宗旨中。中國共産黨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曆史證明，百年黨史就是一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複興的奮進史，就是一部不斷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的奮鬥史，更是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團結史。這也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為什麼願意聽黨話、跟黨走的核心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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