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建紅（法學博士）

一般認為，春秋時期的鄧析是律師的祖師爺。不過，由于鄧析在幫人們打官司的時候，總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是非無度”，并且他對是非的說辭更是“可與不可日變”，原告找他，他就說原告有理，被告找他，他又認為理在被告這邊，搞得社會上人心浮動，秩序大亂，所以他的結局也很是悲慘，最後被子産給殺了。

祖師爺落得這樣的下場，似乎就注定了從事這個行業之人生存之艱難。在鄧析以後，曆朝曆代的統治者無不對訟師進行各種打壓，訟師雖然也以“師”名之于世，卻并無“為師”的待遇，其社會形象也總是負面的，在各種史料或法令記錄中的訟師，幾乎都被描繪成一副“惡訟師”的形象，巧舌如簧、無中生有等帶有貶義的成語，也多用來描寫訟師，他們幾乎成了專門和官府作對的人，自然也就成了被朝廷所打壓的人物。

隻不過訟師禁得，訟事卻禁不得。因為隻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糾紛，也就會有争訟。訟事的解決則離不開訟師的幫助。在古代，普通老百姓對法律了解不多，當遭遇糾紛打官司時就得找訟師幫忙。可以說，訟師是一個為執政者所禁卻又是社會有需求的職業，所以，一些相當于執業指南性質的“訟師秘本”就有了一定的市場，隻不過由于從業者的危險性，這類書籍就隻能以不具名的秘本的形式隐秘地流傳于世了。

訟師是否真的都是一種“惡”相？真實的情況，可能并不像地方官記錄或民間流傳的話本中那樣，隻有一副“惡”品相。日本著名法律史學者、京都大學的教授夫馬進先生，是收藏與研究我國明清時期訟師秘本的權威。在其論文《訟師秘本所見的訟師實像》一文中，就通過對秘本文本的分析，向讀者還原了現實生活中訟師的真實形象。

據夫馬進教授的介紹，《珥筆肯綮》是一部僅有74頁的抄本，現藏于江西省婺源縣圖書館，在卷首的《珥筆肯綮序》上，署名“新安婺北小桃源覺非山人序”。“覺非山人”應該是筆名，以免讀者知道作者的真名并暴露出自己是一位“訟師”的職業身份。

從《珥筆肯綮》所收錄的訴訟文書與上呈文書的範文來看，全書的内容包括“《珥筆肯綮序》、附錄口訣、告狀（告發狀）、訴狀（答辯書）、呈詞（上呈文）、禀貼式、執照等”，其中的“告狀”與“訴狀”内容，還各按吏、戶、禮、兵、刑、工等部做了分類。夫馬進教授認為，在該書的“序”中，雖然作者覺非山人自雲“即生平所經曆者，逐類叙之”，但并不意味着其中所涉及的訴訟文書真的都和作者有直接的聯系，而應該是“著者之目所曾觸及者”，即作者親眼看過，但不必然都是作者自己撰寫的。

我們知道，在古代的法庭上，并沒有辯護人這一角色，訴訟中也并無辯護這一程序，因此，訟師的活動平台并不在法庭上，呈現其巧舌如簧的“辯才”，主要是在其他場域。從《珥筆肯綮》一書中收錄的訟師所應學習的“範文”來看，訟師的工作，“基本上就是為人代作訴訟文書或呈請文書。”一位優秀的訟師，通常也是善于文章寫作的。由于官府對訴狀的字數有限制，老百姓告狀時，鮮有能在有限的字數内将案情及自己的訴請說清楚，這就需要訟師代寫書狀。《珥筆肯綮》的作者通過對訴訟文書的評論，提出了優秀書狀的标準。比如，一篇優秀的書狀，應該在情理法上都能有收效，或者能“布情以動人”，令法官産生哀憐之情；或者能揣摩法官的心理，“凡事官府既先禁，必尋一條去路，使好宛轉”，即引導法官一條去路，好讓他容易作出判決；或者教導人們如何訴訟，如“發起訴訟前應做什麼”，或是“依法應如何處置某事較為妥當”等等，實際上訟師擔任了法律顧問的角色。

在為當事人出謀劃策時，訟師也表現出了良好的法律素養。在《珥筆肯綮》的“附錄口訣”中，提出了訟師應遵循的“守則”，它要求“作者不可搜羅事砌，不可虛空扯拽，緻自招污重罪”。直言訟師不可以挑辭架訟，給自己招來誣告的罪名。而一篇例舉的《刑·盜賊》篇的範文中，作者針對為了舉發盜賊而以自己的婢女為目擊者的例事，其評語是“凡盜賊必要有實贓實證，方可成招。此雖有婢認厶在内，然婢已家人也，不能作證。”也就是說，一個家人的婢女是不能充當證人的。這裡所提出的證人證明力的問題，可以說直逼我們現代的證據制度。

我們從《珥筆肯綮》中所看到的訟師形象，是不虛構情節、不故弄玄虛、不曲解法律、不颠倒是非的人。它告訴訟師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什麼才是一個合格的訟師所當為，怎樣才可以在打壓訟師的大環境下，使自己處于安全的境地，不為自己招緻禍端。這樣的訟師秘本，讓今天的人讀來依然有所教益：“秘本”作為一項訟師或律師的工作指南，若照此做下去，因鄧析而形成的訟師“是非無度”的形象就會有所改觀吧。

漫畫/陳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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