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萌終于等來那筆生育金。

整整四年過去，兒子已經從懷裡的嬰兒變成活潑好動的小朋友。幼兒園放學回家時，張萌忍不住告訴他：“媽媽今天好開心，因為有人欠我錢，我終于要回來啦。”5歲的欣欣還不能理解那是怎麼回事，懵懂地看着媽媽，也跟着咧嘴笑。

2017年，上海未婚媽媽張萌申領生育金被拒，得到上海市浦東新區金楊街道辦事處給出的理由——“沒有結婚證”。

這筆生育金納入社會保險，包含生育津貼和生育醫療待遇，目的是——讓女性在産假期間擁有收入。

張萌和它較上了勁。四年間，她先後對金楊街道辦事處、浦東新區政府、上海市社保事業管理中心提起法律訴訟。

一面是漫長的法律程序，曆經行政複議、行政訴訟、申請再審、抗訴，張萌等來的始終是敗訴。

但另一面，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進這場“破冰之戰”，律師、志願者、未婚媽媽們、人大代表……這讓張萌感到“自己不是一個人在奔跑”。

2020年12月25日，政策悄然改變，上海市民政局宣布“計劃生育情況審核事項”退出社區事務受理服務中心受理清單。這意味着除廣東外，上海的未婚媽媽也可以順利申領生育保險金。

而對張萌等未婚媽媽來說，這不僅僅是一筆經濟收入，更是身份平等的證明。

在野生動物園遊覽一天後，張萌和欣欣準備回家。新京報記者馬延君攝

漫長的抗争開始了

張萌珍惜每一個周末。平日裡，她是公司忙碌的财務，是家裡大小事務的決策者。未婚媽媽的她需要努力賺錢，支撐她和兒子的二人小家，還需要操持父母孩子的衣食住行。隻有在周末，才是母子倆的親密時光，她陪伴兒子去江邊騎小車，到公園搭帳篷……

3月13日，連日陰雨散去，上海難得的晴朗天氣。張萌早早起床，換上一身運動服，把零食、兒童水杯、紙巾、米白色小草帽塞進雙肩包。她要帶欣欣到上海野生動物園度周末。

5歲的欣欣活潑好動，在動物園追着一群狐猴不停地跑，張萌緊跟在後面拍下視頻，鏡頭裡欣欣蹲在草地上，認真地盯着一隻狐猴，偶爾扭頭喊着：“媽媽，媽媽，你快來啊。”

玩得累了，欣欣開始纏着張萌撒嬌，看見周圍的一家三口都在騎家庭自行車，也嚷着要騎，張萌隻好把他托付給徐豔霞，跑去園區門口租車。

2021年3月13日，正在等待媽媽騎車回來的欣欣。新京報記者馬延君攝

欣欣出生後，徐豔霞到張萌家做保姆，那兩年有了她的全天照看，張萌才得以維持朝九晚六的正常工作。

關于“身份”，張萌不隐瞞。徐豔霞才上崗的第二天，還在月子裡的張萌就坐在床上，向她講述了全部經過，語氣平靜，好像是一個與自己無關的故事。

2016年秋天，張萌剛與男友分手，就發現自己懷孕了。獨自做完檢查後，醫生叮囑她：“要盡快做決定，越早對身體越好。”似乎已經默認，她一定會放棄孩子。

一個有關生命的選擇擺在面前，那一年張萌40歲，如果放棄孩子，以後恐怕很難再做母親。

她仔細羅列了自己所擁有的——單身生育的可能性：穩定的收入來源，足夠支付孕期醫療的存款，以及獨自撫養孩子的勇氣。

最重要的是，一個小生命正在她的身體裡萌芽，她能感受到那種細微的變化，“他像是寄生在我的身體裡，血肉相融的感覺，你讓我殺死自己的寵物都不可能，我怎麼可能殺死自己的孩子？”

決意留下孩子的那一刻，一場漫長的抗争也随之開始了。

年過七旬的父母很快接受了孩子的存在，同時也期待孩子能讓她走入婚姻。張萌直接打破了他們的幻想，“我想要孩子，可我不能和不合适的人結婚。”前男友不同意生下孩子，張萌便與他斷了所有聯系。

研究法律條文，咨詢未婚生育在醫院建檔、落戶等問題，繁瑣的程序并沒有磨損她對新生命的期待。欣欣出生那天，她剛從麻藥中蘇醒就急着要見孩子，“寶寶呢，快抱過來，我要給他喂奶了。”她回憶起那個瞬間，“就像母親的天性被喚醒了”。

2017年5月，張萌握着剛出生的欣欣的手。受訪者供圖

欣欣出人意料地乖巧，躺在媽媽懷裡不哭不鬧，緊握的拳頭粉粉嫩嫩，他擁有一張小圓臉和一雙大眼睛，窗外的陽光照進來，張萌低頭看着兒子，長長的睫毛像兩片柔軟的羽毛覆蓋在臉上，映出兩塊光影。

孩子出生後，考驗才剛剛開始。懷孕期間，張萌研究了有關生育的法律條款，發現并沒有對未婚生育做出明确限制，但在實際辦理手續的過程中，她卻屢屢碰壁。

辦理戶口時，由于沒有結婚證，轄區派出所不清楚相關規定，直接告訴張萌：“沒有這回事，不給辦。”

張萌在電話裡不停解釋：“國家2015年已經規定，非婚生育的無戶口人員，其監護人可以憑《出生醫學證明》和戶口簿，非婚生育說明辦理戶口登記，你應該去了解這些規定，沒有道理不給我辦……”饒是這樣，欣欣的戶口還是拖了兩個月才辦好。

戶口的事情剛解決完，張萌發現自己的生育保險又出了問題。同樣是因為缺少一張結婚證，街道服務中心拒絕為張萌開具計劃生育證明，社保中心也因此拒絕了她的生育保險金申領。

不斷失敗的法律訴訟

大學畢業那年，張萌獨自拎着行李，從小鎮來到揚州，工作了一段時間，又闖到了上海。剛下火車，張萌就愛上了這座城市，報紙上密密麻麻的招聘信息，讓她覺得隻要努力，人人都能争取到“平等的生活”。

在上海生活二十餘年，張萌擁有了戶口，和嬌嗲的口音。工作日，她穿着紫色大衣、黑皮鞋，下樓熟練點出咖啡館的午市套餐，看起來和周圍寫字樓裡衆多職業女性并沒有不同。但那領不到的生育保險一直提醒着她——她和别人不一樣，她是一位未婚媽媽。

四年官司打下來，張萌已經能說出“法言法語”，“《社會保險法》、《勞動法》都未規定享受生育保險必須以‘屬于計劃内生育’為前提，而《上海市城鎮生育保險辦法》要求必須有計劃内生育證明才能辦理生育保險，這是與上位法沖突，減損公民權利并增加公民義務。”

2017年7月，張萌對無法辦理生育保險的情況提起行政複議，曆經延長、中止、恢複的漫長流程，四個月後複議失敗。

緊接着，她決定對所在街道辦與浦東新區政府提起行政訴訟。一位律師告訴她：“成功率幾乎為零，律師費可能比你領到的生育金還要高，沒有任何經濟價值。”

但張萌隻是單純地憋着一口氣，“領不到生育保險，我就是不服。”

2018年4月，張萌一審敗訴。同年6月，她又對上海市社保事業管理中心提起行政訴訟，一、二審敗訴。

盡管張萌的兩位代理律師李珺、方潔先後提出，“《婚姻法》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視。”但“單身媽媽争取生育保險第一案”始終進展不順，2019年7月，張萌向上海高級人民法院院申請再審，再遭駁回。

張萌的生活被這場官司劈成兩半。一邊是溫馨的日常，孩子不斷長大、牙牙學語，一邊是繁瑣的法律程序、條文，和已經“跑熟了”的法院。每一次接到敗訴通知她都要衡量一遍，“是不是真值得花這麼多時間和精力，去拿回那幾萬塊錢？”

“破冰之戰”

她曾在網絡上看到相關報道，北京、東莞都有未婚媽媽因孩子無法正常落戶，對公安局提起訴訟。總會在猶豫的時候想起她們，“如果沒有她們，估計我之前的事情也不會很順利，那我是不是也能為後來者做點事情？”

也是因為這場官司，張萌和許多陌生人産生了聯結，随着訴訟推進，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到她以及單身媽媽這一群體。

這幾年，她在網絡平台上留下自己的信息，幫忙解答未婚生育的政策問題，甚至直接幫對方撥打相關部門電話，詢問當地規定。此前大多數未婚媽媽對生育金都選擇默認放棄，了解張萌的事情後，不少人也開始試着去申領。

2019年12月，張萌和志願者們向上海市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寄出了152封《建議保障未婚女性依法領取生育保險待遇的權利》的建議信。2020年初，上海市“兩會”期間，部分政協委員聯名呼籲保障未婚媽媽的生育保險權益。

2019年12月，張萌和志願者們為上海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寄出建議信。受訪者供圖

2020年7月，張萌再次向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10月，張萌和律師前往檢察院溝通情況。張萌記得，那位檢察官詢問了她的收入情況，試圖勸說道：“這個事情沒有對你造成很多影響，不要看得太重。”

張萌不再是單純的“不服”，強壓着聲音告訴他：“這就是很重要的，不隻對我重要，對所有的單身媽媽都很重要，這筆錢是個問題，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權利。”

抗訴還是失敗了，但就在這場溝通的兩個月後，一項政策悄然放開。2020年12月25日，上海市民政局宣布“計劃生育情況審核事項”退出社區事務受理服務中心受理清單。這意味着，除廣東外，上海的未婚媽媽也可以順利申領生育保險金。

2020年12月25日，上海市民政局的通知。

2021年2月，張萌在微信群裡建議上海的未婚媽媽嘗試生育保險金申請，分享需要準備的手續，有人回複道：“緊張、期待、小忐忑，小心髒怦怦的”。

沒人比張萌更懂得這種心情，對未婚媽媽來說，生育金不僅是一筆經濟來源，更是對她們和孩子身份平等的認同。

3月3日下午1點，随着一聲銀行軟件到賬通知，那筆标着“生育金”的錢，終于來到了張萌手中。

2020年3月3日，張萌等來了遲到四年的生育金。受訪者供圖

單身生育困境與逐漸“走出來”的媽媽

第一次見到張萌時，展滢滢有些驚訝，“原來是瘦瘦小小的一個人”。33歲的展滢滢是一名助理律師，也是幫助未婚生育女性的志願者團隊中的一員。為張萌提供法律援助時，她們曾通過電話，印象中的張萌邏輯清晰，語氣堅定。

在展滢滢看來，張萌遇到的困境，在未婚媽媽群體中普遍存在。

2015年，展滢滢在做未婚媽媽調查報告時，為了解這一群體的真實狀況，她和團隊公開發布訪談信息，“潛伏”在qq群裡，拜托周圍人幫忙介紹，卻幾乎找不到受訪對象。“受傳統家庭觀念影響，非婚生育的污名化非常嚴重，很多未婚媽媽無法接受自己的身份，也得不到家人的支持。”

她記得有一位未婚媽媽，意外懷孕後想留下孩子，卻無法接受這一現實，進入了抑郁狀态，不得不辭掉工作，離開北京，回老家休息，人生陷入停滞。

展滢滢在網絡上為她提供心理咨詢，介紹其他未婚媽媽與她認識，很長時間後對方才慢慢接受了自己的身份。

“幸好她還有家裡人支持，很多未婚媽媽完全得不到家人幫助，這種情況更是孤立無援。”展滢滢也遇到過孩子生下來仍不敢讓父母知道的未婚媽媽，“剛生完孩子無法工作，無法照顧自己，也沒有親人的支持是非常艱難的階段。”

在張萌結識的單身媽媽中，有一位和她有着相同經曆，但家人的強烈反對，使她不得不在懷孕5個月時，放棄孩子。很久之後，她對張萌說道：“還是很後悔。”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遭遇和困境，很難感同身受。”在張萌組織的“未來媽咪”微信群中，幾十位未婚媽媽在一起分享着懷孕、生産、獨自育兒的故事，而張萌能做的，也隻有靜靜聆聽那些無法對外人訴說的隐晦經曆。

除了自身和家人的認同，對未婚媽媽來說，更大的困境來自于政策限制和知識普及。

即使在當下，除上海廣東外，各地對未婚婦女申領生育保險金仍存在政策限制。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朱列玉提出“新生兒來源不應成為婦女能否享受生育保險待遇的限制”的建議，建議國家明确非婚生育符合計劃生育政策，為未婚生育婦女提供平等保障。

“早期未婚生育還要繳納社會撫養費，現在法律規定還在，隻是各地暫不征收了。2015年底，未婚生育也可以正常上戶口，可還是有很多人不清楚規定。”展滢滢說道。

趙倩是一位江西的未婚媽媽，兒子六歲前，她不得不把他“藏”起來，因為不了解戶口政策，孩子一直是“黑戶”狀态。拖到了上學年紀，在農村生活的父母東拼西湊了五萬元錢，希望“找關系”能讓孩子擁有一個戶口。直到她尋求法律援助，才發現未婚生育的孩子戶口早已不是問題。

對于未婚媽媽的生育困境，展滢滢和志願者書寫了一份62頁的“生育寶典”，内容從“我适合當媽媽嗎？”到“單身生育可以得到哪些社會保障？”“如何告訴孩子自己的不同”，事無巨細。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更多的女性了解未婚生育要面臨的困難，和她們所能得到的幫助。

堅硬的與柔軟的

是否還要走進婚姻，也是很多未婚媽媽需要考慮的問題，但張萌已經有了自己的答案，“不期待了”。

如今，她和相熟的單身媽媽偶爾會相約見面，聊聊日常和孩子們的成長。有些離異媽媽會忍不住傾訴婚姻中的撕扯瞬間。一位朋友告訴她，男方每月都會按時打來撫養費，但“還不是因為我掌握了公司資源”，最常見的則是離婚後男方“高興了就來看一下孩子，不高興就算了”。

聽得多了，張萌坦言：“還相信愛情，但婚姻可能是另一回事了，很複雜，要考慮兩個人的感情、經濟、相處，另一半的家庭，還有孩子的存在。”

父母有時會假裝不經意地提起她的婚姻問題，和當初拒絕結婚一樣，她選擇直截了當地告訴父母，“以後不許再提。”

老人很是疼愛欣欣，但張萌也知道，保姆帶欣欣去散步，母親會叮囑：“就說孩子是我兒子生的二胎”。因為非婚生子“難以啟齒”，母親很久都沒有回過老家。

她甚至沒有主動和同事們說起自己的情況，隻是猜測“大家也都知道了吧”寬慰自己，“隻要别人不到我面前說什麼，就沒關系。”

一路走來沖破重重關卡，總有一個聲音在告訴她，“靠自己”。時間久了，那些經曆似乎鑄成了一層铠甲，支撐她繼續闖下去。以至于身邊人談起對張萌的印象，都是“蠻堅強”，“硬邦邦的一個人。”

成為媽媽後，一個人去産檢，面對四周被家人圍繞的孕婦，她會暗自想着“我不要給自己加戲”，産假結束，回到職場，她也沒有尋求過任何額外幫助。

而另一方面，她不得不承認，铠甲也有松動的時刻。近來時不時的加班讓她焦慮，頸椎也跟着疼痛，眼看欣欣即将進入小學，她開始考慮如何在職業上更進一步，為孩子提供更穩定的生活。

但她每天下班後又總想着趕緊回家照看，希望多一點時間陪伴兒子，“女性有了孩子之後，總會犧牲一些機會、時間或者金錢。”

在動物園玩了一天，陪欣欣坐遊覽車時，張萌睡着了，歪歪斜斜地靠在座椅上，幾縷頭發已經白得刺眼。

好在欣欣正在一天天長大，已經能感受到周圍人對他傾注的愛意，從動物園出來時，欣欣舉着風車，突然轉身抱住了張萌，小聲說着：“媽媽，我愛你。”

回家的車上，張萌和徐豔霞小聲談論着接下來要帶孩子們去哪裡玩，北海或者三亞，車子穿過隧道，春天傍晚的光透過車窗照進來，一旁的欣欣玩累了，靠在張萌身上睡着了。

2021年3月13日，欣欣和張萌在上海野生動物園遊覽車上。新京報記者馬延君攝

看着安心躺在身邊的兒子，張萌想起在網上看過的一段對話，有人問小孩為什麼沒有爸爸，小孩回道：“那是因為我媽媽厲害呀。”她已經想好了，等到欣欣能夠理解世界，就對他說出實情。

她還要告訴兒子那個有關生育金的故事，“媽媽為你，為自己，打赢了一場仗。

新京報記者 馬延君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李項玲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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