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吒之魔童降世》公映期的最尾走進影院，看到李靖在元始天尊家門口與小雲雲的那番對話——“哪吒是你什麼人?”“他是我兒！”忽然意識到，這名城邦的護衛者做出了一名普通父親所理應做出的道德選擇。幾乎是在一瞬間，想起了十餘年前導師課堂所授索福柯勒斯的悲劇故事。借以對比，不免感慨良多。

自然法與習俗法的兩難是古典政治世界最為重要的悲劇來源之一。在古希臘著名悲劇家索福克勒斯的筆下，底比斯的國王克裡昂以護衛城邦之名，決意将安提戈涅因反叛而戰死的哥哥暴屍在野，并拒絕了她順應神意将其埋葬的請求。安提戈涅對城邦的習俗立法進行了深刻的控訴，在石洞中自缢而亡。随後，克裡昂的兒子為安提戈涅殉情，妻子憤而自盡。故事的最後，克裡昂最終認識到——“凡人都逃脫不了注定的災運”。

在西方的悲劇叙事裡，“安提戈涅之怨”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立法與城邦立法之間無法調和的巨大鴻溝，展現了城邦護衛者的理性與道德在命運的偉大悲怆面前無可奈何的微末存在。對于克裡昂而言，他最終所作出的艱辛選擇無非是為了護衛最起碼的城邦精神——反叛者必須受到懲罰——這是最為基本的習俗法，否則城邦可能陷入無序與混亂。然而他所同時踐踏的是一種更具普适性、更易于為人所接受的自然法——埋葬親人的權利——無論生前鑄下怎樣的大錯，死後得到安息是一種絕對的自然正當，更是神喻的囑意，任何習俗性的城邦立法都不應僭越。克裡昂無疑是保守的，他決意堅守自己作為城邦護衛者的身份與責任，直面自然法的批判與道德的煎熬。最終，安提戈涅通過個體的死亡，為這一城邦理由與個人權利、自然法與習俗法的終極沖突作了了結，結束了纏繞于克裡昂靈魂深處的兩難。

幾乎完全相同的叙事，出現在東方上古時代的神話故事裡。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陳塘關的護衛者李靖在故事的最開始就面臨着與克裡昂完全同質的道德兩難。在哪吒呱呱墜地的瞬間，額頂的魔性印記已經明确宣告了其注定的悲劇命途。是履行護衛者責任、順應百姓意願鏟除這一城邦禍根？還是擔負起父親的名義、護下自己的惡犢，期待奇迹的降臨？一切完全在李靖的一念之間。

相對于克裡昂，李靖所面對的習俗法更為複雜：較為顯性的一層，是陳塘關百姓所構築的城邦政治，這一群體自始至終視哪吒為城邦的亂源，希望除之以絕後患。而較為隐性的一層，是始終沒有明确勾勒但貫穿全劇的天庭政治。看似代表着終極價值，然而不過是習俗的人間政治在上天的映像，人世間的爾虞我詐、污泥混流在天庭應有盡有。元始天尊無法代表上帝，奪雲而出的閃電也絕非最後的審判。如果天庭就意味着正義，就不會有龍族和豹族的不公，就不會有哪吒和敖丙的命途錯置。

對于李靖而言，民意的怨念無時無刻不在沖擊自身的執政合法性——愛民還是害民？來自天庭的終極審判無時無刻不在考驗自身的價值信仰——降妖還是養妖？較之于克裡昂，這兩重習俗法更加令人無力抵抗。在艱難的道德選擇面前，李靖以極大的勇氣、魄力和自我犧牲精神擁抱了自然法，決意以凡人之力與上天注定的命途對抗。李靖的策略主要有兩方面：其一，充分用足三年的糾錯時間，用人間的大愛包裹哪吒，嘗試祛除其身上的魔性；其二，如果第一項失敗，則通過與哪吒互換符咒，以自己的命途換取逆子的命途。事實很快證明，李靖将一切想得太過簡單，被注定的個體命途怎能如此輕易得到救贖與垂憐？然而李靖的革命主義體現在，他沒有像克裡昂那樣選擇護衛城邦習俗、将結束兩難的壓力推脫給安提戈涅，而是堅定地選擇為自然法獻祭，甘願自己跪着求每一戶百姓，自己承接來自天庭的懲罰，将結束兩難的壓力置于自己的生命之上，隻要孩子能夠留存。

或許是東方神話與西方悲劇對于叙事的偏愛有所不同，盡管分享着同質的兩難，然而故事的結局倏然迥異。在電影的最後，《哪吒》毫無意外地回歸于東方傳統，再次将自身投向觀衆更易于接受的浪漫主義淵薮。作為一名一輩子降妖除魔、勤勤懇懇的順臣，李靖自然是無法逆天行道的，然而哪吒可以。面對最終到來的末日審判，哪吒用兩句話将糾纏于父輩的道德兩難一氣貫通：第一句——“我自己的命自己扛！”從而将兩難的客體從父親的肉身轉回自己的肉身。第二句——“我命由我不由天！”以滿腔的熱血融化了籠罩于穹頂的千裡冰封，以敢于質疑并挑戰一切權威的革命主義動能，徹底宣告了自然法偉大而決絕的勝利。

哪吒受孕于天地靈氣、誕生于混元珠，與天庭政治、人世煙火自是絕緣，自始至終都體現出一種對習俗法極為跳脫的無視與拒斥。自影片開始，哪吒就與盲目、武斷而易受蠱惑的城邦百姓保持着一定的距離，而對于那些來自于天庭的奴役利器——乾坤圈、混天淩、青銅守衛、山河社稷圖甚至最後的纏繞周身的天雷，哪吒骨子裡更是滿滿的戲谑與厭棄。不受拘束的自然法是哪吒唯一的信仰，兩難的道德抉擇在這個絕緣于周遭的幼小靈魂深處，其實從未成像。

最後，讓我們重新回到索福克勒斯的希臘悲劇。文藝複興以來，在西方古典政治的主流價值裡，安提戈涅勇敢埋葬哥哥的行為被廣為稱頌，而克裡昂則成為了壓迫命途、違抗民意的不公者。然而，克裡昂實際上與安提戈涅一樣，不無道理、不無道德，黑格爾、德裡達等很多學者在哲學上為克裡昂平反，說他是為了照顧“全國的幸福”。按照古典政治世界最富争議的“國家至上”信奉者尼科洛·馬基雅維裡的說法，這乃是源自一種更高層次的“必需”，“一名君主的最大美德在于無涉于任何價值判斷，一心一意護衛國家，實現偉大的城邦政治。即便再怎樣面臨颠簸的命途不幸，永遠不要畏懼任何道德深淵，要高高興興地跋涉穿行于污穢之中，開河築壩來同命運的洪流抗争。”正如德國著名史家邁内克所言，“必需鞭打和損傷命運，勇敢和殘忍總會更接近成功”。

在命運面前，克裡昂與李靖選擇了護衛不同的法則律令，各自也都尋找到了擊退道德兩難、抵禦諸神沖突的正當路向。然而命途流戲、兜兜轉轉，從不同的門裡走出，最終手裡捧着的卻是幾乎同樣的苦釀。在任何一場關乎城邦命途的道德選擇裡，護衛者的決斷都足夠審慎、都值得敬畏。如果真正理解了這種兩難，我們便不會輕易地對克裡昂或陳塘關的百姓心生恨意，也不會無由地肯定任何絕非必須的反叛。借用耶魯大學斯特林教授唐納德·卡根2005年在傑斐遜講壇《為曆史一辯》演講中的一句話作為本文的結尾，“它使我們的情感起伏波動，使我們的心靈警覺冷靜。我們由是成為更深刻的個人和更明智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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