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一百年間，中國文明探源取得了長足進展，學術界對很多問題有了一定的共識。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意識到，文明起源是一個社會不斷複雜化的過程，且有階段性。距今五千多年前，西陰文化的崛起和大規模擴張造成了廣大地區的文化融合與文化整合，中國東部很多地區邁出了文明起源過程的決定性一步。距今七八千年前，裴李崗文化的崛起也曾影響廣大地區，形成了中國東部地區第一次大規模的文化接觸和文化碰撞。

　　興隆窪文化的興起

　　距今10000年前後，中國東部的不同地區出現了新石器化的迹象。在華南，湖南省道縣玉蟾岩遺址、江西省萬年縣仙人洞遺址發現了古栽培稻線索。在華北，北京市門頭溝區東胡林遺址發現了粟作農業的證據。因此，形成了南北兩個農業起源中心的基本格局。文化面貌也出現一系列相應變化，出現了陶器、磨制石器和定居等。距今9000年前後，豫中地區分布有賈湖文化。目前發現的賈湖文化遺址，除了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以外，還有長葛市石固遺址、新安縣荒坡遺址、渑池縣班村遺址、鄧州市八裡崗遺址等。其主要器類組合為雙耳罐、雙耳溜肩壺、角把罐、方口盆、直口平底缽等。

　　距今8000年前，有一類之字紋的筒形罐遺存進入華北地區。這一時期，西遼河流域出現了興隆窪文化，以之字紋筒形罐為特色。興隆窪文化的之字紋筒形罐以豎刻橫排之字紋為主，而河北省中南部諸遺址發現的之字紋筒形罐均飾橫刻豎排的之字紋，說明其可能并非源自興隆窪文化。在北方地區，應該另有一種以橫刻豎排的之字紋筒形罐為特色的文化存在，這一支文化可能才是年代較晚的同樣以橫刻豎排之字紋筒形罐為特色的富河文化的源頭。這類之字紋筒形罐的南進，或許與興隆窪文化興起後受其擠壓有關。以橫刻豎排之字紋筒形罐為代表的文化南下進入河北省境内，并與分布在冀南一帶的磁山文化攜手進入豫中地區，推動了賈湖文化轉化為裴李崗文化。

　　到目前為止，被判定為裴李崗文化的遺址有160多處，分布範圍大緻覆蓋了河南省全境。經過考古發掘的裴李崗文化遺址約20處，代表性遺址有賈湖、裴李崗、唐戶、石固、莪溝北崗、水泉、沙窩李和瓦窯嘴等，基本上集中在豫中地區。裴李崗文化的居址與墓地的文化面貌有較大不同，居址的陶器有盆、罐、缽、碗、缽形鼎、罐形鼎和盆形鼎等；墓葬中的陶器以雙耳壺占絕大多數，另有少量缽、罐、缽形鼎和盆形鼎等。陶器以泥質紅陶為主，器表以素面為特色，有少量篦點紋、篦劃紋、網繩紋、乳釘紋、花邊紋等。裴李崗文化幾乎繼承了賈湖文化全部的器類組合，具體器形則有一定的改造，賈湖文化無疑是裴李崗文化的直系源頭。裴李崗文化的三足缽不見于賈湖文化，應該來源于磁山文化，篦點紋、篦劃紋與北方的之字紋筒形罐文化系統有關。

　　裴李崗文化的擴張

　　裴李崗文化早期也呈現出明顯的南進态勢。彭頭山文化是分布于南嶺一帶的甑皮岩文化逐步向北到達洞庭湖地區之後形成的，這樣的長距離文化遷徙可能與新石器化有關。這些最早的農夫從南嶺一帶的山區來到洞庭湖西邊适宜農耕的澧陽平原，并在這裡定居下來。裴李崗文化的典型器類雙耳壺等出現在彭頭山文化中，這是裴李崗文化南進的确切證據。距今7600年前後，皂市下層文化進入洞庭湖地區，将原本分布在這一帶的彭頭山文化擠壓到鄂西三峽一帶，形成了城背溪文化。距今7000年前後，湯家崗文化進入洞庭湖地區，迫使皂市下層文化退出這一地區，并促成鄂西三峽的城背溪文化轉化為柳林溪文化。

　　裴李崗文化形成後，對豫北冀南地區的磁山文化構成了持續影響，分布在這一帶的磁山文化遺存中出現了裴李崗文化典型的小口雙耳壺。到了裴李崗文化晚期，磁山文化基本上退出了豫北冀南地區。

　　黃河下遊地區分布着後李文化，器類以侈口深腹無鋬圜底釜為特色。這一時期，淮河下遊分布着順山集文化。順山集文化中多見與後李文化類似的圜底罐，也能見到裴李崗文化的典型器類雙耳壺等，但都是兩種文化同類器物的較晚形态。因此，可以認為順山集文化是後李文化與裴李崗文化争奪這一地區并融合形成的一種考古學文化。距今7000年前後，順山集文化蛻變為雙墩文化。長江下遊地區以圜底釜為特色的馬家浜文化，也應該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的。

　　裴李崗文化早期主要進行南北方向的交流，到了晚期，東西向的文化交流成為基調。裴李崗文化中晚期，向西拓展，進入關中地區，與老官台文化接觸。老官台文化早期主要存在于陝南地區，中期進入關中地區，以白家莊為代表的遺存中出現了大量的三足缽等與裴李崗文化有關的器類，晚期則向西到達關中西部和隴東地區。典型的裴李崗文化因素，例如假圈足碗和壺等，進入關中地區，成為老官台文化轉化為半坡文化的動因。同時，裴李崗文化也向東發展，使得黃河下遊地區的後李文化向北辛文化轉化。随後，老官台文化向東推進，淮河中遊地區的雙墩文化崛起，對中原地區造成擠壓，裴李崗文化走向衰落。（蔡金英：《裴李崗文化：中國文明的奠基》，科學出版社2022年版）

　　從文化譜系揭示的文化變遷過程大緻可以看出，這一時期中國東部地區已經有多種考古學文化，主要分布在從山區向平原過渡的淺山低地地帶。不同考古學文化所代表的族群之間存在密切的互動，甚至有生存空間的争奪，也出現了不同文化接觸、碰撞之後的文化重組。遼河流域的文化變遷是這一系列文化變遷的先聲和動因，但地處中原地區的裴李崗文化無疑是最為活躍的一支文化。它四面出擊，成為這一時期文化接觸、溝通、碰撞和融合的樞紐，造成了中國東部地區第一次大範圍的文化整合，奠定了中華早期文明的基礎。

　　生業、技術與社會分工

　　内蒙古自治區敖漢旗的興隆溝遺址位于西遼河上遊，屬于興隆窪文化，出土了大量炭化農作物遺存，應屬于栽培作物進化過程中的初期品種。在磁山文化、後李文化和老官台文化中，都發現了粟或黍的遺存。裴李崗文化的典型特征，包括磨盤、磨棒這類糧食加工工具在内，幾乎每個遺址都有發現。另外，還發現有骨耜、石鐮等耕種和收割工具。根據賈湖遺址的動植物遺存情況，可以發現這一時期人們的主要食物來源是采集和漁獵，稻谷種植僅是輔助性的生産活動。（趙志軍、張居中：《賈湖遺址2001年度浮選結果分析報告》，《考古》2009年第8期）在彭頭山文化中發現的較多水稻遺存，尚殘留有野稻基因，表現出非籼、非粳、非野生稻的過渡性特征，具有正在馴化過程中的特點。

　　制陶成為一種普遍的手藝，骨錐和骨針等縫紉手工工具也很常見。西遼河流域的興隆窪文化中，玉器成為一種重要的裝飾品。考古學家蘇秉琦提出：查海玉器解決了三個問題，一是對玉材的認識，二是對玉的專業化加工，三是對玉的專用。社會分工導緻社會分化，所以是文明起步。（蘇秉琦：《文明發端，玉龍故鄉——談查海遺址》，載蘇秉琦著《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遼甯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伴随之字紋類平底筒形罐文化南下，玉器工藝也進入中原地區。

　　這一時期的聚落普遍采用建造房屋定居的方式。不同地區的房屋，其形制有所不同，有地面式、半地穴式、幹欄式等，平面大多為不太規則的圓形或者圓角方形，普遍為單間房形式。随着農業的出現，天文學逐漸萌芽。随着房屋建築和村落的出現，文字、數學、幾何、測量、規劃和工程也開始起步。賈湖遺址出土了多個刻劃符号；與龜甲伴出的石子，大多8個一組。這不僅說明其産生了數的概念，可能也表達了一定的抽象哲學思想。

　　興隆窪文化中有少量居室葬，一些人死後埋在房子内。他們的随葬品比較豐富，往往随葬玉玦、玉匕之類的玉器，說明這些死者的身份不同尋常。賈湖遺址有些墓葬出土有骨笛、龜甲和石子等，應該是施行巫術的道具，墓主人的身份應該是巫。早期的巫可能兼有醫術、宗教等多種職責，是村落中最有威望的人。

　　聚落反映的社會性質

　　由多個房子組成村落，是這一時期聚落的基本形态。内蒙古自治區林西縣白音長汗遺址的興隆窪文化聚落，分為兩個并立的環壕，每個環壕内有成排的房子，中心區域往往有較大的房子，它們各有自己單獨的墓地。遼甯省阜新蒙古族自治縣查海遺址的興隆窪文化聚落也呈現清晰的兩分結構，外圍有環壕，聚落中部是墓地，面積約500平方米，清理出10座墓葬、2個祭祀坑、1處龍形堆石遺迹。揭露面積較大的裴李崗文化聚落，往往也呈現出這樣兩分的結構。裴李崗墓地的墓葬分為明顯的兩個墓區，兩個墓區中間有較大空地。河南省郏縣的水泉墓地不僅分為兩個墓區，而且兩個墓區中間的空地中還有一個較大的燒土坑及一系列較小的灰坑，或為祭祀坑。河南省新鄭市唐戶遺址的居住區，也呈現明顯的兩分結構。

　　與民族志材料類比可知，這類聚落形态反映的就是南美的偶族、北美的胞族或者澳大利亞土著的婚級組織，與中國古代文獻類比，就是姓族。姓族是比氏族更古老的親族組織，村落中兩部分人長期互相通婚，形成穩定的兩分結構或者兩合組織。這樣的社會尚未形成具有裂片屬性的氏族、世系群或宗族，不宜稱為部落。那種将人類社會劃分為遊群、部落、酋邦、國家的進化模式，并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也未必符合世界其他地區的實際情況。即便一定要把這樣的社會命名為部落社會，至少要明白，這個時代的親族組織是姓族而非氏族，私有觀念尚未形成，社會權力隻是在醞釀中。

　　綜上所述，距今七八千年間，中國東部地區發生了第一次大範圍的文化遷徙、文化接觸、文化碰撞，奠定了基本的文化格局。這一時期新石器化已經相當深入，在農業、手工業、建築技術等領域取得了長足進展，在文字、科學、藝術、宗教等意識方面也已經起步，甚至出現了一定的社會分工，積累了豐富的文化成就。但是，親族組織仍處在姓族階段，沒有出現氏族這類具有裂片性質的、反映私有觀念的親族組織。這樣的社會并不适合稱為部落，将其稱為“村落”，應該是比較客觀的。

　　（作者系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教授、中國考古學會理事）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餘西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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