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41期，原文标題《鄭克魯：法蘭西文學的信使》，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他的想法，活着要給世人留下一點有用的東西，這就是他翻譯的作品。”

記者/艾江濤

翻譯家、文學史家鄭克魯。他為我們留下了1700多萬字的法國文學翻譯

“法蘭西的一流作品譯完了”

9月20日晚，翻譯家鄭克魯在上海一家醫院走完生命最後的旅程。住院那段時間，他的學生、上海師範大學教授朱振武大都陪伴在旁。“走得很突然，他的生病和一般人不一樣，沒有多少痛苦，也沒有多少畏懼。”他還記得，今天6月，在“非洲英語文學史”的項目開題上，老師還在線下會場做了激情洋溢的演講。

“他的想法，活着要給世人留下一點有用的東西，這就是他翻譯的作品。”讓朱振武驚訝的是，在生命的最後兩年，一向以法國文學翻譯為主的鄭克魯，竟翻譯完成《雪萊全集》，一個在很多人眼裡以一生完成都不為過的成績。

鄭克魯去世的消息傳來，《世界文學》雜志主編高興，特意在朋友圈發出鄭克魯在1977年雜志複刊号上發表的第一篇翻譯作品，巴爾紮克的短篇小說《長壽藥水》。從那時起，鄭克魯在40多年時間裡，為人們留下了包括《茶花女》《悲慘世界》《高老頭》《紅與黑》《神秘島》《法國詩選》《法國名家散文選》《法國名家短篇小說選》在内的1700多萬字法國文學翻譯作品。已過世的學者謝天振在《鄭克魯教授印象記》一文中曾提到，鄭克魯譯著總字數甚至已經超過傅雷、許淵沖、郝運三位著名法語翻譯家譯作字數的總和。

鄭克魯的曾祖父，是晚清著名思想家、《盛世危言》一書作者鄭觀應。一次訪談中，鄭克魯談起這位著名的曾祖父，曾說自己的寫作能力也許跟他有點因緣。上中學時，鄭克魯最感興趣的是俄蘇文學和法國文學。1957年，他最初報考的是北京大學俄語專業，可受當時中蘇關系惡化影響，北京大學那年不招收俄語專業學生，他隻好改報法語專業，從此與法國文學結緣。大學畢業後，恰好趕上中國社科院外文所首次招收研究生，鄭克魯跟随李健吾攻讀法國文學，畢業後留所工作，正式開啟法國文學研究之路。

當時的社科院外文所，名家荟萃，李健吾、卞之琳、馮至、錢锺書等一批精通外國文學的著名作家，多已轉入文學研究與翻譯。詩人卞之琳，也是英語詩歌的重要翻譯者，曾告訴鄭克魯“年輕人也要搞一點當代文學”，這也為他後來将畢生精力投入到當代文學的研究與譯介埋下了種子。

1969年，外文所被集體下放到通縣、十三陵、信陽和壽縣等地。正是在那段時間裡，鄭克魯将一本有2.6萬詞彙的法語詞典，反複背誦了兩遍，并閱讀了大量巴爾紮克的小說。現年85歲的翻譯家金志平，當時和鄭克魯都是外文所的青年研究者，在電話中向我回憶起那段時光：“我記得我們下放的時候，有時候在一起下象棋，他記憶力很好，閉着眼睛下盲棋，我們好多人都下不過他。他的愛好是下象棋，喜歡那些動腦子的事情。”

鄭克魯最初的翻譯，多與金志平合作完成。1973年，中國剛加入聯合國，急需一批世界各國的曆史著作。外文所接到一個任務，翻譯法國人莫裡斯·布羅爾的《荷蘭史》，起初找的人是羅大綱。“羅大綱先生大概沒時間，後來就委托我和鄭克魯翻譯，他翻譯一半，我翻譯一半，就翻譯出來了。”金志平回憶。

兩人的翻譯受到羅大綱的表揚，第一次合作愉快，他們又開始一起翻譯巴爾紮克的短篇小說，便是後來發表在《世界文學》複刊号上的作品，鄭克魯翻譯的是《長壽藥水》，金志平翻譯的是《改邪歸正的梅莫特》。後來，兩人決定一起翻譯一些長篇，考慮到法國小說家喬治·桑的小說傾向于平民，比較進步，而且很少為人所注意，便商議一起翻譯她的長篇小說《康素愛蘿》。金志平對當年的合作場景依然記憶猶新：“那會兒先把翻譯中出現的名字統一好後，各翻各的，他翻譯得比我快，總是要等我。《康素愛蘿》分為上下兩部，差不多五六十萬字，他的部分最多翻譯了一年時間，翻譯完後，就去法國進修了。我翻譯得慢一些，最後全部出來差不多花了兩年時間。”

鄭克魯的法國文學翻譯中，小說之外，法語詩歌頗為值得關注。在2018年寫作的《我與法國詩歌的因緣》一文中鄭克魯回憶，正是從1980年年底起在法國進修的兩年間，他開始大量搜集法語詩歌作品，預備将來翻譯。回國後，由于忙于各種事情，直到80年代末，他到上海師範大學給學生開設“法國詩歌欣賞”課程時，才開始陸陸續續地翻譯。從最初的《失戀者之歌——法國愛情詩選》《法國抒情詩選》兩本小冊子，到後來三卷本的《法國詩選》，鄭克魯幾乎翻譯了法國中世紀以來直至20世紀所有重要詩人的代表作品。

翻譯家、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郭宏安，從讀書時便開始關注法國詩人波德萊爾，後來還翻譯了他的全本《惡之花》和散文詩《巴黎的憂郁》。郭宏安到外文所時，鄭克魯已離開那裡，兩人私下并無太多交往，但郭宏安感覺到，鄭克魯翻譯詩歌的基本觀點，和自己差别不大。“與英文不同，法語與中國漢字間有一定聯系，一個詞一般都是兩三個音節，法文的一個音節相當于一個漢字，我覺得用中國語言的節奏或韻律，基本可以把法國詩的味道體現出來。比方說，最标準的法文詩就是十二音節詩——亞曆山大體。法文詩的十二音節可以用十二個漢字翻譯出來，形式上完全可以對應起來。我的觀點與梁宗岱先生基本一緻，他翻譯十二音節詩，基本上就是十二個漢字。這一點對法文格律詩很重要，波德萊爾的詩全是格律詩，現在大部分譯者不太重視這點，我覺得鄭克魯的觀點與我基本一緻。”郭宏安說。

法國作家波伏瓦的著作《第二性》，鄭克魯所譯為數不多的理論著作，他也因此獲得第四屆傅雷翻譯出版獎

巧合的是，2012年，鄭克魯和郭宏安一起獲得第四屆傅雷翻譯出版獎。鄭克魯當時的得獎作品是法國作家波伏瓦的代表作《第二性》。談到網上一些讀者對于這個譯本比較生澀的反饋，翻譯家，也是當時評委之一的餘中先特别指出：“我反倒認為，波伏瓦的原文就是那麼生澀，不可能在譯文中改變這一風格。而且，要知道，鄭克魯先生翻譯的很多法國小說和詩歌是不生澀的。”

朱振武向我比較鄭克魯與傅雷譯文風格的不同：“傅雷先生能把原文化成很好的漢語，你能從他的譯文中看出原文的句型句式，但不影響閱讀，也非常好；鄭克魯先生的譯文則化得更徹底，更直白，更易讀，各有特點。”隻是有時，鄭克魯也會特意在譯文中加入一些生僻的詞，比如在《悲慘世界》中，他特意用“恫瘝在抱”，形容福來主教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這種陌生感，在朱振武看來正是其翻譯理念的體現：“要有新的表達，讀者不光了解故事，而且學會了新的詞。”

“他翻譯作品，選擇兩種，一個是名流大家，一個是沒有翻譯過的，二流作品是不翻譯的，所以他說他把法蘭西的一流作品已經翻譯完了。”朱振武說。隻是，這種理解與鄭克魯成長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翻譯家袁筱一在訪談中便說：“鄭老師翻譯他認為是‘一流’的作品，他對‘一流’的評價是比較古典的評價，包括已經成為經典的19世紀現實主義作品和浪漫主義作品。”

用一生書寫法國文學史

翻譯家之外，鄭克魯還有另外兩個重要身份：文學史家和教育家。研究和翻譯，對他來說，是一個硬币的兩面。在一次訪談中，鄭克魯便談道：“我是文學研究出身，所以我的翻譯對象更傾向于選擇優質且未譯過的文學作品。……翻譯與研究是相輔相成的。研究能指導翻譯對象的選擇，且有助于寫出高質量的譯本序言。20世紀80年代至今，我的研究往往是在給自己的譯本作序或應其他譯者之約作序時展開的。”

在上世紀80年代風起雲湧的外國文學思潮中，鄭克魯在翻譯之外，承擔了大量的叢書編選與文學史寫作。1980年，厚厚四大冊、收錄了1000多部世界各國文學經典名著内容提要的《外國文學作品提要》，還有四大卷八大本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在讀書界造成了巨大影響。正是從那時起，許多讀者包括寫作者才接觸到意識流、超現實主義、黑色幽默、存在主義、新小說等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各種思潮。

鄭克魯正是這兩套書的四位編者之一，并翻譯了其中好幾篇法國文學作品。金志平向我回憶，“袁可嘉先生專門研究西方現代派，他是一個專家，人家就請他做主編，另外找了幾個副手，董衡巽、鄭克魯、金子信，總共四個人。當時外文所的任務很多，比如《大百科全書》裡面的條目，外國名作家傳記，大的項目大家都要參加”。

幾乎在同一時期，鄭克魯還參與了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影響巨大的兩套叢書“春風譯叢”和“漓江譯叢”的編輯。1980年，應漓江出版社主編劉碩良的邀請，鄭克魯夫婦一起到桂林，幫助策劃後來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他不但很快敲定第一輯中10本的篇目，找好了譯者，而且承擔了其中一本長篇小說《蒂博一家》的翻譯。

鄭克魯的文學史寫作，始于上世紀70年代他與柳鳴九、張英倫等人合編的《法國文學史》。七八年的編寫過程，讓他對法國中世紀文學、文藝複興時期文學、古典主義文學及19世紀文學有了深入了解，研究成果便是1982年出版的《法國文學論集》。1984年，鄭克魯到武漢大學任教後，文學史的寫作更成為輔助教學的題中之義。于是，《法國文學縱橫談》《現代法國小說史》《法國詩歌史》等一部部作品接連問世。對鄭克魯來說，意義最為重大的無疑是他以數十年研究功力，在2003年獨自撰寫出版的《法國文學史》。

在這本書的序言中，鄭克魯引用法國文學史家朗松《法國文學史·前言》中的一段話：“一部《法國文學史》應該是整個一生的完滿結局和後果。”比起以往的文學史寫作，鄭克魯這本獨自撰寫的文學史兼顧了學術著作和教科書的特點，既包含作家的詳細生平、創作道路、重要作品的情節介紹分析、作家思想與藝術特點等教科書的慣常叙述，也深入地分析了每個曆史時期的文學，詳細闡述每個文學流派的發展狀況。

《世界文學》雜志法語文學編輯趙丹霞，2017年在雜志上編輯發表了鄭克魯翻譯的法國人加布裡埃爾·德·吉爾拉格的《葡萄牙情書》。她告訴我，《法國文學史》便是她日常工作中的工具書，不但許多重要作品的故事梗概介紹詳細全面，創作思想與藝術特色也總結到位。

“他的《法國文學史》《法國詩歌史》，那麼厚一本，你會覺得寫得像故事一樣。為什麼呢？那是建立在詳細閱讀、仔細翻譯之上才寫的東西。他寫《法國詩歌史》，是在通讀了法國詩歌之後才寫的，不像一些國内文學史，某種程度上有編寫的味道。”讓朱振武記憶深刻的是，老師對于文學作品乃至法文詞彙的谙熟。讀博期間，有一次他在翻譯一首法文詩歌時，發現幾個詞在字典上查不到，便去老師辦公室請教。“鄭老師拿過來以後，就說這兩個詞普通字典上沒有，它是什麼意思，熟得不得了，而且拿過來在我的打印稿上直接翻譯，合轍押韻。”

在朱振武眼中，老師雖然是一個少言寡語的人，但有時也很有趣。2000年，鄭克魯、孫景堯兩位老師帶着朱振武和陳義海兩位博士生，一起從武漢到廣州、深圳等地做調研。一次，大家買了一盒巧克力打算在包廂裡吃，後來發現找不到了。鄭克魯以為有人藏了起來，讓大家把行李箱都打開查了一遍方才作罷。“有的時候，他會像小孩一樣執着于一個問題的答案。”

退休後，鄭克魯和夫人、英語文學翻譯家朱碧恒依然堅持每天到辦公室工作，到了晚上才回去。他們每天拉着一個裝滿書稿的拉杆箱，在校園攜手相伴的情景，被一些過往師生記錄下來。回想起來，這一無法複現的校園風景，依然讓朱振武印象深刻，“尤其是那個背影，很動人”。

（感謝高興、趙丹霞兩位老師對本文采訪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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