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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拍抗癌家庭,會感知怎樣的人生冷暖?
由陶濤、張琪、秦博、範士廣4位導演共同創作的紀錄電影《人間世》将于全國上映。影片作為醫療題材作品,聚焦抗癌家庭,用鏡頭記錄下他們的故事。二孩寶寶剛出生的媽媽許烈英被告知生命快要走到盡頭、被醫生告知需要截肢保命的王思蓉,癌症給她們和家人帶來了極大的痛苦。
在無情命運裡,“愛”的種子仍在向陽而生。在經曆過迷茫、掙紮和痛苦之後,她們和家人都選擇以愛和溫暖治愈彼此。
日前,《人間世》導演秦博、範士廣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分享了拍攝抗癌家庭的經曆與感悟。
抗癌家庭“創傷後的成長”
《人間世》電影背後,主創團隊接觸到的每個抗癌家庭的故事,都是緊緊圍繞“痛和愛”而書寫的命題。
紀錄電影《人間世》導演、監制陶濤曾表示,癌症患者的生命質量是很低的,而他們的家庭其實是“隐秘的病人”,生命質量也很低,“他們都面臨一個問題,就是疾病帶來的創傷、應激”。
陶濤指出,電影聚焦展現的兩個家庭,表現出了積極的态度,“他們完成了一種創傷後的成長”,在此過程中收獲了愛,重新審視了自己跟家人的關系、跟世界的關系。
一位患癌症的母親,所展現出的堅強、隐忍和付出,深深觸動了主創團隊。
範士廣說,當時這位母親即将臨盆,而病痛也在嚴重折磨着她。這位母親拒絕了打止痛針的建議,因為這可能會傷到孩子。她選擇硬忍着劇烈的疼痛——“然後我們那天陪着她整整坐了一個晚上”。
孩子出生了,哇哇大哭。一個新生命的降臨本該值得歡喜,然而剛生産完的母親,緊接着要繼續開始接受會診。在現場,看到患者病變的器官,範士廣說自己都被吓到了:“那一刻,你就會理解為什麼她會那麼疼。”
秦博介紹說,有一對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将女兒留在老家請奶奶照顧。當女兒确診癌症後,她媽媽原本的生活就摁下暫停鍵,立即把生活重心從打工轉變為陪女兒治療。原本有些疏離的母女關系,也漸漸發生改變。
秦博看到,兩個人是逐漸打開心裡那扇門的。
“我們作為旁觀者,一點一滴地見證了這個過程,我們會看到母親去找那些能給孩子講的繪本——其實這個繪本對于女孩的年齡來說,已經有些過時了。但是母親似乎就是想從頭再來,把這些東西再給她孩子講講,跟孩子聊天。”
秦博說,在外人看來,母親也許不善表達,不太會“哄人”,但是她十分努力照顧與陪伴女兒的樣子,戳中了在場所有人,“在病房當中,有大量的時間你能聽到母女兩個人的歡聲笑語”。
抛去堅硬的社會性外殼看人性
作為紀錄片從業者,範士廣這幾年拍攝了很多大家眼中“艱難的時刻”,比如抗癌家庭,疫情下的武漢。
2020年年初,範士廣在武漢待了28天。近一個月的時間,他與團隊采訪了上海援鄂醫療隊的近百位醫護人員,記錄下隔離病房裡的瞬間,視頻素材3萬多分鐘。
記者出身的範士廣曾奮鬥在深度報道一線,而紀錄片與流動性強的新聞拍攝方法不太一樣,需要“蹲守式拍攝”——深耕一個地方,去觀察、熟悉、體驗、記錄,最後得出自己的觀察結果。“通過蹲守式拍攝,才能和所有的醫護人員、病人建立緊密聯系,對這裡的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和疫情的關系有比較深刻的認識”。
“我們一定不是為了讓你去擠幾滴眼淚、感受到人間疾苦,才讓你進電影院的。”範士廣認為,每一次記錄“艱難的時刻”,不是為了“賣慘”,而是“希望把堅硬的社會性外殼抛去”,讓觀衆能看到人性,看清楚一個人的秉性和德性。
“我們做《人間世》紀錄片的一個底層邏輯是:我們拍攝是出于一個本真的人對另外一個人的關心,而不是出于導演為了接近和拍攝他的目的。”範士廣表示,陪伴關系貫穿于拍攝紀錄片的過程,有的患者家屬會協助導演舉着采音設備;而攝像師也會主動幫年紀尚小的患者洗頭。
作為社會紀實類紀錄片創作者,秦博時常會考慮“職業倫理”的難題,尤其拍攝對象是癌症患者和家人,這不免令觀衆産生“殘忍”“冷漠”之感。
“我們常會遇到,拍攝對象有一個心願,又非常缺少幫助。這種情況下你是不是也要摒棄拍攝者身份,進入到他們的故事中,進行一個深度的勾連?這個點和度又在哪裡?”癌症患者與家人“完成心願”的時刻,出現在《人間世》電影中,秦博也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在長久的陪伴中,當他們意識到記錄本身的意義時,他們一下子成為我們的一員,我們也成為他們中的一員,這時候倫理性的困境仿佛就被打破了。”秦博說。
有一種力量撥動我們的心弦
範士廣也坦承,作為《人間世》的導演之一,有時候,自己的出現會讓别人回憶起不好的往事,這讓他感到遺憾。
一位癌症患者拍攝對象去世半年後,範士廣和另一位導演再次去看望其家屬,請對方吃了一頓火鍋。上菜後,那位家人沒有說一句話,一直低頭吃。過了許久,他把筷子放在碗上,對兩位導演說:“不好意思,我一看到你們,就想到了過去。”并且告訴他們,如今過日子經常需要靠不停刷短視頻才能打發掉漫長的時間。
那一刻,範士廣突然意識到,雖然他們本意是想去看望他,但到訪本身可能是一種打擾。
分别時,那位家屬下車前和範士廣握手。範士廣說:“我們珍重,彼此珍重。”他看着對方背影一直走遠——“那時候我意識到,我們這輩子可能不會再見面了”。
“這個職業挺難的,太沉重了。”範士廣說,《人間世》電視紀錄片第二季播完的那天晚上,他給自己做了一頓飯,然後睡覺夢見“臉上的腫瘤被切掉了”。
頗有隐喻感的夢境,令範士廣感歎:“那算是一個心理上的釋放,這幾年過來挺不容易的。”
秦博說,做社會現實類紀錄片經曆這樣的時刻,雖然是痛苦和難堪的,但是“又會有另外的力量撩動我們的心弦”,于是相信這份工作确實頗有意義。
過去幾年,在持續關注癌症患者和家庭的過程中,秦博發現,國内大衆對癌症的重視程度和理性選擇也是有變化的。
“前幾年《人間世》第一季剛出來,大家讨論的是不要忌諱去談‘生死’,讨論死亡觀的教育等。現在回頭看,四五年過去了,公衆對于這些談論的開放度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更多是基于理性的探讨。我覺得拍這部系列片對社會是有益的。”
結合自己的拍攝和創作經曆,秦博還特别提到,癌症的治療不僅是一個醫學問題,我們更應當看到疾病帶來的更複雜的社會問題,“醫學,有時候就是人學”。
在秦博看來,癌症晚期患者家庭,會面臨艱巨的選擇,比如,是砸鍋賣鐵花光财産去拯救一個人不到一年的生命,還是不投入所有,但要面臨生命縮短的殘酷現實。
“這對于任何一個親屬來說都是非常困難的選擇,而且它不存在‘二元對立’的情況,選擇一定是對的或者是錯的。”
秦博感慨,作為癌症患者的主治醫生,所承擔的責任不僅是看病,還要與家屬做好溝通,緩解他們的心理負擔。
“醫生可以告訴家屬,選擇不同的方案,分别可以做些什麼?每種方案會帶來什麼樣的風險?”秦博覺得,“理性之下人的情感”尤為重要,盡量避免讓患者和家屬“陷入一種自我攻擊的狀态中”。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沈傑群 來源:中國青年報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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