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是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叢書，可以稱為中華傳統文化最豐富最完備的集成之作，它呈現了中國古典文化的知識體系，文、史、哲、理、工、農、醫，幾乎所有的學科都能夠從中找到源頭和血脈。此書由清代乾隆皇帝親自組織編修，叢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所以名為“四庫”。

鮮為人知的是，四庫修書的起因始自祖籍蕭山人朱筠。

誠懇待友，提攜後進，“士多因以得名”

朱筠天生神慧，才智超群，和兄弟朱珪“皆以能文有聲于時”，兩人先後考中進士，還同為翰林。朱筠曆官侍讀學士、安徽學政、福建學政等。

朱筠擔任考試官、學政十多年，為朝廷選拔人才。他誠懇待友，提攜後進，“汲引後進，常若不及”，常常稱人之長，掩人之過，後進之士多因他的稱許而得名。天下才士紛紛傾慕而來，求學之人裝酒的車多得道路為之堵塞。朱筠所到之處，跟随遊學的人常有百十人。“來學之士，一經誘誨，莫不争自濯磨，端品力學”，因為他的提攜幫助，許多學子成為學界名士，“士多因以得名”，時有朱門弟子之稱。朱筠的福建學政這一職務後由兄弟朱珪接任，一時還傳為盛事。朱筠離任時，福建才士扶着他的車轅送行，送了數百裡還不肯分手。

朱筠為人恬淡達觀，好客善飲，自比東漢名士李元禮、範孟博，家裡天天高朋滿座。“自早至夕未嘗無客，與客談笑窮日夜”，他們飲酒賦詩，切磋學問，“激揚清濁，分别邪正”，慷慨談笑天下事。他又喜金石文字，生平所過名山大川，無不尋訪摩崖舊刻，古刹殘碑，凡足迹可及之處無所不往，幽險皆至。

古代朝廷為訂誤正僞，校正經書，提供官定儒家經本，常有刊刻于石的做法。朱筠曾上書奏請仿照熹平、開成故事，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陳列于太學。後來朝廷也付諸實施。

舊本抄本，尤當急搜，軍機大臣力主開館

而朱筠的最大的功績是促成了《四庫全書》的編修。

清代統治者自入關後很重視搜集和編纂古代典籍，順治、康熙、雍正時期就編修過很多書籍。大清經過一百多年的勵精圖治，社會安定，國庫充盈，一片盛世景象。乾隆皇帝也效法前代帝王編纂修書，“以彰稽古右文之盛”，先後多次頒诏全國，征集天下遺書，要求各地搜集古籍彙送京師，以供審查、謄錄和收藏。

乾隆三十七年(1772)二月，乾隆皇帝發布谕令《谕内閣著直省督撫學政購訪遺書》，又一次征集圖書，“今内府藏書，插架不為不富。然古今以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采集，彙送京師，以彰稽古右文之盛。”谕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廣泛搜集前代遺書和本朝人的著作，“逸在名山”的著作也要盡數彙送京師。

對此，朱筠上奏《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折子》，對于搜訪、校錄書籍提出了四條建議：“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中秘書籍當标舉現有者以補其餘”“著錄校雔當并重”“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認為要抓緊搜集罕見的舊刻本和抄本，著錄與校勘并重，對于金石圖譜也要留心搜集。

其中，他提到了《永樂大典》的輯佚問題。

《永樂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廣孝等主持編纂，是一部集中國古代典籍于大成的類書。全書兩萬多卷，一萬多冊，約3.7億字，彙集圖書七八千種。此書在明代即有佚失，到乾隆時期已遺失缺失數千冊。

朱筠在翰林時，常翻閱前明這部《永樂大典》，發現“其書編次少倫，或分割諸書以從其類”，由此“臣請擇取其中古書完者若幹部，分别繕寫，各自為書，以備着錄”。翰林院所藏大典中有不少社會上已經失傳的珍貴典籍，朱筠奏請組織人員輯錄，那麼“書亡複存，藝林幸甚!”

乾隆皇帝對朱筠的建議很重視，他将這個問題交由軍機大臣讨論。

朱筠的人品才學，朝廷上下很欣賞，劉統勳就很賞識他，以為疏俊之士，文華殿大學士、軍機大臣于敏中也很贊賞。朱筠的這一奏議引起了争執。當時在軍機處的劉統勳認為這不是緊要政事，《大學士臣劉統勳等奏議為遵旨議奏事》中認為該學政的建議“毋庸再議”。而軍機大臣于敏中等大多官員則贊同朱筠的奏議，力主開館。

時值盛世，修一部大書，彰顯文治武功，并通過征書施行“寓禁于征”的政策，其實正合乾隆皇帝心意。經軍機重臣們複議後，乾隆皇帝就确定了修書事宜，派軍機大臣為總裁官校核《永樂大典》。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朝廷成立四庫全書館，館址設在翰林院，正式開始編修《四庫全書》。

博聞宏覽，才氣奇縱，朱筠、紀曉岚人稱“汲古之彥”

《四庫全書》編纂工程即由此啟動。

三月二十八日，乾隆發布《谕内閣傳令各督撫予限半年迅速購訪遺書》：“前經降旨，令各該督撫等訪求遺書，彙登冊府。近允廷臣所議，以翰林院舊藏《永樂大典》，詳加别擇校勘，其世不經見之書，多至三四百種，将擇其醇備者付梓流傳，餘亦錄存彙輯，與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統按經史子集編定目錄，命為《四庫全書》。”對于朱筠所奏将永樂大典擇取繕寫的建議，乾隆傳令各督撫予限半年迅速購訪遺書，以軍機大臣為總裁官，擇取繕寫大典不傳之書，整理各省征集上來的古籍，将所輯佚書與“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按經史子集編定目錄彙編，還把将來成書命名為《四庫全書》。

後來，乾隆皇帝又多次下發谕旨，責令各地督撫學政訪求遺書彙送京師。為了鼓勵獻書，又制定了獎勵辦法。乾隆皇帝還因江浙一帶人文淵薮，流傳典籍較别省為多，還特别傳谕江浙督撫，要求從速妥辦。

四庫全書館設有正、副總裁，總纂官、總閱官、總校官、纂修官，以及提調官、監督官、監造官等。全書館的最高職務是總裁和副總裁，多由郡王、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兼任，如劉統勳、于敏中、和珅等人就曾擔任總裁官，朱珪也是總閱官之一，紀曉岚則是《四庫全書》總纂官。全書館前後任命官員三百多人，可謂名人學士，荟萃一堂。此外還征用了大量的抄寫人員和勤雜人員。

朱筠與《四庫全書》的淵源，不僅是促成了四庫全書館的開館。他時任安徽學政，按照乾隆皇帝谕令，大力進行收書、獻書。他自己也是個藏書家，還把自己的私人藏書也獻了出來，《四庫全書》中收錄他的藏書十多種，三百多卷。後來，陰差陽錯，他還直接參與了全書的編修。

當時的四庫館彙聚了朝中重臣、學者文人三百多人，不乏碩學通儒，學界精英，有許多也是受朱筠學術影響的門生弟子。但四庫館也是安排貴青子弟以及被貶官員之所。對罪行輕微又富有學養的官員，乾隆皇帝往往以惜才心理，加恩調任到四庫館效力。于是，這些本以學問見長的官員也為《四庫全書》的纂修做出了貢獻。其中上奏《永樂大典》輯佚而導緻四庫開館的朱筠，因考生欠考捐貢事被免職。但乾隆認為朱筠學問尚優，加恩授翰林院編修，在四庫全書館行走，這樣他便直接參與了《四庫全書》的纂修活動。

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全書館大小官員、差役以及數千的抄寫人員，冒着酷暑寒冬，收集書籍、認真抄寫、精心校對，曆時十多年，終于編纂完成了全書。該書收錄圖書三千種，近八萬卷，共三萬六千多冊，約八億字，數量上是《永樂大典》的幾倍。

《四庫全書》成書後抄寫了七部，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淵閣、遼甯沈陽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河北承德文津閣、揚州文彙閣、鎮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珍藏。兩百多年來，文源閣本、文宗閣本和文彙閣本已蕩然無存，隻有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溯閣本和文瀾閣本至今傳世。

《四庫全書》規模之大，亘古未有，幾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傳世的經典文獻，是中華傳統文化最豐富、最完備的典籍總彙。

朱筠博聞宏覽，才氣奇縱，他的品學頗得朝廷上下欣賞，乾隆皇帝還曾評價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朱筠與《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曉岚交誼深厚，他們還是同科進士，會試揭曉第二天，還同在午門謝恩。兩人皆稱“汲古之彥”，在文苑堪稱齊名。紀曉岚在全書編修中表現卓越，被稱為“一代文宗”。朱筠去世後，紀曉岚非常悲痛，挽聯寫道：“學術各門庭，與子平生無唱和，交情同骨肉，俾予後死獨傷悲。”情同骨肉，情真意切。

四庫修書的起因始自這個蕭山人朱筠，他提出的《永樂大典》輯佚問題引出了《四庫全書》的編纂這一浩大工程。當然，《四庫全書》的編纂朱筠是一個直接原因，也是當時中國文化發展和清朝統治的需要。

“四庫全書自此始”，《清史稿·朱筠傳》中這麼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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