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國威語言?如果甄嬛穿越過來了，我們能交流嗎？，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沈國威語言?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沈國威語言

如果甄嬛穿越過來了，我們能交流嗎？

答案大概率是不能的。雖然甄嬛與我們使用的同為漢語，但是現代漢語與古漢語在詞彙、語法上已經大相徑庭。有人說，幾千年來，我們都是說漢語，聽漢語，沒有問題。‍‍但在語言學家、詞彙學研究者沈國威看來，如果把内容換成科學的常識，嘴上說得出，耳朵要能聽懂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了。“我們甚至可能和20世紀以前的社會精英，舉人呀，狀元們都沒法交流，為什麼？因為‍‍他們沒有科學常識，沒有一套表達科學内容的詞彙。”不說甄嬛，即使是20世紀初的社會精英如梁啟超，恐怕也難在新詞井噴的當下與我們順暢交流，他記錄讀書心得的“功課簿”，如今稱為“筆記本”，嚴複1903年的著名譯著《群己權界論》，早已被重譯為《論自由》。

每一天，更有無數新的詞彙湧現：他們或來自鄰國潮流，如“社畜”、“正太”、“年下男”；或來自網友自創，如“剩女”、“媽寶”、“鳳凰男”；也有過去的詞彙被賦予了新的内涵，比如“考古”、“挖墳”和“種草”。

這樣的詞彙更新，自漢語誕生以來就從未停止，隻是速度時快時慢。就像一條河流，不斷有新的詞彙如溪流彙入，也一直有舊的詞彙如水分蒸發，如果遇上一場暴雨，就會出現詞彙的大量更新。

沈國威認為，20世紀80年代後的20多年，是漢語詞彙增長最快的時期。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對外敞開了自己的大門，大量新事物、新概念接踵而至，命名、描述這些新事物、新概念的新詞語也就應運而生。現在我們習以為常的“電視機”、“洗衣機”或是所謂“常春藤高校”，都并非漢語原本就有的詞彙。

而20世紀80年代的詞彙更新，又是建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近代新詞的基礎之上的。如果沒有當時誕生的一系列新詞作為基礎，就難有這一次的新詞順利接受，沒有“大學”又何來“常春藤高校”，沒有“電力”，又何來“電視機”？19、20世紀之交的新詞為各學科提供了數千個學術詞語，使得我們能夠通過書面或口頭的形式來談論、交流新知識，新出現的二字動詞、二字形容詞也為漢語從文言文向白話文過渡做好了準備。

與此前幾次漢語的更新不同，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這次詞彙流變最大的特點之一是它借助了大量來自日語的詞彙。沈國威于2010年出版了《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一書，在近代史的大背景下，追溯了中日語言交流的過程與特點。這本書于今年7月以《新語往還：中日近代語言交涉史》的标題再版。借用“往還”一詞，沈國威希望進一步強調語言的流動性與交流性。

沈國威 1978年畢業于黑龍江大學日語系，1979年進北京外國語大學碩士研究生課程學習。1985年赴日留學，先後在大阪外國語大學、大阪大學深造，1993年獲博士學位。現任日本關西大學教授、東西學術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方向為：中日近代詞彙交流史、現代漢語詞彙形成史、對外漢語詞彙教學。著有『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1994）、《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2010）、《嚴複與科學》（2017）、《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嚴複譯詞研究》（2019）、《漢語近代二字詞研究：語言接觸與漢語的近代演化》（2019）等。

時至今日，語言的更新與發展仍在繼續。沈國威喜歡把創造新詞比作添置新衣。買衣服可以是出于防寒保暖的實際需要，就像為了命名新事物而出現的新名詞，也可能是出于追趕潮流、表達自我的精神需求，同一個動作，可以稱為“付錢”、“結賬”也可以叫做“買單”。

近日，沈國威接受了新京報記者的專訪。在專訪中，他梳理了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的特點，也表達了對于漢語未來發展方向的預測。在他看來，漢語的現代化尚未完成，仍需進一步發展，而經由日益頻繁的國際交流和互聯網傳播，命名事物的詞語會越來越統一，表達情緒和個人感受的詞彙卻會越來越多樣。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肖舒妍

“新語往還”是“水往低處流”

新京報：你的《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這本書今年再版時，标題定為《新語往還》，可以解釋一下這個标題的内涵嗎？你對“新語”的定義是什麼？

沈國威：這本書裡的“新語”是指19世紀20世紀之交，突然出現在漢語書籍和媒體上的詞語，具體地說可以分為以下3類：

1、表達新概念的詞；

2、新形式的詞；

3、重新活躍起來的詞。

新的概念可以用新的詞來表示，也可以用舊的詞來表示。比如說，“哲學、神經、背景、赤字、經濟、革命、共和、社會”等表示的都是新概念，這些概念漢語中原來都不存在，但是前4個詞是漢語裡原來沒有的新詞，後4個是古典裡存在的舊詞，不過詞義被更新了。同樣，新的詞語形式既可以表示新概念，也可以表達已有的概念。例如“考慮、思考、正确、優秀”等，詞的形式是新的，但所表達詞義都是漢語裡原來就存在的。第3類詞，我把它叫做激活詞‍‍。有一些詞原來一直處在冬眠狀态，世紀之交，突然被激活了，如“愛國、愛好、安全、保持”等。以上就是我這本書裡所說的“新語”。

上面這些詞的發生、普及都和日語有很大的關系，很多詞從漢語傳入日語，又從日語回流漢語。‍‍‍‍書名中的“往還”就是想強調中日之間在詞彙上的交流。現在我們也常用“環流”這個詞，因為朝鮮半島、越南也是近代詞彙交流的參與者。

《新語往還》，作者: 沈國威，版本: 啟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7月

新京報：在近代，為了命名大量湧入的新概念、新内容，出現了兩方面的努力，一類是以嚴複為代表的自己造詞，一類是向日本借詞，也就是“和制漢語”。為什麼最後我們更多地選擇了“和制漢語”，而沒有使用嚴複等人的造詞呢？

沈國威：我在書裡專門用幾個章節讨論了嚴複造詞的問題。嚴複是為數不多的創造新詞的中國人，但是他苦心孤詣創造的新詞幾乎全軍覆沒。嚴複造的詞為什麼會敗給“和制漢語”？首先，嚴複采用了很古僻的漢字，這可能是嚴複譯詞沒能普及的主要原因。其次，嚴複願意用一個字的譯詞，而“和制漢語”都是兩個字的，王國維說“和制漢語”更加精密，所以優于嚴複的譯詞。其實，很多新詞和精密并沒有關系，雙音節這個形式更重要。

一個新的詞‍‍造出來了，‍‍這還隻是‍‍第一步，還需要得到語言社會的認可，能不能被接受，常常不是詞彙學的問題，而是社會語言學的問題。關系到當時的社會背景和審美價值等一系列因素。‍‍比如原來北京話中‍有“結賬”，‍‍有“付錢”，‍‍但突然發現港台用的是“買單”，挺有意思，就接受了，流行開來。‍‍‍‍‍‍‍‍‍‍

我想日語詞能夠流行，主要有這樣幾個原因：

1、西學從東方來，一直到1920年代，中國翻譯的書主要是以日本書為底本的；

2、大批中國人去日本留學，接受新知識的速成教育，他們的詞語使用産生了影響；

3、中國教科書也多以日本教科書為底本，各類學校裡有很多日本教習；

4、包括英語詞典在内，各類工具書都得益于日語；

5、價值取向，直到辛亥革命前後的一段時間，被稱為中日的黃金十年，一般民衆對日本的感情有了變化。

還有一部分是‍‍文明詞，即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等和現代‍‍文明密切相關的詞。文明詞具有非常強烈的同化性質，語言學家王力先生也把它叫作“國際詞”。‍‍什麼叫國際詞？就是你說的“university”和我說的“大學”是一個意思，‍‍你說的“philosophy”和我說的“哲學”也是一個意思，一個詞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語言之間‍‍可以達到高度的一緻。

漢語中受到日語影響的詞，大都是文明詞。大家常說人文交流是“水往低處流”，其實這是文明詞的特點，因為文明詞傳遞的是科學知識。文明詞和近代教育制度的形成有很大的關系。日本從1873年開始實施近代學制，小學、中學的教室裡使用日語沒有什麼問題，但大學最開始主要用外語講授。日本的教授登上大學的講台大約在1885年前後，這意味着日語可以用來講述科學了，‍‍‍‍和中國比大約早了‍将近30年。大量的新詞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創造的。

三字詞是漢語今後的發展方向

新京報：近代以來，湧現的大量新詞都是二字詞甚至三字詞，而此前古文言中人們更習慣使用單字，詞形上從單音詞到複音詞的變化主要是出于什麼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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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國威：語言的功能之一是表達和交流。表達和交流有形式和内容之分。比如，有私下的交流，‍‍也有對一般公衆的宣講。進入20世紀以後，社會的新變化，當時叫“過渡時代”，對語言的表達功能提出了一種新的要求——語言需要在學校‍‍或者類似的公共場所，‍‍對大多數人來講述一種當時稱作“常識”的東西。“常識”這一新内容，又要求語言采用一種新形式。這兩個方面決定了語言需要發生一些變化。‍‍‍‍它要求語言首先要能說出來，‍‍其次，說出來的東西聽衆要能聽懂。‍‍

有人說，幾千年來，我們都是說漢語，聽漢語，沒有問題啊。‍‍但是，如果把内容換成科學的常識，嘴上說得出，耳朵要能聽懂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了。前一段時間流行穿越劇，如果甄嬛穿越過來了，我們能交流嗎？‍‍還真不好說。‍‍我們甚至可能和20世紀以前的社會精英，舉人呀、狀元們都沒法交流，為什麼？因為‍‍他們沒有科學常識，沒有一套表達科學内容的詞彙。

《甄嬛傳》劇照。

新京報：那是否可以說，複音詞比單音詞在聽覺上更容易理解？

沈國威：‍‍對。聽懂需要詞有一定的長度。複音詞有幾個特點，首先它可以‍‍減少同音字的誤解，其次它可以把事物表達得更詳細一些。複音詞還可以實現動詞、名詞、形容詞之間的詞性轉換。兩個字、四個字是說漢語的人幾千年養成的習慣。一個字能說明白的地方，很多時候也要湊成兩個字說。漢語複合詞中有20％‍‍～25％的詞‍‍是并列結構，如“道路、河川”等，并列結構的詞并不增加詞義，但是人們還是習慣用複音詞。我想，這就和意義的精密與否沒有關系了，更多的是漢語‍‍對“聽得懂”或節奏上的要求。

新京報：但是現在出現了一種新情況，二字詞加上一個新詞綴，就變成了三字詞，比如創造力、想象力、現代性、現代化，此後三字詞會變得越來越多嗎？

沈國威：三字詞有兩個種類，第一類是你說的“～～性”和“～～化”，這兩個詞綴比較特殊，是用來實現名詞、動詞、形容詞之間的詞性轉換。第二類不是典型的詞綴，所以又叫“類詞綴”，如“創造-力”“紅旗-手”“農産-品”等。類詞綴是用來給名詞分類的。名詞出現了爆發式的‍‍增長，‍‍就需要加以整理。不然，人在信息處理上就會出現問題。

漢語曾經有過三次大整理，一次是偏旁的出現，第二次是複音化，如“松樹、柳樹、楊樹、榆樹”等，第三次就是20世紀初的三字詞。第三次受到了日語的強烈影響。在北京大學教語言學的胡以魯，1914年就說三字詞是漢語今後的發展方向。‍‍

新京報：按照這樣的說法，詞彙在未來會不斷增多，需要不斷整理，最後詞彙會越來越長嗎？

沈國威：不會，因為詞彙有一個心理長度，‍‍再長的話就要把它縮短。‍‍漢語有一個非常好的功能，就是能長能短，四個字的詞會被壓縮成二個字。今後可能新詞會更多以三字詞的形式出現，四個字的詞會被壓縮成二個字。‍‍

《新爾雅》，作者: 沈國威，版本: 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4月

漢語現代化還有一些路要走

新京報：你在書中讨論了嚴複和“新國語”的關系，“新國語”即為新時代所需要的話語。你認為現在，“新國語”的建立已經完成了嗎？有哪些标準可以判斷一門語言是否成熟？

沈國威：語言不分優劣，所以也沒有成熟不成熟的問題。但是語言有一個現代化的問題，就是能夠更好地适應新時代。我們不是常說與時共進嗎，語言也需要與時共進。那麼，漢語是不是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呢？我認為作為民族國家的“近代”語言，至少應該具有以下的特征：

１全民性：國語必須為絕大部分國民所掌握，為此國家須承擔教育之義務，以消除因語言能力造成的機會不平等；

２國際性：能翻譯外語，或被外語所翻譯（互譯性），這樣才能應對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３傳播性：可以用來講授新知識，能讨論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問題；可以用來表述不斷出現、日益增多的新概念；

４普及性：書面形式和口頭形式具有較大的一緻性，知識傳遞不受語言媒介限制。

這樣看來，我們還有一些路要走。政府的教學大綱規定，中學階段，也就是義務教育結束的時候要掌握3500個漢字。日本的漢字教育也規定在義務教育階段完成。國家保證所有人在語言能力上，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實際上很難做到這一點，漢語的文章很難寫，打滿分的文章裡要出現很多成語。從文章的‍‍寫作能力上來看，‍‍起跑線上差距最大的可能是漢語。中學畢業生和大學畢業生，文章的寫作能力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這樣隻接受了中學教育的人就很難去實現自己人生的其他價值。

《漢語近代二字詞研究》，作者: 沈國威，版本: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11月

新京報：你的意思是不是漢語達到基本使用水平的及格線還是太高了？

沈國威：這個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我們自己的價值取向，不使用成語，不堆砌辭藻就覺得話說得太俗氣，文章太平淡。這方面英語、日本等要好一些，很多著名的演講，也都很直白。另一方面，現代漢語裡還有很多陳舊的東西，文白雜糅。什麼地方‍‍可以用比較口語的表達，什麼地方必須用一些‍‍文言詞彙，‍‍需要長時間的學習，而且必須從小訓練才能掌握。‍‍所以就出現一個現象，外國人寫的漢語文章中國人很少能認可的。如果所有的外國人都寫不好漢語文章的話，我想就不是寫的人的問題了，是漢語哪裡不對勁。

新京報：漢語對于語言審美方面的要求，以及口語表達和書面表達方面的區别，在你看來是好事還是壞事？

‍‍‍‍沈國威：好像不能說是一件好事。‍‍‍‍所有國民都能掌握的語言才叫‍‍國語，現在的漢語還有一些差距，我認為言文一緻上面還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

新京報：現在有種現象，許多書面語為了更适合視聽傳播，也變得越來越口語化了，有人會哀歎，漢語變得越來越不精緻、越來越不優雅了、越來越“口水話”了。但從你的角度來看，書面用語越來越口語化，反而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

沈國威：對，這應該是一個方向，我們的審美觀、價值取向需要發生一些變化。‍‍‍‍在這方面我們期待着新媒體發揮積極作用。

人們需要新的詞語，就像需要新的衣服

新京報：談到新媒體，你如何看待網絡中流行的造詞現象，比如囧、直男癌、u1s1之類的詞彙？

沈國威：網絡詞語基本上是流行語，有一些是學生詞彙，還有一些是小集團詞彙。能不能保留下來不好說。日本每年有“流行語大獎賽”，但是選出來的流行語都很短命。那為什麼大家還對流行詞樂此不疲呢？人們需要新的詞語，就像需要新的衣服一樣。人們要用新的詞，表達新的感受，所以每年的流行詞中都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形容詞。

《近代中日詞彙交流》，作者: 沈國威，版本: 中華書局 2010年2月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日本新名詞剛剛進入中國時，被一些傳統的知識分子當作“醜怪字眼”，現在我們使用的外來詞、網絡詞越來越多，這會破壞語言的純潔性嗎？語言的純潔性重要嗎？

沈國威：每個母語使用者都有成千上萬的詞彙量，他們對新詞非常敏感，這是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人們對新詞的态度不盡相同，蘿蔔白菜各有所愛，這本來是無可厚非的。對于所謂保護語言純潔性的主張和實踐，我是不看好的。因為沒有誰在這方面取得了成功。漢語的口語幾千年來一直不純潔，20世紀以後，書面語也進入了非純潔時代。人為地規範語言的發展方向，是不可能有效果的。

新京報：未來不同國家語言之間的差距，會越來越大還是越來越小，為什麼我們要保護語言的多樣性？

沈國威：全球化以後，人和物的交流完全是一個嶄新的局面。我想今後文明詞會越來越趨于一緻，所謂的“一緻”，是說可譯性，文化詞也會借助互聯網等新媒體擴散到世界各地。但越是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應該越重視對方言的保護。大家都能理解物種的多樣性的重要，語言的多樣性也同樣不可輕視。方言的特定表達承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寄托。

采寫丨肖舒妍

編輯丨董牧孜 走走 校對丨柳寶慶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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