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農業：廉價肉品的真實代價》（Farmageddon: The True Cost of Cheap Meat），[英]菲利普·林伯裡 、[英]伊莎貝爾·奧克肖特著，鄭襄憶 、遊卉庭譯，人民日報出版社2019年5月版，4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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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在中國生活了近四十年的美國作家賽珍珠（Pearl Buck）出版了長篇小說《大地》（The Good Earth）。小說描寫中國農民王龍對土地的感情。雖然生活艱辛，有無數的困難等着他，但隻要躺在肥沃的大地上，看着綠油油的田野，他就能夠恢複生機。中國農民對于土地的依戀和辛勞素樸的農耕生活被賽珍珠細膩地呈現出來。她因此獲得普利策小說獎（1932年）和諾貝爾文學獎（1938年）。時間過去八十年，當《失控的農業——廉價肉品的真實代價》（Farmageddon: The True Cost of Cheap Meat）的作者菲利普·林伯裡于2011年循着世界工廠化飼養地圖來到中國，看到的卻是面對被污染的土地手足無措的農民，以及被水泥畜舍圍起來密集飼養的豬、雞、鴨及其排洩物……

菲利普·林伯裡和他的夥伴在兩年多的時間裡，跨越地球各大洲，追蹤世界範圍内集約飼養業的急遽擴張。他們看過從南半球到北半球、從西半球到東半球的集約飼養狀況，了解工廠式密集養殖動物導緻的嚴重問題，諸如土地和空氣污染、河流枯竭、糧食被肆意浪費、極度孤獨的動物被快速催肥，以及廉價肉品帶來的公共安全和健康問題……但是，當林伯裡來到中國探查養豬業的狀況，看到密集養豬企業巨量堆糞形成的糞湖，飼養場仍在使用禁锢母豬的鐵圍欄，以及農戶家“小卻并不美好”的露天豬圈裡可憐的豬，他還是感到震驚不已。這并不意外，過去幾十年，中國農民與土地的傳統關系已經被打破。現在，随着養殖業過度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加快，傳統上依賴農耕、産出糧食蔬果、以植物性食物為主的生活方式逐漸消逝。

從傳統農業到工廠化農業的急遽轉變，正在世界上大半地方發生。一個顯著的變化是，集約化養殖在農業中占比越來越重。它的意思是，要在更小的空間、更少的土地上養殖更多的動物，出産更多的肉品。這種方式看起來毫無憐憫心，隻管把動物密集飼養在不見陽光的廠房畜舍裡，通過選種控制動物特性，濫用疫苗藥物和消毒劑等防止動物疾病，動物尚未成熟就被催肥，以便快速獲得肉品和利潤。其結果是，各種動物快速從農場土地上消失，糧食作物多樣性下降，産出的大豆和玉米主要用來喂養快速生長的動物。林伯裡認為，壞的農業系統制造廉價的肉品。

中國近三十年的農業就經曆了這一過程。中國傳統農業一直是以種植為主、養殖為輔的混合模式，禽畜糞肥可以在種植中消解、循環利用。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集約飼養（通常被稱作規模養殖）得到國家政策的大力扶持，開始快速增長。直到今天，集約飼養業飛奔的腳步從未停下來。根據中國肉類協會資料，到1992年，中國肉類總産量已超過美國，達到三千四百三十萬七千噸，成為世界上肉類産量最高的國家，“此後25年間，中國始終保持着這一地位。2016年，中國肉類總産量8540萬噸，比1992年增長1.48倍；占當年世界肉類總産量3.2億噸的26.6%”（《中國肉類可持續發展項目規劃（2018-2020）》，以下數據同）。

如此巨量的肉類産量增長，需要飼養、屠宰多少農場動物？以豬為例，2007年，中國全年生豬出欄量已達七億頭，豬肉産量占了世界總産量的半壁江山。此後十年，中國的生豬出欄量基本在七億頭上下浮動。2017年，全年生豬出欄量為六億八千八百六十一萬頭(國家統計局數據)，四川一省生豬出欄量就達六千五百七十九萬一千頭，是生豬産量最多的省份，河南僅次于四川，生豬出欄量達六千兩百二十萬頭。而在同一年，中國還飼養了世界上最多的羊，牛的數量則躍居世界第三位。

肉類消費跟着迅猛增長。1992年，中國人均肉類占有量為二十九點二公斤，到2016年，人均肉類占有量增至六十一點七公斤，較1992年增長了一點一倍，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實際上，整個“十二五”期間（2011年至2015年），中國人均肉類消費量增長速度均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盡管如此，肉類推廣行業還是認為，“中國還有很大差距”，因為美國人均肉類消費量為兩百三十五磅，中國人均肉類消費量隻有一百二十三磅，還差一百一十二磅呢（2012年）。如果真達到美國的肉類消費水平，林伯裡揭露的美國大規模集約飼養業浪費糧食、土地，污染水源、空氣，緻氣候變暖的黯然景況，恐怕也會疊加出現在中國大地上，而美國人因肉類消費量過高産生的“富貴病”——T. 柯林·坎貝爾（T. Colin Campbell）教授認為這類疾病和飲食習慣息息相關，因此稱之為“營養過剩疾病”比較妥當（參閱坎貝爾著《救命飲食——中國健康調查報告》）。諸如心髒病、中風、肥胖症、阿爾茨海默病和糖尿病甚至癌症等，也會随之而來。

拜中國三十年肉類消費持續增長之賜，國人罹患各種“富貴病”的比例随之大為升高。兩者之間如影随形，雖然确切的緻病原因或許并不單一。據國家心血管病中心發布的《中國心血管病報告2012》，中國心血管病患病率呈快速增長态勢，心血管病患病人數2012年已達兩億九千萬，其中高血壓患者兩億六千六百萬，每年約有三百五十萬人死于心血管病，占總死亡原因的百分之四十一；此外，糖尿病患病率也在不斷增長，超重和肥胖人口呈明顯增加趨勢。一份2010年發表的研究報告稱，中國的肥胖人口已達三億兩千五百萬人，增幅超過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向楠，《中國青年報》，2012）。近年來，中國居民的膳食特點為，谷類食物攝入量明顯下降，脂肪攝入量明顯增加；碳水化合物供能比在減少，膽固醇攝入量明顯增加。最新發布的《中國心血管病報告2017概要》（《中國循環雜志》 2018年1期）顯示，中國心血管病患病率及死亡率仍處于上升階段，高血壓患者達兩億七千萬，心血管病死亡占城鄉居民總死亡原因的首位。一個更值得注意的變化是，農村心血管病死亡率從2009年起超過并持續高于城市水平。

高脂肪、高蛋白質食物攝入過多的危害逐漸引起注意。醫學專家開始探讨“消費更多的高膽固醇食物”與此類疾病高發之間的聯系。更早、更直接地指出攝入動物肉類與這一類富貴病的相關性的，是美國著名醫學營養專家、康奈爾大學教授柯林·坎貝爾。

從1983年到1989年，坎貝爾教授與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陳君石教授等多位醫學科學家共同主持了“中國健康調查和營養研究”，對中國二十四個省市自治區六十九個縣農村居民的疾病、飲食和生活方式進行了大規模調查和流行病學研究。他們發現，中國農村傳統上較少食用動物蛋白、攝取全谷物與植物蔬果量較高的生活方式，使得居民罹患心血管病、糖尿病和癌症等疾病的比例較低。而同期美國男性死于心髒病的比例是中國男性的十七倍。這種飲食方式被坎貝爾教授稱作“中國飲食經驗”。他認為，借由提升公共衛生水平、糾正精細糧食加工、解決分配體系公平問題，這種低脂的植物性飲食經驗是值得借鑒的。令人訝異的是，中國健康調查的結果與坎貝爾教授數十年的科學研究相佐證，證實動物蛋白（特别是牛奶蛋白）能顯著增加癌症、心髒病、糖尿病、高血壓、阿爾茨海默病、骨質疏松等疾病的患病概率。這項具有相當颠覆性的研究成果在西方醫學和營養學領域引起讨論和反思，連帶引起知識界注意，被《紐約時報》稱為“流行病學研究的巅峰之作”。

坎貝爾教授于2006年出版了其英文著作The China Study。2011年，該書中文版以“救命飲食——中國健康調查和營養研究”為書名出版。不過，這本重要的研究著作因為被冠以“救命飲食”，就算淹沒在大堆的流行菜譜、飲食療法書裡了。它真正能夠引起公民健康自覺、消費者選擇和公共政策改變的巨大作用幾乎完全被忽視了。如今，在林伯裡的書出版之際，讀者若是能夠參照閱讀坎貝爾教授的書，說不定真會得到“救了一命”的啟示呢。

集約養殖生産肉品與乳制品對環境造成的傷害，遠高于農業生産稻麥與蔬果所造成的傷害。被密集飼養的動物不能隻産出廉價肉品而不産生大量糞污排洩物。若不是有林伯裡和他的夥伴們執着地去追蹤、報告，消費者多半會沉浸在動物飼養行業宣傳的美妙圖景裡，哪會想到隐藏在暗處的排洩物呢。實際上，這些排洩物多半未經處理直接暴露在土地、水源和空氣中，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地因此而受害。現代集約農業大國美國的情形亦是如此。在美國，僅用圍欄集約飼養的大型農場動物每年産生的糞污量就達十億噸。這些排洩物基本沒有被循環利用。在中國，由于養殖業過快發展，問題尤為嚴重。

據估算，中國目前每年産生的畜禽糞污總量接近四十億噸，是造成農業面源污染的重要原因（中國新聞網，《中國每年産生畜禽糞污近40億噸 成農業面源污染重要原因》，2017）。據國家三部門聯合發布的《全國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公報》（2010），到2010年，全國畜禽養殖業排放物化學需氧量已達一千兩百六十八萬二千六百萬噸，占農業源排放總量的百分之九十六，總氮、總磷、銅、鋅排放量分别占農業源排放總量的百分之三十八、百分之五十六、百分之九十七點七六和百分之九十七點八二，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污染排放源之一。畜禽養殖業廢物和重金屬排放不僅直接破壞農村地區的生活環境，還會透過污染土壤、地表和地下水等渠道，對整個生态環境、食物安全和人體健康産生嚴重的負面影響。氮、磷、銅、鋅，還有硒、砷等滲透到土壤裡，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會成為不可逆的存在，流入江河湖海裡面，更加難以治理（馮定遠，《養豬污染的出路在哪裡？》）。

中國目前禽畜糞污的綜合利用率不到百分之六十，每年生豬病死淘汰量約六千萬頭，專業無害化處理比例卻不高（《加強規模化豬場的排洩物污染治理已迫在眉睫》，2016）。一個典型的案例是，2013年3月上海黃浦江上遊頻現死豬漂浮事件。數天之内，環衛工人每日打撈數千頭病死豬，演成“威脅上海飲用水安全的突發公共事件”（人民網，《上海黃浦江上遊漂浮大量死豬》，2013）。這件令海内外駭然的事件，即因上遊浙江嘉興地帶豬農無力處理病死豬，順手将之扔進江河造成的。

我們真的需要養殖那麼多動物嗎？飼養動物唯有工廠式密集飼養一途嗎？林伯裡在《失控的農業》一書中提出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已由近年中國肉類産能過剩和密集養殖造成的巨大生态破壞做出了部分回答。從2010年以來，肉類企業産能過剩就開始出現。近幾年，農業專家不斷發出“肉類企業産能嚴重過剩”警示，消費市場也多次出現“豬肉跌成白菜價”的慘況。牛羊飼養數量一直在上升，過度放牧、草場破壞頻發，自然生态系統也面臨嚴重毀壞的危險。産能過剩和營養過剩成為今天社會面對的問題。傳統上精耕細作、珍視土地、産出稻麥蔬果、以植物性飲食為主的生活方式則幾乎被抛棄了。

代之而起的是浪費之風盛行。據調查測算，在2007年至2008年一年中，剛剛富裕起來的國人，僅餐飲浪費的食物蛋白就達八百萬噸（相當于兩億六千萬人一年所需蛋白），浪費的脂肪達三百萬噸（相當于一億三千萬人一年所需脂肪）。全國消費者僅在規模以上餐館的餐飲消費中，就最少倒掉了約兩億人一年的食物（武維華，《杜絕糧食浪費現象積極倡導節約環保生活方式》，2011）。據報道，在2013年“八項規定”出台以前，官場飯局一年能吃掉三千億公款（人民網，《官場飯局一年曾吃掉3000億 八項規定後開辟“新戰場”》，2014）。其中，動物性食物占比不小。巨量的動物貢獻出生命，卻沒有被珍惜。

到底要出産多少肉品才夠如此揮霍？我們已經出産了世界上最多的豬肉、羊肉，牛肉産量居世界第三位，禽、蛋、牛奶的增量更是驚人。為了飼養這些動物，要消耗大量玉米和大豆，占用大量土地、原野和森林。以大豆為例，2017年，我國大豆産量約一千四百三十萬噸，卻遠不能滿足禽畜飼料需求，還需要大量進口。2017年，中國從巴西進口五千零九十三萬噸大豆，占其出口總量的百分之七十七；從美國進口三千兩百八十六萬噸大豆，占其出口總量的百分之五十八點五。繁榮的大豆市場促使巴西人在境内不斷砍伐亞馬孫雨林進行大豆種植。據報道，巴西大豆的種植面積從1985年的一百二十萬公頃，上升到現在的超過六百萬公頃。估算顯示，這幾年亞馬孫雨林消失的面積相當于整個法國和德國加起來的面積（《中國牲畜數量30年翻3倍，但畜牧業的繁榮也帶來諸多環境問題》，2018）。巴西熱帶雨林消失的速度直追世界大豆市場需求激增的速度。

另一面，大量廉價肉品帶來的食品安全問題成為民生關注的熱點。幾十年的化學農業發展模式不僅傷害了我們的大地、江河，也導緻食品安全危機。消費者不得不用行動做出自己的選擇。人們開始到處尋找有機飼養的肉産品。散養豬、散養雞（跑地雞）的飼養在近年都有了很高的效益。“散養”“跑地”本身成了被消費者認可的優質品代名詞。量少質高、滿足動物自然需求的産品，也能滿足消費者對于安全和品質的要求。這或許就是改變的契機。林伯裡在書中提出的消費者促進改變的力量，在中國也正在出現。不僅城市居民需要更健康、更符合動物福利标準的産品，鄉村居民也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為自己及家人保有農耕時代産出品的品質。這些掙紮和努力不就是對大規模推進集約農業的質疑和反抗嗎？

甚至，一些消費者在近年還轉變為生态友好的耕作者和養殖者。他們不滿足于僅僅是被動選擇化學農業和集約飼養産品的挑剔角色，還主動成為珍視土地、注重動物福利的有機農業的開創者。在這些開創者名單中，有電子産業巨頭、有新式農場擁有者，也有回歸傳統有機農業的鄉村青年。據說，從2009年到2012年，各産業最敏銳的觸須已經拓展到農業領域，到2016年，市場上已經出現各類有機蔬果基地，甚至一些環境适宜、動物福利程度較高的現代豬場也開始出現。“褚橙柳桃潘蘋果，強東大米丁家豬”的說法開始在網絡流傳。對食品安全的擔憂成為産業大佬進入有機綠色農業的動因。但是，一股更注重修複土地、尊重自然的有機農業思潮開始興起。其中自然保護地友好農耕技術和土地友善利用正在實踐中快速發展。這些耕作者中，有的是從城市到鄉村的生态農業的身體力行者，也有的就是鄉村有遠見的農夫和青年。他們關心耕作對周圍環境的影響，更希望與自然中的野生生物分享土地果實。

例如，在吉林珲春敬信濕地，有一群自動組織起來在冬季進山拆卸獵捕野生動物的鋼絲套子鐵夾子的鄉村青年。當他們開始自己的農耕生活時，這些青年就在野生動物保護專家的指導下，開始耕種與野生動物友善相處的“大雁米”。“大雁米”不是一個美麗的傳說，而是今天鄉村青年和農夫正在實踐的美善農業。“大雁米”稻米的耕種源于他們對于自然的愛護，他們選用當地良種，不用農藥浸種，隻用農家肥，不施用農藥和化肥，松土除草采用人工勞作和稻田鴨……秋季收割時節，農夫們會有意在田裡剩下殘餘稻粒，留給南下路過這裡的大雁等候鳥食用。數年過去，他們的土壤樣本松軟、生物豐富，品質遠遠高過施用化肥農藥、闆結嚴重的土壤。現在，“大雁米”本身也得到了豐厚的回報，成為市場上的寵兒。在可以想見的未來，美善農業會由那些對自然和土地有感情、有關注的新農夫持續地開拓、推進。他們的耕作和市場推廣仍然很艱辛，卻越來越受到市場的鼓勵和消費者的歡迎。

其實，在東鄰日本和以色列、包括中國台灣，與自然友善的農業實踐都已經積累了數十年的經驗。一位叫做福岡正信的日本青年在先鋒農業領域走得更遠。他所采用的“不耕作、不施肥、不除草、不用農藥”的自然農法，就是一種既能提高稻麥産量又充分尊重自然的美善農業實踐。他早早就寫了一本書《一根稻草的革命》向世人介紹他的耕作之道。如今，他的書已經被譯成多種文字出版，2017年漢譯本出版。我們的确需要借鑒多種多樣的友善農業經驗，而中國本土的美善農業嘗試，猶如化學農業和集約養殖系統中的一股清流，更值得尊重，更需公共政策的扶持和鼓勵。我們如果能夠深刻地了解中國已經嚴重受損的自然，就能夠深刻地認識中國對美善農業的急迫需求。

現在，消費者正在成為推動變化的力量。畜牧養殖和肉類産業面對消費者不斷提升的要求和标準也産生了轉型的内在需要。2017年發布的《中國肉類可持續發展項目規劃（2018—2020）》，已經開始提倡“肉類消費合理”，“減少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實現生态環境友好。這與以往一味鼓勵提升肉類消費的導向有了一點不同。減少飼養動物數量、提升品質，保障動物福利、降低環境污染風險,将成為友善養殖的重要内容。國務院在2014年《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2014—2020年）》中，也将“傳承以植物性食物為主、動物性食物為輔的優良膳食傳統”作為基本原則之一提出來。這一“基本原則”接近需要重建的珍視土地和多樣種植的美善農業。

《失控的農業》此時出版可以說很有參考意義。這本書将不僅有助于消費者做出選擇，也将有助于促進公共政策制定者反思。在未來，國家的大量農業補貼是用于支持廉價肉品的生産方式；還是用于支持那些既能夠滿足動物自然需要，又能夠滿足公衆對食品安全與美味要求的生産方式？甚或進一步用于支持減少動物飼養量、以稻麥果蔬等多樣種植為主的美善農業？

思考這些問題的時代正在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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