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的研究經曆?1975年5月15日，費孝通先生回訪幼年讀書的雷陣殿小學圖/張祖道/FOTOE，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費孝通的研究經曆?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費孝通的研究經曆

1975年5月15日，費孝通先生回訪幼年讀書的雷陣殿小學。圖/張祖道/FOTOE

寫小說的費孝通

本刊記者/仇廣宇

近期，一本名為《繭》的小說随三聯書店最新出版的《費孝通作品精選》文集面世。這本薄薄的小冊子用英文寫成，譯成中文後僅有65000餘字，是2016年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發現的、從未向大衆公開的費孝通作品。1938年夏天，費孝通在等待博士論文《江村經濟》答辯期間，創作完成這本小說。

大衆對費孝通的印象普遍停留在《江村經濟》《鄉土中國》等學術著作上，很少有人知道他對文學的愛好。實際上，從青年到晚年，費孝通一直在各大報刊雜志發表文章，以娓娓道來且生活化的散文寫作知名，還自認“學術文章不如雜文寫得好”。但除此之外，他卻從未透露自己寫過小說的信息。

如今，《繭》的發現仿佛一份夾在地層中的标本，不僅讓人們看到了一個專業之外的“作家費孝通”，它也與費孝通寫作于同一時期的成名作《江村經濟》形成了立體式的對照，更反映着費孝通個人學術生涯和中國人類學發展的一個關鍵的轉折點。

發現小說

2016年，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孫靜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系交換。她在人類學系的圖書館查找關于費孝通的資料，偶然搜索到一張費孝通在20世紀80年代與該系主任馬克·布洛赫的合影。她對費孝通的這段訪英經曆感到好奇，循着這張照片軌迹，搜索到了一大批與費孝通相關的材料檔案。

孫靜無意中搜索到的這批資料，就是由費孝通在英國攻讀博士時的一位指導老師、人類學家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保存的“弗思檔案”。弗思夫婦去世後，這份檔案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系圖書館收藏。“弗思檔案”的内容數量巨大，其中還包括一些計劃書、通信等。令人沒想到的是，檔案中居然還包含一本費孝通在1938年用全英文寫作的小說《繭》（英文标題為Cocoons）。

費孝通在英國的老師雷蒙德·弗思夫婦的墓碑，許多關于費孝通的資料收藏在“弗思檔案”中。供圖/孫靜

孫靜把自己的發現講述給自己的導師、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銘銘。王銘銘回憶，他在20世紀80年代去倫敦時，曾聽費孝通的一位博士生提過，曾在弗思家裡見到過類似費孝通日記的東西，他心中對費孝通在英國留有著作這件事留有印象。現在回想，王銘銘覺得，可能當時這位學生就是看到了《繭》的手稿。由于“弗思檔案”内容太過龐大，王銘銘建議孫靜，可以先把材料中的這本《繭》翻譯出來，因為他認為這本小說具有很大“可供人們讨論”的空間。

孫靜發現，關于費孝通的資料，在其“業師”（即英國學校制度中的論文指導老師，學生會成為“業師”的門徒，學術上有師承關系）、著名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的檔案中很有限，在英國絕大多數和費孝通相關的資料其實都是弗思留下來的。弗思是馬林諾夫斯基手下畢業的第一位博士，既是費孝通的老師又是師兄，他們年齡差距不到10歲，聚在一起讨論問題的時間和機會很多。《繭》寫作的期間，費孝通受邀到弗思位于英國南部鄉村“桑谷村”（Thorncombe）的寓所度假。或許是出于這樣一種師生情誼，小說寫完後，費孝通就把它獻給了“親愛的弗思太太”。

《江村經濟》文學版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銘銘把《繭》定義為文學版的《江村經濟》。他感覺，這本小說觸及的事實甚至超過了很多社會學文本。小說标題很容易讓人聯想起蠶絲業，費孝通的老家蘇州吳江正是中國蠶絲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而無論是《繭》還是《江村經濟》都和費孝通的姐姐費達生的個人經曆密切相關。費達生畢業于江蘇省立女子蠶業學校，後留學日本學習制絲，當時中國農村的蠶絲業面臨外國絲織業的沖擊，頹勢明顯。1923年，費達生回到家鄉後開始推廣科學種蠶、改良紡織工具。1929年，她在當時吳江縣下屬的開弓弦村創立了“生絲精緻運銷合作社”，做出組織蠶農入股，争取貸款等一系列石破天驚的舉動。

1936年暑假回到吳江休養并寫作《江村經濟》，對費孝通而言是一個偶然的選擇，卻也成為他學術人生中的轉折點。1935年，即将從清華大學研究生院畢業的他，和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廣西金秀大瑤山考察，在調研過程中掉入了獵戶設置的捕獸陷阱負傷，妻子王同惠在為他尋求幫助的過程中遭遇意外去世。1936年，遭受身心打擊的費孝通在費達生的建議下回到家鄉散心，并來到開弓弦村休養。他被費達生在這裡興辦的蠶絲合作社吸引，在這裡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考察。

如今，将《繭》和《江村經濟》對照起來看，人們能在其中找到諸多與現實的相通之處，也能順便窺探那個時代江南農村的狀況。

費孝通的“業師”馬林諾夫斯基曾在《江村經濟》的序言中指出，這本書中最精彩的一章就是有關蠶絲業的第十二章。這一章論述了蠶絲業的工業化生産以及農民合作社對原有經濟模式和傳統農村社會生活的沖擊。其中，他對合作社用技術提高生産力、雇傭女工、發獎金給工人等創新模式有贊揚，也清晰地指出了工廠讓生産力提高後導緻的女工失業、後續盈利能力不足等問題。在《繭》中，這些問題以社會大背景和整體架構設置方式出現。小說以留學生“通先生”的老同學王婉秋在蘇杭之間的一座小鎮的新式工廠做管理工作的經曆為軸線索，當地農民張嬸、三福和寶珠，開明鄉紳黃老伯，留洋歸來的社會改革家（紡織工廠管理層）吳慶農和李義浦，舊利益集團趙老闆和史大爺等人，在面臨新式紡織工廠對傳統蠶絲業的改革和沖擊的不同選擇和命運。

此外，《繭》作為一本偏向塑造人物性格與情感描述的小說，更主要反映了當地經濟模式遭遇挑戰後，人和人之間的關系變化，也就是《江村經濟》中論述的家庭關系、社會關系的改變。比如《江村經濟》第八章《家》提到“小媳婦”即“童養媳”的風俗：“平均每2.7戶人家就有一個小媳婦”，“有許多從幼年起就被未來的婆婆領大的女孩子，十分依附于她的婆婆，就像一個女兒對于母親一樣”——《繭》的兩位主人公張嬸和她的童養媳寶珠之間的關系就是如此。

《江村經濟》和《繭》中都提到，當地村莊婦女一般不下田幹活，而是在家中從事蠶絲業，這成為她們蛻變為工廠工人，從而轉變地位的基礎。《江村經濟》中，費孝通舉出幾個案例說明婦女地位的變化：有在村莊工廠工作的婦女忽然一反常态地硬氣，斥責丈夫沒有給她送傘；還有一位在無錫“打工”的婦女有了婚外情，但公婆鑒于她有較高的掙錢能力并沒有趕走她。《繭》中，以張嬸為代表的老年農民既希望家中的媳婦、女兒通過工廠提高收入，又擔心她們在外遭遇各種變化改變原本安定的家庭關系，上演了一出“搶女工回家”的鬧劇。

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袁先欣讀完《繭》後感到，這本小說跟當時流行的左翼農村小說有很多地方很相似，比如都有宏大的社會構圖，也都有對于社會問題的總的判斷。但是，《繭》和其他左翼小說的區别在于，它沒有像茅盾在更早一些時間寫下的《農村三部曲》中所做的那樣，明确提出暴力推翻某個剝削階級的訴求。費孝通将推動情節向前發展的來源設置為情感糾葛引發的一連串誤會，認為很多事是人類的“非理性”因素在作怪。

在《繭》和《江村經濟》中，費孝通願意為未來的中國提供發展的圖式，但在他的構想之中，人們可以不需要像茅盾的《農村三部曲》所提倡的那樣，通過破壞農村原有的社會結構去完成。他始終認為變革的力量蘊藏在農民自身的轉變中。正如袁先欣所分析的那樣：“他認為，在農村内部，包含着某種朝向現代化方案去開放的、開明的力量。”除了女主角寶珠之外，這種農民身上的進步性在其中一個名叫黃老伯的角色身上體現得最為充分：他身為村中有威望的“老娘舅”和舊式鄉紳，卻性格開明，願意接受新鮮事物，堅決支持寶珠前往工廠上班。

這種對社會的考量隐藏在一個半光明、半黑暗的結尾之中，如同王婉秋這樣沒有思考清楚前路，又遇到情感障礙的高知女性，卻在一片光明之中“消失了”。如同《江村經濟》所反映的那樣，費孝通對費達生的社會實驗一直在理性地看待，他也不确定未來會不會成功。“他可能不想給出那麼清楚的答案。我個人認為或許他并沒有真正的想明白：為什麼這麼好的、這麼理性的現代化的方案得不到實施。”袁先欣說。

費孝通寫作《繭》時所居住的英國桑谷村附近的路牌。供圖/孫靜

轉折中的費孝通和中國人類學

“1935年，我們考察瑤山時，她為人類學獻出了生命，她的莊嚴犧牲使我别無選擇地永遠跟随着她。”在《江村經濟》開頭的緻謝部分，費孝通深情地将這本著作獻給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同惠。這段挫折成了他人生中沉重的打擊，卻也間接促成了他學術生涯的轉折點。而他在後來的回憶中自認為在廣西的調研得到的材料“很不充實”。現在看來，這種“不成功”并非沒有收獲，恐怕說的是對于他真心想從事的研究方向的一種“無用”，他在逐漸思考如何将人類學轉向更加“救國”和“緻用”的領域。

年輕時的費孝通，其性格中有極具正義感的一面，對國民黨統治下的白色恐怖和各種不公平的社會事件保持反抗态度。1930年，在東吳大學就讀醫科的費孝通因為參加抗議校醫打人的學生運動，被學校暗示需要轉學，這件事直接促使他想要“棄醫”研究中國社會問題，便轉入燕京大學學習社會學。此後，費孝通發現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提倡服務社會的傳統和他本人的興趣并不相符，他認為英美的現有“社會理論”不符合中國實際，想要通過“社區調查”（即社會學中對某一特定地區範圍進行的調查）的方式摸索出一套研究中國問題的方式，并為社會問題的解決開出更多藥方。

1936年，費孝通來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攻讀博士，第一個見到的老師就是弗思。他把自己在瑤山和開弓弦村的兩次調研的素材都報告了一遍，弗思立刻看中了後面這個題目，建議他以此為博士論文題目，并為這份調查起了一個名字叫《中國農民的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通過這次會面，費孝通在無心插柳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費孝通關于社會學的想法，與燕京大學教授吳文藻所提出的“到實地去”一脈相承。《繭》的發現者和譯者之一孫靜從“弗思檔案”中整理出了54封信，信件中能看到費孝通和吳文藻之間關于未來中國社會學發展的讨論和規劃，包括使用中英庚子賠款的資金進行調研的各種宏大計劃。孫靜認為，費孝通當時非常想要早些畢業回到祖國，他在英國的留學時代是中國的社會學、人類學“真正要開啟的時代”。

在馬林諾夫斯基推薦之下，《江村經濟》于1939年在英國出版，并最終成為國際人類學曆史上的經典作品。雖然多年之後，費孝通自謙地認為，收自己為徒以及順利通過論文答辯并不是因為自己有多優秀，而是更多地由于吳文藻的舉薦，以及馬林諾夫斯基等人想要通過收他這個中國小夥而幫助開創“中國學派”，但正是這些外部因素，驅動着費孝通抛棄了過去的研究方向，沿着“社區調查”的路一直走下去，真正摸到了中國社會的肌理。

（實習生曹宇悅對本文亦有貢獻）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