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知後覺地刷完号稱今年最好的華語劇《我們與惡的距離》，講精神疾患與司法，也講新聞從業生态，兩樣都是我感興趣的題材。

台灣電視劇接觸不多，包括瓊瑤流星花園F4啥的，都沒看過。這次算正經第一次看台灣電視劇，第一感受是拍得有靜氣，沖突和張力都很足的題材，但并不大喊大叫，特别是賈靜雯，越是情緒驚濤拍岸，越是聲音平抑，她的表演讓人尊重。

1.誰是賈靜雯啊

10多年前，我知道賈靜雯的名字，是因為狗血新聞，從傳聞到實質婚變，跨洋争女兒，婚内不堪，暧昧短信曝光，整版整版被扒，比黃毅清黃奕撕得還前輩，甚至連世界上最好丈夫和爸爸黃小廚黃磊都給牽連進去了。

後來賈靜雯重整江山已後生，生一個懷一個，加上前面的被當離婚武器的梧桐妹，好大一家子，用幸福洗白之前的江湖醜聞，徹底翻篇過去，讓生活自己去結算，整個人線條柔和很多。不是說生多了就是幸福了，而是你有了幸福的能力，那樣才好去生孩子。

前幾年娛樂寫的多，比較熱門的綜藝也都有跟，記得有一季綜藝節目花絮講，賈靜雯生完小女兒，就在為馬拉松訓練體能了，丈夫修傑楷為她煮豐盛早餐，她矯情說我不愛吃三文魚的，然後告訴丈夫，等下教練就到，他很壯的，比你壯，夫妻之間很放松很開得起玩笑。有型的修傑楷全程抱着BB，看着賈靜雯訓練，超人媽媽那點超人功夫，全用自己身上了，帶孩子有爸爸呢。聯想那些年深陷訴訟，母女阻隔，現在眼前這份歲月靜好，算是命運還給她了。《媽媽是超人》算是賈靜雯的吉祥地，她的笃定和小孩的萌翻，徹底覆蓋了當初離婚大戰的不堪。人生翻篇，人也越來越年輕耐看，算是回到自己的上行事業軌道，雖然算不上一線吧，人最難是翻篇那個曾經難看的自己。

《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大緻故事是，一個名叫李曉明的學生，他在電影院槍殺了9人，并造成21人受傷。最高法院對李曉明的判決是死刑，二審依舊維持原判。但這仍然難以平民憤和劇痛，引發法律和媒體層面的救贖和争論。賈靜雯所扮演的喬安是其中一個受害者家屬。

喬安是電視台新聞台雷厲風行的副總裁，她的大兒子死于李曉明的槍下。在職業高壓，和滿腔悲怆中，夫妻和母女關系都降到冰點。本來就是雷厲風行的職場風格，在受到痛失愛子的刺激後，變得更加不近人情。對待犯錯誤的實習生，脫口而出就是，“你是中文課都在睡覺還是怎麼樣？”還是你是智障嗎？對不起可以解決你腦袋的障礙嗎？”這些。

難得的是，在如此解不開的死扣中，賈靜雯基本不喊不叫，用最正常音調，把她走不出的人生黑洞描摹出來。這好像也是賈靜雯多年以來回歸熒屏之作，她的人生閱曆點化着角色，讓觀衆觸摸到了她不近情理的撲克臉下面的無底傷痛。所以我說她的表演讓人尊重，那是演技和人生曆練的精華奉獻。

（簡單科普一下“無差别殺人案”——指的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沒有仇怨，随機選擇作案目标、在作案現場見誰殺誰的案件。）

2.不要挑戰人性

李曉明被槍斃了，民衆怒火繼續燒向李曉明的父母和妹妹李曉文。李曉文在哥哥出事後在家辍學兩年，想重新回到社會的時候，恩師囑咐她：不要挑戰人性。意思是讓她隐姓埋名，不要告訴别人自己是誰。

人性是什麼呢，是會遷怒，是會報複，是會在巨大的悲傷和創傷面前失去理性，是會自己崩盤之後讓周圍生态荒蕪。不是說人性都是負能量，但人性負能量的毀滅性傳染性和災難前景都比正能量更排山倒海，所以才談論我們與惡的距離。先天的精神疾患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我們平時常常說這個神經病，說那個精神不正常。在真正的精神疾患面前，人類其實隻有無知和恐懼。

所以劇中王赦那樣的律師，他的衆生平等的理念高貴超越，幾近神。他認為殺人犯是罪人，但是沒有對錯，善惡對錯是沒有标準的。他們也是人也有權益。尤其李曉明那樣的無差别殺人案，不去試着找出答案，試着去預防，這類事件在世界各個角落每天都在上演。他對殺人犯的理性态度，幾乎等于對家人安全和被害者家屬情感的直接傷害。王赦才是真正在挑戰人性，他太高尚了，普通人消受不了，他那麼賢惠的太太，都差不多毀在他的高尚裡了。我想了想，如果家中有這麼一号，我能不能包容他理解他，也是夠嗆。

我們都是普通人，都在人性的枷鎖裡活着，挑戰人性的人，要麼是英雄和神，要麼是變态。《殺死伊芙》中的殺手Villanelle，人稱小變态，她的人生字典裡，隻有我喜歡三個字。她跟道德約束、法律制裁，尤其别人怎麼看，這些事都不熟。隻要她喜歡。她的老搭檔前接頭人對伊芙說，“你不能讓她愛你，被她愛上的人，都沒好下場，對她來說，相比恨比愛還要理性些。你看我（被她追殺），安娜（她的前情人，被她殺），愛你愛到殺死你，我們都是她愛的人。”這一段對話可以解釋很多因戀愛而發生的虐待和謀殺。也可以用來質疑一句雞湯：惡的反義詞不是善，是愛。在變态面前，愛的占有有時候比恨的背離更可怕。精神疾患的邏輯世界就是這樣失控如粉碎機。

比如劇中殺人犯李曉明想要的是，做一件大事。思悅的妹妹思聰（思覺失調症患者）想要的是，拍一部好電影證明自己。這些意願聽起來都挺勵志，字面意思沒有錯。但是精神疾患的極端進取心中沒有疆界，好的願景，可以讓他們冷靜殺人和在妄想中殺人。也就是說，通往愛和進取的道路，包括犯罪和瘋狂。

3. 小時候不讀書，長大當記者

《我們與惡的距離》中，和法律同等比重的是新聞職場戲。“小時候不讀書，長大當記者”，這句話在劇中反複出現，新聞不實記者被觀衆罵的時候，新聞嗜血記者被自己良心譴責的時候，記者是要新聞還是要人道糾結的時候，都出現過，非常讓本前媒體從業人士垂頭喪氣。

李曉文因為電視台跟拍她，曝光了自己的秘密和父母的藏身之處，她憤怒地呐喊，我哥是殺了很多人，但我跟我家人連活下去的權利都沒有嗎？！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

新聞殺人當然是最極端的結果。我反思了下自己的從業史，為了寫好故事，無意幹的壞事也有，媒體公器，一旦用到個體肉身上，的确有核武的效果。作為記者，對好新聞，好故事的有宿命追求，沒有誰身上沒背過間接傷害人過失過，還不算大意出錯，誤傷無辜。

這部劇的新聞職場和專業戲拍得很真實，比很多同題材劇都拍得好。新聞人在收視率和新聞理念之間，在忠于新聞事實和跪舔廣告客戶之間，在嗜血眼球和仁義道德之間，在外行領導和業務沖突之間，在24小時待命和正常家庭生活之間的那些糾結，都很觸目真實。甚至比去年BBC出品的爆款媒體題材劇《報社》都不弱。加之喪子親曆的主題，《我們與惡的距離》其實是相當于雙核運行，難得是兩個都挺到位。

我收藏夾裡，有看《報社》時候，記錄的一些台詞。

“就三個調查記者了，我是其中之一。”

“信息是nothing，故事才重要。”

“用封面廣告包這新聞，失去尊重。”

“我們虧錢，你（名記）變得畏手畏腳。”

“心無旁骛，沒有忠誠可言，我們就是要純新聞。”

調查記者查出一個大服裝品牌在印度非法雇傭童工，給很少錢甚至不給錢。服裝品牌為了拿掉新聞，給頭版廣告，一周一百萬。

這些台詞，這些故事，算全球媒體業内天天發生吧。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句，“小時候不讀書，長大當記者。”的确是打中七寸啊。如果現在小時候讀書的小孩都不去當記者了，尤其不當調查記者了，新聞殺人的事就少了嗎？《報社》中有句台詞：“網絡上都是研究好你的偏好，推送給你的。公正還是看報紙吧。”這是一個相對性的問題，堕落的是行業和渠道，更叠的是手段和平台，但是從業者如果因此成為素質窪地，那麼真正受害的還是新聞受衆，任何體制下，他們都看不到公正客觀的東西，隻有偏好。

4.人生近看是悲劇，遠看是喜劇

這句話是思聰引用卓别林的話，思聰是劇中最暖的奶茶小姐姐思悅的弟弟，思覺失調症（精神分裂）患者，一個有才華起點很高的年輕導演，被病魔折磨到吃藥就是一幅大傻子模樣，不吃藥就傷人傷己。

卓别林的話也可以反過來說，人生遠看是喜劇，近看是悲劇。才華和比天高的心氣，都可能成為悲劇源頭。

喬安的妹妹喬平，是精神病院的社工師，又善良又有愛又有擔當。她跟王赦律師是劇中的人性善的力量代表。喬安喪子之後，與丈夫勢同水火，跟自己的女兒冷若冰霜，女兒跟小姨喬平更親。姐姐請求喬平替她跟女兒談談的時候，她提醒姐姐，小朋友的問題，多半的源頭都是家庭啊。根據社會工作者的經驗，家人之間隻有互相傷害，沒有互相治療的。

喬平自己也險些敗在家人之間的傷害上。她像很多敗給心理疾患的心理醫生一樣，吸收了太多病患的負能量，自己的生活也瀕臨失守。喬安的丈夫林一俊是精神病醫院的醫生，林一俊算是這個社會的正常的大多數吧，有專業技能和職業冷靜，并不攀登道德高地，會像權勢低頭，用油嘴滑舌人生抵抗生活的慘烈和無解。喬安和林一俊是神仙眷屬，同行相投，相親相愛，說好了做不要小孩，快樂丁克。表面上貪玩的林一俊的内心世界是，“我是不想要我的小孩生出來要面對這個‘衆生皆有病’的社會”。這是精神科醫生的最後的堅守，當然，最後還是沒守住。

從要面對“衆生皆有病的社會”這個角度說，生孩子的确是個緻人于險境的事，這個人還是你親愛的小孩。很難說這是悲劇還是喜劇。

後面的私貨：

這個劇新聞和精神健康雙主題運行，都是我的敏感帶。任性寫下來，還是對媒體環節，更熟悉，說得更多。這是幾十年的職業烙印。思聰和喬平有段對話很治愈，思聰絕望地說：為什麼，為什麼是我（得病）？喬平說，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姐姐喬安比較幸福的是，她有一個好丈夫，好妹妹，好搭檔（沒顧上寫news 哥，喬安在職場上多虧他永遠在身後支持，才有長袖善舞的空間），讓她從冰箱人格中回溫過來，不是所有人都能有這麼高配置的好人緣。

當我們人生配置比較低，活着的難度系數太高的時候，指天發問，為什麼是我！就這麼想吧，可能你比較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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