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雎
先秦:佚名
關關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譯文
關關和鳴的雎鸠,相伴在河中的小洲。那美麗賢淑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
參差不齊的荇菜,從左到右去撈它。那美麗賢淑的女子,醒來睡去都想追求她。
追求卻沒法得到,白天黑夜便總思念她。長長的思念喲,叫人翻來覆去難睡下。
參差不齊的荇菜,從左到右去采它。那美麗賢淑的女子,奏起琴瑟來親近她。
參差不齊的荇菜,從左到右去拔它。那美麗賢淑的女子,敲起鐘鼓來取悅她。
賞析
《國風·周南·關雎》這首短小的詩篇,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據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詩經》的第一篇,而《詩經》是中國文學最古老的典籍。雖然從性質上判斷,一些神話故事産生的年代應該還要早些,但作為書面記載,卻是較遲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說,一翻開中國文學的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關雎》。
當初編纂《詩經》的人,在詩篇的排列上是否有某種用意,這已不得而知。但至少後人的理解,并不認為《關雎》是随便排列在首位的。《論語》中多次提到《詩》(即《詩經》),但作出具體評價的作品,卻隻有《關雎》一篇,謂之“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在他看來,《關雎》是表現“中庸”之德的典範。而漢儒的《毛詩序》又說:“《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這裡牽涉到中國古代的一種倫理思想:在古人看來,夫婦為人倫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須以夫婦之德為基礎。《毛詩序》的作者認為,《關雎》在這方面具有典範意義,所以才被列為“《風》之始”。它可以用來感化天下,既适用于“鄉人”即普通百姓,也适用于“邦國”即統治階層。
《關雎》的内容其實很單純,是寫一個“君子”對“淑女”的追求,寫他得不到“淑女”時心裡苦惱,翻來覆去睡不着覺;得到了“淑女”就很開心,叫人奏起音樂來慶賀,并以此讓“淑女”快樂。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詩經》的時代是對貴族的泛稱,而且這位“君子”家備琴瑟鐘鼓之樂,那是要有相當的地位的。以前常把這詩解釋為“民間情歌”,恐怕不對頭,它所描繪的應該是貴族階層的生活。另外,說它是情愛詩當然不錯,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愛情詩。這原來是一首婚禮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贊美新娘、祝頌婚姻美好的。《詩經·國風》中的很多歌謠,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娛樂功能,又兼有禮儀上的實用性,隻是有些詩原來派什麼用處後人不清楚了,就僅當作普通的歌曲來看待。把《關雎》當作婚禮上的歌來看,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也是喜氣洋洋的,很合适的,
當然這首詩本身,還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現的。之所以如此,大抵與在一般婚姻關系中男方是主動的一方有關。就是在現代,一個姑娘看上個小夥,也總要等他先開口,古人更是如此。娶個新娘回來,誇她是個美麗又賢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說自己曾經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歡喜。然後在一片琴瑟鐘鼓之樂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滿的婚姻就從這裡開了頭。即使單從詩的情緒結構來說,從見關雎而思淑女,到結成琴瑟之好,中間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來不易的東西,才特别可貴,特别讓人高興。
這首詩可以被當作表現夫婦之德的典範,主要是由于有這些特點:首先,它所寫的愛情,一開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終又歸結于婚姻的美滿,不是青年男女之問短暫的邂逅、一時的激情。這種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負責任的愛情,更為社會所贊同。其次,它所寫的男女雙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這是一種與美德相聯系的結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雙重意義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說體貌之美和德行之善。這裡“君子”與“淑女”的結合,代表了一種婚姻理想。再次,是詩歌所寫戀愛行為的節制性。細讀可以注意到,這詩雖是寫男方對女方的追求,但絲毫沒有涉及雙方的直接接觸。“淑女”固然沒有什麼動作表現出來,“君子”的相思,也隻是獨自在那裡“輾轉反側”,什麼攀牆折柳之類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愛得很守規矩。這樣一種戀愛,既有真實的頗為深厚的感情(這對情詩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對于讀者所産生的感動,也不緻過于激烈。以上種種特點,恐怕确實同此詩原來是貴族婚禮上的歌曲有關,那種場合,要求有一種與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稱的有節制的歡樂氣氛。而孔子從中看到了一種具有廣泛意義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視道德修養的人生态度,《毛詩序》則把它推許為可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的道德教材。這兩者視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緻之處。
古之儒者重視夫婦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在第一層意義上說,家庭是社會組織的基本單元,在古代,這一基本單元的和諧穩定對于整個社會秩序的和諧穩定,意義至為重大。在第二層意義上,所謂“夫婦之德”,實際兼指有關男女問題的一切方面。“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記·禮運》),孔子也知道這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要求。飲食之欲比較簡單(當然首先要有飯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緒活動要複雜、活躍、強烈得多,它對生活規範、社會秩序的潛在危險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論語》)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養,都首先要從男女之欲開始。這當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麼程度為合适,卻是複雜的問題,這裡牽涉到社會物質生産水平、政治結構、文化傳統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也牽涉到時代條件的變化。當一個社會試圖對個人權利采取徹底否定态度時,在這方面首先會出現嚴厲禁制。相反,當一個社會處于變動時期、舊有道德規範遭到破壞時,也首先在這方面出現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關雎》,它所歌頌的,是一種感情克制、行為謹慎、以婚姻和諧為目标的愛情,所以儒者覺得這是很好的典範,是“正夫婦”并由此引導廣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關雎》既承認男女之愛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有要求對這種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會的美德,後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發揮,而反抗封建禮教的非人性壓迫的人們,也常打着《關雎》的權威旗幟,來伸張滿足個人情感的權利。所謂“詩無達诂”,于《關雎》則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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