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4月28日，上海市虹口區，在醫院門前排隊等擔架的救護車。由于擔架床在急診室内被病人占用，救護車無法正常運轉，他們需要等待一張擔架床的到來，才能接下一個急救病人。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

4月28日中午，3輛120救護車堵在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急診樓前。

因為急診爆滿，病床周轉慢，“我們的床被醫院’壓’了。”120救護車随車醫生王曉惠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由于擔架擱置，她跟随的這輛救護車無法接單送病人就醫。在上海，很多救護車正在經曆這樣的時刻。

那3輛“擔架擱置”的車中，最久的一輛已停運一個多小時。正常情況下，這段時間裡，他們至少可以将兩名急救病人送往醫院，但現在車一動不動。

“壓床”死循環與填不滿的窟窿

4月28日，王曉惠将一名昏迷的病人送到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急診室。這名病人住在同心路338弄，位于封控區，有糖尿病史，上午下樓做核酸時，突然暈倒，進入昏迷狀态。病人家屬撥打了120急救電話。從接到派單，到将病人送至醫院，救護車花了23分鐘。

然而這輛救護車自此閑置下來。司機、醫生、擔架員都在，唯獨沒有擔架床。“現在我們就已經暫停（接單）了。”救護車司機陶炜說。

他有兩種辦法解決，要麼等醫院把床騰出來還給他，要麼等急救中心的流動送床車送來床。

“現在疫情的關系，它（送床車）的床也不夠用，因為基本上收不上去，隻能在急診等着。”陶炜告訴記者。閑下來後，有的司機呆坐在駕駛室裡，有的司機趴在車窗上，有的玩起了手機。陶炜并不希望自己閑下來，閑下來就意味着有病人在等待。他們遇到過，救護車抵達現場時，病人已經去世。

眼見已至中午，一時半會兒又等不到床，他們回急救站吃午飯。飯後，他們空車返回市一醫院急診門前時，“大概已經壓了5輛車。”王曉惠說，她隻好繼續排隊等待。

此時，在上海醫療急救中心120調度指揮中心的調度系統裡，已有49單“急救待派”――49名病人正在等待120救護車的到來。但系統顯示，閑置着、“暫停調用”的救護車有51輛，其中就包括王曉惠的這輛。

4月28日，上海市徐彙區，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的調度系統顯示，當日14時49分，系統中“急救待派”任務49個，“回家待派”78個。由于120救護車運力受到限制，許多急救任務無法派出，病人要一直等待救護車的到來。而疫情期間，由于交通工具不足，病人從醫院回家也需要乘120救護車，更加劇了救護車運力的緊張。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我輪子滾去了，現在滾不出來了。”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通信部部長李警雷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50輛車就相當于30%（運力擱置）。我（中心城區）一共140輛。” 市醫療急救中心負責中心城區7個區的急救調度，其他區呼入電話則轉接至各分區的急救中心受理。

“我們最高達到70%的車輛擱置。”李警雷告訴記者，這也是他不願意看到的。急救中心一邊緊急購置一批擔架床補充到一線，一邊協調各醫院盡快歸還擔架床，一邊通過更高效的消殺縮短救護車“暫停調用”的時間。

李警雷表示，市衛健委近期曾下發過文件，敦促各醫院将壓在醫院的擔架床還給急救中心，“但對我來說，看到的效果就感覺推不動。”

在李警雷看來，壓床造成的運力下降，是他們當下最大的困難。而病床的缺口，對他來說，像是一個填不滿的窟窿，“真的沒底的”。

盡管那些“暫停調用”的車輛，有一部分車輛是因“消殺”或随車人員吃飯、更換防護服而暫停，但這些因素造成的救護車擱置時間是有限的，壓床造成的車輛擱置時長則是未知的。

陶炜被“壓床”最久的一次是7個小時，等床騰出來時，他已經到了下班時間。他的同事有人曾在上班後，第一單将病人送往醫院後，就出現壓床現象，之後一整個班的時間隻剩下等待。

醫院也有難言之隐。

上海交通大學附屬醫學院仁濟醫院東院區門急診辦公室主任張斌淵說，以往，上海病人數量、醫療機構數量和120救護車數量，基本處于緊平衡的狀态。但當越來越多醫院改為定點醫院以後，非定點醫院急診科的壓力陡然變大。

“我們原先一天救護車量是30至40輛，多的時候，會有50多輛。”上海交通大學附屬醫學院仁濟醫院東院區門急診辦公室主任張斌淵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現在基本上每天八九十輛，厲害的時候要超過100輛。”

仁濟東院急診科副主任劉黎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病人）進來的多，出去的少。”他們急診科也在想方設法提供病床，擔架，甚至輪椅，都已用上，急診室已人滿為患，暫時轉不出的病人也積壓在急診室，于是新的病人無床可用，除非120把救護車上的床留在這裡。

疫情之前，醫院也存在壓床的現象。但壓床時間不會像現在這麼久，因此救護車的周轉率會更高。李警雷覺得，疫情，讓一些原本存在的問題暴露得更加明顯。

壓床，會造成120壓車，壓車則會造成急救系統“壓單”，最終的後果則是上海病人的積壓。“壓單裡面大多數是日常急救。”李警雷說。

不少病人向記者反映，當他們呼叫120救護車時，時常被告知，需要排隊等待，有時排到的号是200多，有時排到的是500多。李警雷也知道，有許多病人在等待着，他從調度系統裡那些“急救待派”單的數據看得出來，他也很着急，也理解那些打電話來罵120的人。

“什麼都被罵過了。”調度員徐增說，每天都會被罵，但沒辦法，他碰到這種情況隻能安撫，也希望疫情期間，大家互相理解。但看着那些調度系統裡“暫停調用”的車輛，他隻能幹着急。

近期，天津、河南共派出100輛救護車增援上海。但這些救護車主要負責“陽性病人”的轉運。李警雷告訴記者，天津的救護車隊曾試圖參與到日常非新冠病人的急救轉運中，但很快發現碰到了新的問題：上海方言造成語言溝通不暢、司機不熟悉城市道路。

“超負荷運轉”與“資源浪費”

4月28日，上海市徐彙區，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調度中心大廳的大屏幕顯示，截至當日15時07分，有16978人次來電，但出車數量隻有2040車次，急救12分鐘到達率隻有44.63%。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在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120調度指揮中心，120電話呼入量在4月5日這天達到峰值――9.1萬。

在原本急救中心做的應急預案中，他們設想，120呼入電話可能“三四萬”。但實際數據，還是超乎了李警雷的想象。“這是全國的記錄。聽說武漢當時四五萬吧。”

整個調度系統的業務量已經較日常“翻了十幾倍”，他那天很緊張，一直待在調度大廳，不敢離開，“（以前）沒經曆過”。調度員們一刻不停地接線，但還是有人無法打通急救電話。

3月28日，浦東新區開始封控，上海市120急救電話的呼入量就開始迅速增多。得知浦東即将封控時，他正在開會，商讨評估疫情下急救中心會遇到的問題。

李警雷緊急召喚家住浦東的急救中心工作人員，回到位于浦西徐彙區的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他此前并未提前得到封控通知，也沒預想封控會持續多久。

從3月28日開始，他就看着調度中心大廳裡的那塊屏幕上的每日來電數，從2萬多，漲到高峰時的9萬多，到如今慢慢回落到兩三萬。從始至終，120急救系統一直在運轉，“沒癱瘓掉”。但所有的擔子，都壓在這些調度員身上。

“調度員的排班全部是超負荷的。有人都哭了。”李警雷說，“已經到極限了，幾個女孩子跟我鬧，‘做不動了，真的做不動了’。”這些調度員相比于往常，工作量翻倍，但後勤保障也遇到了困難。

疫情之下，急救中心采取閉環管理，調度員已經一個月沒回家。這些調度人員中多是女性。調度中心位于急救中心大樓的9層，而10層的一間可以俯瞰調度大廳的辦公室，成了她們臨時宿舍，地上鋪滿了被子。

“她們都是在那兒睡地鋪。”李警雷說，其中一些甚至連洗漱用品、衛生巾、内衣内褲，都沒來得及準備。

持續的閉環管理與高強度工作中，有高血壓的調度員出現“斷藥”的情況，有調度員開始尋找安眠藥。為了應對一些可能出現的緊急情況，急救中心甚至配備了AED（自動體外除顫儀）。

在急救站，急救醫生、司機、擔架員同樣許久沒回家了。很多司機由于長時間駕駛，腰病犯了，忍着疼痛開車。由于救護車需要24小時運轉，如今運力降低，他們隻好依靠備更多的班次來彌補運力不足的問題。

“這一段能吃到熱飯熱菜就是奢望了。”陶炜說。

在調度中心，調度員們最常問李警雷的是，“什麼時候能回家？”他也不知道。有人母親清明節下葬，沒辦法回去；有人兒子即将出國留學，母親沒辦法回去。而李警雷自己也已有40餘天沒回過家，妻子在電話裡向他要過吃的，他也沒辦法。

4月28日，上海市徐彙區，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的調度中心大廳。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更廣大範圍上的生活求助電話也通過120急救電話打了進來。這讓李警雷很無奈。

“每天呼入的來電，無效電話很多。”李警雷說，這些無效電話中有斷糧讨飯吃的、斷藥求藥吃的。

很多時候，30歲的調度員徐增很矛盾。“人家說要去配藥，實際上不需要救護車，但居委會沒辦法解決。”徐增說，“那他就說，我不配藥了，我要去醫院看病。有這樣一部分病人占用了這個資源。”但他沒辦法線上核實病人情況，有時會遇到誇大病情，或者被騙的情況。

徐增還遇到過許多占用救護車資源的情況：在家被狗貓抓傷咬傷，要打狂犬疫苗，缺少交通工具；小區被封控，但需要去醫院做核酸；孕婦定期産檢，因出不去，無交通工具，叫120送醫。

他們還曾碰到有尋求生活物資的人打來電話，以跳樓相威脅。“一個電話挂8個小時，‘你不過來我就跳樓’，他覺得你就是救命稻草，我抱着你，你給我解決。”李警雷告訴記者，遇到這種情況，調度員也沒辦法，隻能耐心解釋，也不敢挂電話。甚至有在家憋久了、想要出門的人打來電話，謊稱自己有病，需要送醫，“送到醫院，他跑了”。

“服務内容搞錯了，我是生命熱線，不是求助的。”李警雷說。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非急救類病人的呼入也在占用有限的120調度資源。“像血透病人透析、病人斷藥，類似的病人應該通過街道、社區車輛轉移就醫。”

“我們也呼籲，一個人要正确打120。”李警雷說，否則會造成救護車資源的浪費。與此同時，有限的120救護車資源還被分配用來轉運病情較重的“陽性病人”，以及送沒有交通工具的病人回家。

這些有限的資源，徐增隻能根據病人家屬來電時講述的病情危重與否，調度救護車。在4月28日下午3時急救中心調度系統裡，有不少顯示為“挂起”的求助信息。每一個“挂起”背後，都意味着有一名病人尚未等到救護車的派出。其中，有兩單是來自兩名逝者家屬的求助。

家屬打電話希望急救醫生前去開死亡證明。“他不需要搶救這個病人。”徐增說，“那你告訴我，這是急，還是不急？”對于病人家屬而言，“不急不可能的”。

就醫信息堵塞

4月28日，上海市虹口區，救護車工作人員用軟擔架将一名病人擡下樓。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120救護車資源還浪費在開往醫院的路上。

有司機曾拉着病人跑了三五家醫院，發現都關掉了。

這讓李警雷很痛苦。“這信息沒一個權威的渠道。”李警雷告訴記者，他們隻好“自救”，使用“土辦法”――自己一家家醫院地求證。

調度員徐增發現，每當病人家屬打電話來問，“哪家醫院開着還是關着，我們都沒辦法回答。”

“特别是發熱門診。”徐增說，他們如果接了個陽性，或者密接，就要消殺。徐增問他們什麼時候消殺好，通常他很難得到明确的回答。

4月28日這天，徐增接到一個“陽性樓”的病人求助，他聯系醫院時被告知，“房間已經滿了，過去隻能等待。”

從他的感覺上來看，4月初到4月中旬這段時間，是各個醫院最緊張的時候，大多醫院已經飽和。不隻是急診，發熱門診的床位也很緊張，他曾打電話詢問一家醫院的發熱門診，得到的答複是：“人都滿了，你過來隻能站着。”

劉黎發現，“上海發布”（記者注：上海市政府新聞辦公室社交賬号）公布的醫院開診信息，有時是滞後的。她聽到有病人說，根據這個開診信息去某個醫院後，發現醫院正在消殺，無法接診。

信息不互通，醫院開診與病人就診信息總在變，120調度員很難掌握各醫院的最新情況。

“理論上這不是我關心的問題。”李警雷說，但他們現在必須花費精力去摸底各家醫院的就診情況。如果有權威信息，“我的效率肯定提高。”但目前，他還沒看到更好的解決辦法。

仁濟醫院東院區急診科的醫生們有時懷疑，急救中心的調配系統出了問題，尤其在4月初到4月中旬的半個月裡，他們感覺，浦東的救護車似乎隻往仁濟東院的急診科跑。

救護車送病人有三個原則：就急、就近、病人及家屬意願。

“急救的還是往三甲醫院去。”李警雷說，由于醫療資源不均衡，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疫情之前，曾有三甲醫院的領導跟李警雷打電話，讓他少送病人。“我說你知名度太高了。”李警雷說，“就像我們學區房一樣，重點學區房，再遠，我帶孩子也跑過去，就是花錢。”

“但近期應該說在逐步好轉。”李警雷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随着越來越多的醫院開門接收病人，在尋找醫院上浪費的時間正在減少。徐增也感覺，“比之前好很多了”。

4月28日，上海市虹口區，救護車将病人送至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急診室前等待入院。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但其他堵點還是存在。最大堵點――“壓床”問題，李警雷感覺到近期“更嚴重了”。

4月28日這天，王曉惠直到下午4時20分才開始重新接單，“接了一車危重預報”。由于病人沒有24小時内的核酸檢測報告，醫院也暫時沒有緩沖病房騰出來，病人隻好在救護車上持續吸氧并監護病情。

王曉惠一直在救護車上陪着病人，直到晚上7點。這一天，這輛救護車因為床被占用，停運7個小時。

“我們就像老牛拖車，好不容易過去了，又動不了了。”李警雷說，上海交通管制，“理論上開車是最方便的時候，但效果不成正比。這個工作要反思。但我們真的盡力了。”

李警雷曾看到一張令他“于心不忍”的照片――一位病人在私家車上進行心肺複蘇，“理論上應該在救護車上”，但叫不到救護車，病人家屬隻好自己備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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