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者王侯，敗者寇”這句話用在元末的農民起義中在合适不過了。同樣是農民起義的領導者，朱元璋取得了勝利、建立了大明王朝，被冠以了驅除鞑虜的英雄稱号。另一個農民起義的領導者陳友諒卻因為輸給了朱元璋，而被冠以野心家的“帽子”。不管是《明史》這樣的封建王朝正史，還是野史、民間小說對于陳友諒沒有良好的評價。甚至在幾百年後的金庸先生的《倚天屠龍記》裡面，還把陳友諒描繪成一個耍盡陰謀的野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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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友諒之所以被抹黑，最主要還是因為他在那場農民起義的浪潮中輸給了朱元璋。事實上陳友諒的失敗是早已注定的，畢竟無論是從為人還是能力等方面來看，陳友諒都在朱元璋之下。

套用《過秦論》裡面這句“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來形容陳友諒與朱元璋勢力此消彼長再合适不過了。陳友諒之所以在與朱元璋的鬥争中失敗，最重要的便是二者的“仁義”之心。作為同是底層士兵出身的陳友諒跟朱元璋，在晉升路上最大的障礙莫過于自己的領導了。

陳友諒晉升途中，最大的障礙就是自己的兩個領導——倪文俊、徐壽輝。因為不甘居于徐壽輝之下，倪文俊便密謀造反，不料事情敗露隻得投奔自己曾經的下屬陳友諒。面對有恩于自己的老上司倪文俊的投奔，陳友諒選擇了保全自己殺死了倪文俊。有恩不報非君子，從大局上來看這件事陳友諒做得沒錯，但是從小節上來看陳友諒無疑是恩将仇報。

等到了陳友諒羽翼豐滿之後，徐壽輝變成了他奪取大權的最大障礙。在挾持徐壽輝攻下太平、采石之後，認為朱元璋所占的應天府可以唾手可得，就急不可耐地派武士用鐵錘擊碎徐壽輝的腦袋，然後以采石五通廟宇為行宮，草草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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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看朱元璋是如何巧妙的除掉自己的上級領導，就像陳友諒有倪文俊、徐壽輝兩個障礙物一樣。朱元璋晉升途中也有一個障礙物，那就是紅巾軍名義上的領導韓林兒。雖然當時紅巾軍的軍權已經全部為朱元璋掌控了，但是畢竟名義上的領導還是韓林兒。為了除掉韓林兒，朱元璋授意廖永忠暗中弄翻了韓林兒的乘船。在韓林兒的葬禮上，朱元璋帶着百官到江邊哭祭，涕淚橫流地為韓林兒設置靈位。一場哭戲不僅除掉了障礙，還赢得了“忠義”的美名。

如果說對待上級領導這件事更多的是看到朱元璋虛僞的“仁義之心”。那麼對待俘虜的問題上，朱元璋的仁義之心就毋庸置疑了。在鄱陽湖大戰期間，陳友諒的軍隊饑疲交迫，龜縮不出，朱元璋寫信激陳友諒，說陳友諒不敢出戰，非大丈夫所為。陳友諒見信後大怒，為了洩憤，将幾千俘虜全部殺光。朱元璋卻将俘虜全部放掉，并發放藥品給敵軍傷兵，公祭敵軍死難者。兩相比較之下，讓本就陷入困境的陳友諒大軍徹底失去的戰心，在陳友諒被射殺之後，這些戰敗的士兵們無一例外都選擇了投降。

隻是在為人處世上輸給了朱元璋，那還能用能力來彌補。但是恰恰在能力上，陳友諒再一次輸給了朱元璋。元末起義最有利的旗幟就是“反元”，隻要“反元”就能吸引老百姓的支持。基于這點，朱元璋一直以來都樹立起“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宋天”的大旗。反過來看陳友諒在勢力強大起來，便開始膨脹。不再理會“反元”的旗幟，一心隻想着跟其他起義大軍争奪地盤，失去民心的陳友諒自然是敵不過擁有民心的朱元璋。

民心不是口号喊喊就能輕易獲得的。如果沒有給到老百姓實惠，到頭來還是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基于這點朱元璋采納了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修築堡壘，鼓勵生産，與民生息。而陳友諒方面則是不注重百姓休養生息，一方面是自己享受奢靡的生活，另一方面是窮兵黩武，四處征戰。久而久之，原先勢力強大的陳友諒逐漸頹敗，而勢力弱小的朱元璋則是日漸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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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争取民心、與民生息之外，朱元璋在整頓軍隊紀律跟網羅人才方面的能力也是陳友諒所不具備的。為了整頓軍紀，就連自己的親信随從犯了罪也是一樣懲罰。而陳友諒的軍隊則是“上下驕矜，法令縱弛”。網羅人才方面更不用說了，朱元璋文有劉伯溫，武有常遇春、徐達等人。而陳友諒因為猜雄忌能，殺害趙普勝、徐壽輝，不僅促使許多部将倒向朱元璋，而且導緻了明玉珍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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